第4章 程朱學派
第一編 復演古來學術之時期
明末王學狂恣之流弊，學者雖厭惡之，然尚未有公然反對者，雖顧炎武為考證學之祖，亦不過提倡程朱以斥陸王而已。黃宗羲亦從王學入手，而創經世致用之學。至乾嘉間惠棟、戴震出世，考證學大成，方公然推倒宋學，揭櫫漢學。可知在清初時理學派尚非全無勢力也。理學派中，又可分為程朱學派、陸王學派、朱王折衷學派。
第一節 顧炎武
一 略傳及著書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崑山花浦村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紀元一六一三），歿於清康熙二十一年（紀元一六八二），年七十歲。性耿介絕俗，狀貌英秀，事繼母王氏甚孝。明亡時，清師下江南，炎武糾合同志，舉義兵，不成，崑山城破。母年六十，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義不可屈”；不食而卒。臨終，以世食明祿，勿仕二姓，誡炎武。炎武奉遺教，終生不渝。周遊天下，所至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跡，自金石碑碣，以及地理經濟之學，無所不通。出遊時，後車滿載書籍，作實地之參考。見聞既廣，卓然自成一家，當代咸目為通儒。康熙十六年，始卜居陝之華陰。諸生有請講學者，謝之曰：“近日李二曲，亦以聚徒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至凶死；雖威武不屈，然名之累則已甚；況東林之覆轍，由此而進者耶。”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諸公卿爭欲羅致之。炎武乃豫使門人之在京者，辭之曰：“刀繩具在，勿速我死。”炎武既負用世之才，未得一試；於是在雁門之北，五台山東，及長白山下，墾田牧畜，以實行其經濟政策；墾熟之田，恆交其弟子管理之，故其財用常饒足云。
著書有《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肇域記》一百卷；《音學五書》三十八卷；《五經異同》三卷；《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石經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經世編》十二卷；《下學指南》六卷；《文集》六卷；《詩集》五卷；《歷代帝王宅京記》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此外小品著述尚多，大都收入《亭林遺書》。
二 學說
炎武博學多聞，考證精詳，長於經濟。抱用世之志，最忌空談。有鑒於晚明王學，類於狂禪，故專奉著實周到之朱學，排斥陸王。嘗曰：“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經學，即理學也。自有捨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興。”（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此經學即理學之言，正是推翻宋明理學，而直進於六經根柢之標語。唐鑒（字鏡海）有云：“亭林之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以卓犖不群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國朝學案小識》）觀此，可知炎武之學養，雖不如宋明諸儒，專力於理氣心性，然實闡明道之體用，究極於經世之術。其所著《日知錄》，最足表顯其學風；其求學之精神，為後來考證學之基礎；故炎武可謂之程朱派之考證學者。
理氣心性之學，自宋迄明，可謂登峰造極。闡發已無餘蘊；清代儒者，苦無研究之餘地。於是一轉其方向，注意及考證學。故哲學思想，可以論述者，雖大家如炎武，亦不免有寂寥之感。然其實踐方面，則各有一說。今舉其為學之要旨如下：
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下學指南》）
此語雖甚簡易，然為學經世之綱領，不出乎此。炎武不幸處明清革命之際，不得實施其抱負。然觀其言行，真王佐之才也。其與友人論學一書，頗足見其主義之所在。今撮其要點如下：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然許可，以墮於謝上蔡、張橫渠、陸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於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於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一切不談。（《與友人書》）
觀此：則炎武之踐履篤實，根本上極似程朱；而其專求實際，不落空談，則又在程朱以外，自成一種樸學。無怪後來之考證學，推炎武為初祖也。
第二節 陸世儀
一 略傳及著書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紀元一六一一）。長於陸隴其十九歲，與顧炎武、黃宗羲等相先後。當劉宗周在“蕺山書院”講學時，世儀欲往聽講，未果，一生常引為遺恨。是時流賊橫行天下，彼見生民之塗炭，上書朝廷，謂宜破成格“舉用文武幹略之士”，不報。退而鑿地十畝，築亭其中，高臥閉門謝客，因號稱桴亭。明亡後，曾在東林講學；已而復講學於毗陵。及歸太倉，亦講學不輟。清朝屢欲起用之，固辭不出。專修“程朱學”，終身從事著述，與陸隴其及張楊園等齊名，海內仰為真儒。康熙十一年，六十二歲卒（紀元一六七二）。
著有《思辨錄》二十二卷，《後集》十三卷，此書前後經十二年之研究而成，故其思想盡在於中。此外有《論學酬答》四卷，《儒宗理要》六十卷，《性善圖說》一卷，據其《傳》，則未刊者尚有數種。《四庫全書提要》評之曰，“世儀之學，以敦守禮法為主，不虛談誠敬之旨；以施行實政為主，不空為心性之功；於近世講學諸家，最為篤實，其言皆深切著明”，蓋確評也。
二 學說
陸氏為學之特色，是能體得程朱著實之旨，不作虛空之談。嘗謂：“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也；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也”；又曰：“今之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世用，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於世；迂拙之誚，所以來也。”（《思辨錄》卷一）彼譏貶俗儒空迂之外，又舉為學五弊曰：“談經書而流於傳註者；尚經濟而趨於權譎者；務古學而為奇博無實者；看史學而入於氾濫者；攻文辭而溺於詞藻者；是皆不知大道之故也。不知大道，則胸無主宰，心緒常差錯，而不得步於正道。”（《思辨錄》之一）至於何者為大道？則是周公孔子之道，亦即天地自然之道，學者即學此道也。一部《中庸》，只說一個道字；一部《大學》，只說一個學字；原於天者謂之“道”，修於人者謂之“學”，貫天人而一之者，謂之“道學”。是故“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無此道，則天地且不成天地，人又何能念及之！故宏道之君子，不可不竭力從事於道與學。此道在天地之間，本不可見，學道之人，則能見之。“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謂其能深察上下，遍滿空中，無不是道”（同上）。意謂人物之生，本自天人合一而來，能參贊天地之化育，全受全歸者，則為聖人。窮其道欲近於聖人者，則為學道之人。其解學道如是；桴亭之道，是儒家之正脈也。至謂聖人是稟天地之正氣以生，此是繼承程朱之性說。
要之陸氏以為道外無學，道學外無聖人，而聖人即為天地合一者，道之具象化者。故立志讀聖賢之書，即為學者；立志行聖賢之事，即為學問。彼以《大學》、《中庸》為學者入門之書，道學之所寄託者。學之基礎，當植於是。而其中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即為為學之過程，為國家造就有用之人才，即出於此。其注重實學之一點，所以在清代程朱學派中，為出人頭地之學者也。且其言曰：
近世之講學，多似晉人之清談，清談甚有害於事。孔門無不就一語之實處教人。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俱是恐人之言過其實也。正（正德，武宗年號）嘉（嘉靖，世宗年號）之間，道學盛行；至隆（隆慶，穆宗年號）萬（萬曆，神宗年號）而益盛，一日而天下靡然從風，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盡矣。
陸氏於道學之根本論，則始終主張“居敬窮理”四字。以為是學聖人之第一工夫，“徹上徹下，徹首徹尾，只此四字”。又謂“居敬是主宰處，窮理是進步處，程子亦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於致知”（《思辨錄》卷二）。此點與程朱殆無出入。
陸氏為學，雖無創說，然以“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配天地，故能盡道”四句，為周子“《太極圖說》”之旨義；其《理氣妙合論》，則又打破羅整庵之“道一元說”，究明理氣之屬性；皆堪注目。蓋彼先從太極入手，以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以立人極之見解，則為周子所獨創；《太極圖說》全篇之主意，當在此一點。故讀此書，但論太極，不察人極，則周子之意旨，當全失卻。故云：“不知太極，則無天地；不知人極，則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思辨錄》卷四）其合太極人極為一，而謂二者不可相離，與《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之言，同其旨。離了天道則無人道，離了人道則無天道。蓋用渾然一體之理，以觀察《太極圖說》，而為此說者也。在此點蓋受劉念台之“人極圖說”及“動靜說”有幾分之影響。而以主靜二字，立人極之本；以中正仁義，為主靜之實落處；凡此總稱為聖人之盡性工夫。
中正仁義而主靜者，周子立言，甚周匝也。然主靜下，又自註曰無慾故靜；無慾，無人慾也；無人慾，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為靜，以人慾為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哉！（同上）
此中正仁義，即是聖人之道；中正仁義之外，別無所謂主靜。離中正仁義而言主靜，則非主靜。與五行之外，別無陰陽；五行即陰陽，陰陽即太極之理相同。
彼於理氣說中，又認理氣二者，為不可分。此說先儒皆未論及；只有朱子說過“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既有是氣，則是理也”。又論萬物之一原，則謂“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謂“氣猶相似理絕不同”；此四語實具卓識。凡論理氣之學者，皆當引為標的。故云：“學者宜取此四言參伍錯綜，尋求玩味，胸中貫串通徹，務使無一毫疑惑而後可。如是則於天地萬物性命之理，當自能了然而無間。”又對於羅整庵“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以為“凡物必兩而後可合，太極陰陽，果為二物，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之疑問，論述之如次：
整庵言理氣，亦固陋也；夫氣即是理；以為氣中則有理而非氣，是即理也；既非氣則是理，則安得不為二物？（《思辨錄》卷二）
又曰：
整庵以為氣集便是集之理之謂；氣散便是散之理之謂；惟其有集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是則就集散上觀理。而不知所以為集散之理也。宜其於程朱之言，多有所未合。（《後集》卷二）
彼認整庵之理氣，墮於形器之中，而未能體得渾然融合（理氣之一元）體現天地之妙用之理。蓋周子哲學，決非二元論；整庵不達此旨，宜乎懷疑不決也。
其次是彼之性說，以為性即是氣質；本然之性，不可稱為性。後來儒者，率以孟子之性善說為本，以為本然之性，渾然至善，純粹未發，此言決不得當。所謂性者，不是此種本然之性；孟子之性善，亦不是此種意思；孟子是就天命上說，是說命善，不是說性善。天命之初，吾人尚未落於氣質，故此說可以成立。厥後朱子欲發見至善之根據，亦言性善；但朱子於“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分別，初不甚了了。又伊川、朱子論性時，皆曾分性為本然、氣質二者，而以為前者即孟子之性善，後儒亦附和此說。然孟子之言性善，乃《中庸》“天命之謂性”之類。只就天命上說，未落於氣質。然孟子又有“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生以後看，即下愚濁惡，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稱端，即知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有性善也。此是說人人有為善之資質。有為善之可能性耳；決不必說到人性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以釋氏所謂真性者當之。要之性宇，必落於後天之氣質，而始有性可稱。如周子之說為最妥。其言云：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曰：形生質也；神發氣也；形生神發，而五性具足。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有氣質。（《思辨錄輯要後集》卷四）
此論頗有根據，就《易》一陰一陽章而區別之，則自來所傳孟子之性善說乃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之處立論，未嘗說到“成之者性”。而陸氏則謂在“成之者性”以前，不得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矣。
彼又讚周子曰：
諸儒中論性，莫如周子最明白，最純備，《通書》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貞上，看出繼善成性處，不過一誠字，則實理也，能全此實理者惟聖人；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同上）
陸氏以為惟氣質方可稱為性；若善惡之分歧點，則在於誠德之成就如何而見之。故又說惟周子“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一句中之“而已矣”三字，最為竭盡無餘之辭。從來論性之人，無有比此語更簡而得要者。而後來儒者罕稱之，蓋皆以此言為專論氣質，而不知氣質之外，初無所謂性也。程張朱諸子之論性，千言萬語，其實不能及此。陸氏如此斷定，用氣質一元論，充足周子之說；又用作自己之性說。彼固理氣一元論者，於性說以一元始終之，可謂徹底之學說。
第三節 陸隴其
一 略傳及著書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生於明崇禎三年（紀元一六三〇）。唐名相陸贄之後也。康熙九年，進士及第，年四十一，授江蘇嘉定縣令，專以德化人，治行稱天下第一。後為直隸靈壽縣令，與諸生講論，著《松陽講義》十二卷。為說百八十章，隨時舉示，非逐節講解。時黃宗羲之學，盛行於西方；隴其不以為然，再三致意此編，以啟導後學。在任八年，民風士習，皆大改善。後徵入京，補四川道監察御史；在職一年，知無不言；以爭納捐事，觸政府忌，引疾歸。未幾，致仕，屏居於華亭之泖口，大振風教，益以明道覺世為己任。偶犯病，遂不起，年六十三（康熙三十一年）（紀元一六九二）。聖祖深悼惜之，曰：“本朝如此之人，更不多得。”陸氏資性篤厚，有古人風，言清行超，人格高尚，故到處能改進風教。乾隆二年，賜謚清獻。時人稱為“當湖先生”。“三魚堂”，即其書齋名。著有《三魚堂集》十二卷，《外集》六卷，《賸言》十二卷，以上收於全集中。此外《松陽講義》十二卷，《四書講義困勉錄正續》三十七卷，《問學錄》四卷，《讀朱隨筆》四卷，《讀禮志疑》六卷，均為重要之作。
二 學說
清初之諸名家，卒皆指摘“王學”末流之弊，以圖刷新。然於程朱陸王，則又取兼攝主義。至稼書方粹然宗朱子棄餘家，以明聖學根原振興教化為事。其《學術辨》三篇，是為破陽明明程朱之道而作。謂世之儒者無操守，信源流不清之“王學”，以為與聖教大同小異。此種現象，若放任之，將真偽雜糅；聖教且不能維持。抑學問中本有“立教之弊”及“末學之弊”二種：源清流濁，末學之弊也；源濁流又濁者，立教之弊也。學程朱而滯於偏執，是末學之弊；若夫陽明之教，則其源已濁，徒咎末輩，復有何益？於是一轉而辟王學之內容；蓋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吾人止一究其與禪相表裡之處，則其心性之辨，一切自明。夫人之生也，氣集成形；氣之精英，集而成心；所以心是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而具於是氣之中之理，即性也。故程子曰：“性者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朱子曰：“靈所是心不是性”；是皆說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但禪家則不然，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故彼所謂性，即吾儒之心；彼所謂心，即吾儒之意志。是故滅彝倫離仁義，詭怪張皇，自放於準繩之外，而不知此即是性，而誤解之為心。以為知覺所生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因“我”為障累而然。至欲取此一切，盡舉而棄之。而陽明毫不加察，採其學說，謂性無善無惡，蓋指知覺為性而言；而言良知，言天理，言至善，莫非指性而言。陽明之言曰：“釋氏本來面目，即吾人所謂良知”；又云：“良知又即是天理”；又云：“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其為說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於我何有，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不敢肆然決裂也。彼又為之說云：“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為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為是者果是，而所見為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為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為禍於天下也。”（全集卷二《學術辨中》）
陸氏既推倒陽明，於是盡力研究程朱學而擁護之，且宣傳程朱。以為此二人，是維持風教之偉人，確為聖門正學。朱子之窮理主敬，即孔子之多學而下問，故學問之要，必窮理與主敬，二面兼施；窮理而能居敬，方不流於玩物喪志；居敬而能窮理，方不墮於猖狂恣睢。是則程朱之問學工夫，要為最妥當者也。陸氏於學理方面，更有太極理氣二論，雖本於周朱二子之《太極圖說》；但其精密處，更有可觀。
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逾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全集卷一）
“太極說”自周子，至於朱子，已臻精密；陸氏更取此理由具體的說明之，其中雖乏創見，然在太極思想之發展上，可供參考。至其理氣說：則謂“明萬殊之理氣不難，而明一本之理氣則難；一本之在人心易見，一本之在天地難知”。又以朱子之“理不離氣，氣不離理”，為“其分合不可疑也”；且謂“須先說有此理，則其先後無可疑；惟有此理，則理必有所會歸，有此氣，則氣必有所統攝，天下未有無本而能變化無方者，未有無本而能流行不竭者；而理氣之本，果安在耶？今夫盈於吾身之內者，皆氣也；而運於其氣之內者，理也”。（全集卷一《理氣論》）其意謂理氣之根源是一本，而其本則在於心；“心者，氣之精英所集，而萬理之原也”。故謂造物之理氣，為散漫無所主宰，即是妄言；主宰之所在，即一本之所在。若夫為主宰者，則無思慮，無營為，能使百物自生，四時自序。理與氣要為不可分，一而二，二而一，不離又不雜。朱子所謂“無無氣之理，無無理之氣”之言，最為的當。此即陸氏所主張。
陸氏為人為學，皆真實而穩健。其所言皆得程朱之粹；且充足朱說，以辟異歸正，為自己之天職，終身不渝。守護一貫之程朱學施用於實地，且收極大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