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十而立：孔子的入仕之路

孔子终于到了而立之年，经过不断的认知与锻炼，极其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希望提升自身的境界。孔子的三十而立，主要是指自身精神境界的升华，保持不耻下问、敏而好学的态度，通过不断的学习、求知与探索，展现自身的价值，为踏入仕途做好铺垫。

拜访郯子，得闻古代官制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王室走向衰败，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相互侵吞领土，天下处于动乱的局势，春秋争霸由此拉开了帷幕。当时的郯国，只是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却被各大国所知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郯国当时的国君——郯子，有着满腹才华、礼仪道德，他所取得的政绩以及仁孝道义深得民心，受到百姓们的拥戴。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带领队伍前去宗主国鲁国朝见国君，这也是他第二次到鲁国朝觐。队伍行走在两边全是快成熟的庄稼的大道上，郯子看到那一片片丰收的喜人场景，甚是为自己管理下国家的国泰民安而高兴。他和随行官沈杨子边行进边讨论治国之道。

他们到了鲁国后，鲁昭公盛宴款待，很是热情，尽显地主之谊。宴席期间，鲁国大夫叔孙昭子说起了远古帝王少昊氏以鸟名官之事。郯子凭借自身的才能侃侃而谈。

郯子说道：“少昊是我们的高祖，我倒是对其中的道理有所了解。从前，黄帝用云来记录各项事宜，于是他的百官都是用云来命名；炎帝用火来记录重大事宜，因而他手下的官员们用火来命名；共工氏用水来记录重大事项，所以，他的百官用水来命名；太昊氏用龙来记录重大事宜，当然，他的百官用龙来命名。我的高祖少昊即位执政的时候，正好有一只凤鸟飞了过来，他决定用鸟来记录各项事宜，由此可知，他手下的百官就用鸟来命名。就拿凤鸟氏来说，他们掌管着历法，所以说凤鸟氏就是历正。”

“凤凰是一种吉祥的鸟，它的出现预示着天下将和平安定，风调雨顺。凤凰知晓天时，而历正又是主管历数、正天时的官，于是这类官员就叫凤鸟氏。那么。玄鸟氏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而燕子就是玄鸟，它们是春来秋走，也就是春分飞来、秋分离去，所以，那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命名为玄鸟氏。伯赵氏掌管着夏至、冬至，伯赵就是伯劳鸟，夏至时，它就开始鸣叫，一直到冬至时停止，所以这个官职就以这种鸟命名。青鸟就是鸽鸬，它在立春时开始鸣叫，立夏就停止了，那么，以鸽鸬命名的官职就是掌管着立春、立夏的青鸟氏。丹鸟就是雉，它立秋归来，立冬回去，以这种鸟命名的官职就是丹鸟氏，掌管着立秋、立冬。其实，用以上四种鸟命名的官职都是凤鸟氏的属官。而祝鸠鸟非常孝顺，于是就以它命名祝鸠氏，也就是司徒，主管教育。从颛顼之后，远古时代的事情已经无法一一清楚记录下来，于是就从近古时代开始记录。那些管理百姓、服务百姓的官职，不可能如从前一样，用龙、鸟、火、云之类的来命名，只能用百姓的事情来命名。”

郯子讲完后，在座的每一位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而深感佩服。

当时的孔子已二十七岁，正在鲁国做一个小官吏，虽然他没能亲自赴宴倾听郯子的那番话，但听别人说起后，内心也是非常激动，于是就去拜访郯子，向他请教，“见于郯子而学之”。这就是“孔子师郯子”的典故。

孔子见到郯子后，就问“鱼水之政”。他曾认为：世上每个人做事都是为了生存，人们为了谋求生存而不断忙碌奔波着。而后，每一个人聚集到一起后，就成了大众，那么，大众的事情堆积到一块就是国家大事。当政者是高层，百姓是底层，所以，底层的人民大众都是按照高层的当政者制定、颁布的法令法规而做事。孔子就问郯子：“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那么，当政者重要，还是百姓重要？”

郯子说：“百姓为水，当政者为鱼，鱼在水中才能生存，鱼一旦离开水，就会死亡。可是，水中没有鱼，而水依旧是水，只是水中有鱼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景象。所以，国泰民安，就像鱼畅游在水中；如果当政者迂腐，国家腐败，那么，就犹如鱼离开了水。两者之间谁重要呢？当然是鱼水之情最重要啊。”

孔子又问道：“如果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最终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盘踞在一定的方位，而其他群星就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郯子说：“政者以德，德如尺，有长短，而长短唯政者规矩，故罔民。北辰有所，众星有位，各展光度，天象俱灿，如缺北辰，众星仍光。而鱼水之说，鱼融水则生，离水则亡，鱼水之政必景象万千。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乡景，人心存善向公之世象，乐土也、乐国也。故鱼水之政为大政。”

郯子也很感激孔子对自己的问师拜访，两个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创办私学，有教无类

三十而立之年，孔子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于是，孔子创办“私学”。

或许，有人会肤浅地认为，不就是传授知识嘛，那孔子早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完全能够胜任一个教授知识的老师，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过了十年之后，才决定去创办私学呢？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孔子的一句经典名言。温习旧知识从而能得到新的理解与体会，就可以做老师。

真正的合格老师，不仅要有丰富宽泛的知识，而且还要有敏锐的头脑和远见卓识，对人世间是非、善恶、美丑富有独特的价值判断力。因为，他们的职责不仅局限在给学生传授已有的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样辨别善恶、判断是非。老师们具备了思想的方法，有了作为判断是非立足点的价值观，并合理地运用方法和价值观去辨别、判断人世间的种种善恶与是非，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才是“知新”。

只有既能温故，又能知新的人，才配做一名真正的好老师。

而孔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只能做到“温故”，到了三十岁，才能算“知新”。于是，将温故和知新同时做到的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做老师。

孔子敢于创办私学，其中有着复杂的因素。

首先，解决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问题。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己主动拿十条干肉过来做伴手礼，他就会给予相应的教诲。当然，干肉在那时就当作学费了。孔子收取的学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关照家境贫寒的学生，他会相应指定最低标准。至于贵族子弟，那么，就不只是简单的最低学费能入学的了，或许会有相应的赞助费。

第二，孔子在探究学问、追求道义上，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与志向，而主持私学，与其志向相容相通。教学与读书，并驾齐驱，同时进行，更有益于学问的增进。

第三，私学是孔子找到的一条独特的人生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在学问、政治、思想、道义上的自我价值都可以实现。介入政治、影响社会、推行主张、宣传道义、实现理想，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职业与事业得到最好的结合，也莫过于这最高明有效的途径了。

第四，他可以摆脱社会与人对自己精神与人格上的束缚，获得最高程度的自由。他在精神与人格上得到了自由，同时还培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人已成为独立的个人，将会成为推动社会的道义阐释者、推广者。

孔子创办的私学区别于当时的官学，“有教无类”便是其独特之处。

那么，孔子创办私学后，主要教哪些人呢？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阶级社会中，官学的生源很单一，只是贵族子弟。然而，孔子创办私学后，生源却是很杂。《论语》里“有教无类”这四个字就是很好的概括。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是中国教育史上古往开来的大事。

孔子的有教无类怎么会获得如此大的肯定与赞赏呢？

首先，从教育观念方面来说，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至少在当时得到了孔子的承认与付诸实施。在孔子之前，只有贵族子弟可以进学堂受教育，而那些非贵族子弟是没有资格接受教育的。

其次，从文明的进步角度来讲，在孔子有教无类的影响下，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平，使中华民族由一个愚昧落后的时代逐渐步入文明时代。参照《史记》的说法，孔子的三千学生里面，精通六艺、学有所成的，就有七十二位或者七十七位。凭借自己的力量，孔子能教出三千学生，并且从中培养出七十多名杰出的人才，简直是巨大的成功。

再看一组数字，如果当时的春秋后期有将近一千万的人口，而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也就是说，大约每三千三百三十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孔子的学生。假设，一名学生可以影响到十个人的话，每三百个人里就有一个受到过孔子的影响。另外，孔子的学生中，大多数还是做教师，代代相传。可见，孔子的私学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与文明程度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他的教育方法与理念也流传至今，对后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从生源方面来讲，私学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平民子弟都可进入私学接受教育。说得大一点，也是私学革命性意义的特点。

孔子门下，的确是各类人都有：如颜回、原宪，一贫如洗；子贡、公西华，富家子弟；孟懿子、南宫敬叔，贵族子弟；子张、子路、颜琢聚，都是野人，贫贱家的子弟。这些人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阶级，在一起读书交流时，会有更多观点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

正是由于孔子，在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中国思想史得以进步。当然，孔子在历史的前进中功不可没。

大学之成，因材施教

孔子创办私学后，在学生的招收上，做到了真正的“有教无类”，得到后世的肯定。除了“有教无类”，孔子创办私学的另外两个值得肯定与赞扬的独特之处就是“大学之成”与“因材施教”。

何为大学之成？

第一，孔子创办的私学，在当时，可以说是真正的“大学”。

《礼记·大学》是“大学”这个词的最早出处。《大学》开篇就这样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教会每个人去弘扬伟大高尚的德行。通过大学教育，让每个人学会去培养、发挥以及弘扬高尚的德行，这就是“明德”。

所谓的“亲民”，就是“新民”。一旦全国人民都接受这样的大学教育，那么，所有人的面貌都会焕然一新，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社会。

何为“止于至善”？也就是说，在最高境界的善而停止脚步。而最高境界的善却是无止境的，那么，就不要停止脚步，勇往直前。这也明确表达出大学的教育学习，是无止境的。

因此，孔子“大学之成”中的大学，真正的含义是指一种学问，而不是指专门的教育机构或者教育实体。所以，“大学”的目的就是学习、接受学问，然后让自己大起来。如果不去学习让自己大起来，最终的结局就是成为小人；反之，则成为大人，其实就是君子。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而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为有德行且弘扬德行的君子。

孔子私学中的大学，注重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让每个人面对复杂的社会可以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不至于走入歧途。同时，通过大学，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气质，成为具有长远眼光、深远眼界、远大志向、宽广胸襟的君子；当然也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成人，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小家”之生，而是为了“大家”，为天下人谋生，创天下太平。

可见，大学的内涵并不是培养人的专门技术，或者简单地传授理论知识，最终的目的是提高德行，成为君子，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二，孔子私学的教学目的，并不是学到多少知识，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成人”，简单来说，就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孔子曾经说过，一个人只有“文”是不行的，只有“质”也是不行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内在与外在达到和谐统一时，才能成为君子。

其实，大学教出来的气质，才是“文质彬彬”，那是一种气质高雅、趣味高尚、光明正大的气质。而孔子创办私学的目的就是“成人”，培养具有高尚德行、文质彬彬的君子。

那么，办学目的明确了，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该怎么做、怎么教呢？这就是“因材施教”。

关于孔子的教学方法，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进行概括的时候，提出了“因材施教”的观点，即“夫子教人，各因其材”。

孔子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学生不同的天赋、性格以及能力，制定出相对应的教学方案，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因材施教”。

换作现代来说，就是“一对一”的教学。在实际教学中，针对同一个问题，给出每个学生的解答却是不一样的。在《论语》中，别人所问的什么叫仁、什么叫孝、什么叫君子，孔子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甚至在别人问出怎样从事政治，他的回答依然是不同的。其实，这并不是孔子没有固定的观点，思维跳跃性过大，而是他能根据不同人的特点给出相适应的回答。

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和冉求，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

仅凭一面之词就能断案，也只有仲由有这样的本事。在孔子眼里，子路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虽然很勇敢，但是却做事鲁莽，不计后果。而冉求的性格可以说与子路截然不同：冉求做事为人都是小心谨慎，善于察言观色，犹豫不决，一件事都会反反复复地去考虑，难以下决定。

一次，子路问孔子：“老师，我如果听说了一件事是正确的，那我是不是可以马上去做呢？”孔子回答说：“怎么能这么草率呢？你身边老师、兄长都在，你至少应该问问他们的建议，然后综合去做，怎能轻率地擅作主张呢？”子路走后，冉求过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可是孔子给出的回复却是不同的：“如果你觉得正确，那就不要犹豫，可以尽快地马上去做。”

同样的问题，却是不同的回答。公西华，当属年龄比较小的学生，正好在孔子身边，对于老师的做法很是疑惑，就问孔子：“老师啊，子路和冉求师兄，问了你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给他们两个人的答案却是不一样的呢？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孔子这样告诉公西华：“冉求比较谦虚，做事胆小且退让，所以，我要多鼓励他；而子路呢，做事鲁莽冲动，所以就要抑制他的性格。”

对于性格不同的人，孔子会采用不一样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教法也会不一样。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一个少年，血气还未定，心智和生理都不成熟，孔子就告诫他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恋于女色；人到壮年，血气方刚，心智成熟，事业展开，虽然充满着斗志，但最容易将矛盾激化，与人发生冲突，这就告诫他们要冷静，不能靠武力解决矛盾，以和谐为主；人到老年，血气衰弱，斗志衰退甚至磨灭，所以此时最好的状态就是安享余生，不能太过于贪婪。

孔子清晰地洞察到了人性的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表现，所以，针对不同的阶段，给出相对应的告诫。也就是他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教法。

另外，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的教法。《论语·雍也》中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每个人的基础不同，悟性也有高低之别。基础好一些的人，可以多讲授一些；基础差的人呢，就要从最基础的入手，且要少讲一些，便于他们接受。针对悟性高的人，可以将知识向深层次讲一些；而悟性浅的，可能就要从小事入手，先讲明白浅层次的东西。由此可见，孔子对教学规律把握得相当精确。

当然，孔子讲学的课堂形式也跟现在的几十个学生组成的班级形式一样，他善于和每个学生聊天、交流，而且还会让不同阶层的学生都在一起讨论，人数不多，而且也很随性。

孔子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相当正确且有价值，对后世的教学方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问乐于苌弘，问礼于老子

孔子创办私学，取得很大的成功。个人在道义、礼乐等方面也有了极高的造诣，但是孔子依然不停止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问乐于苌弘，问礼于老子。

苌弘（公元前575年—前492年），字叔，古资中县人。苌弘博学多才，知晓天文地理，精通星象音律，和周景王交往密切。在齐国时，孔子早就对他的名声与才能佩服已久。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前往周国拜访苌弘，求教关于韶乐与武乐的异同，并求解不懂之处。

苌弘向孔子讲解完韶乐与武乐的异同后，孔子又问道：“武乐与韶乐孰为轩轾？”苌弘回答道：“武乐为周武王之乐名，韶乐为虞舜之乐名，若以二者之功业论，舜是继尧之后治理天下，武王伐纣以救万民，皆功昭日月，无分轩轾。然则就乐论乐，韶乐之声容宏盛，字义尽美；武乐之声容虽美，曲调节器却隐含晦涩，稍逊于韶乐。故尔武乐尽美而不尽善，唯韶乐可称尽善尽美矣！”

对于苌弘的慷慨施教，孔子很是感激。问乐于苌弘的第二年，孔子前往齐国聆听了韶乐的演奏，陶醉其中，高兴得手舞足蹈，甚至“三月不知肉味”。孔子拜见苌弘请教乐，又称为“访弘问乐”。

其实，礼、乐、书、诗、易、春秋“六艺”中“乐以发和”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苌弘的乐学理论。

孔子见到苌弘之后，又向老子学礼。

孔子先长篇大论，侃侃而谈地将自己对历史文化的见解说给老子。孔子说完之后，老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意思就是，你所说的那些礼，倡导它的人骨头都已经腐烂，可是他们的言论还没有消失，依然存在。君子如果时运好，遇到明智的贤君，就可以轻松地出来做官，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时运不好，没有遇到明君，最终的结果会是放任自己，随波逐流，一切都凭命运做主。

这是老子看到孔子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对于刚刚三十而立的孔子来说，这些话如同当头棒喝，也有如醍醐灌顶。孔子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是因为自身的贫困无依，时刻不敢松懈，为了自己远大的志向而奋进着。老子能跟他说这样的话，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但却让他很受益。

老子这样说道：知道进，还要学会退；知道勇，还要学会怯；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进、勇、直行、坚定等，都是孔子一直奉行的不变的准则，可是，退、怯、迂回、灵活等，却是已经达到一定境界的孔子所不曾有的。或许像孔子这样的大家，只能是老子给予他这么中肯的教导，对孔子来说，也是及时且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与众多学问里面，都可以发现老子的踪迹。

《论语·泰伯》：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宪问》：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老子接着对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讲了藏和愚两者之间的关系。把智慧隐藏起来就是愚吗？孔子之后还对颜回讲过这样一句话：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把智慧、才华、志向隐藏起来，韬光养晦，在用的时候尽情释放。这不仅是道家老子的智慧，孔子也有这样的智慧。但大家都明白，孔子的智慧跟老子有着莫大的关系。

最后，老子教导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傲慢之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提醒孔子：改掉自己身上的傲气、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月盈则亏，欲望太多、志向过大、太骄傲、太锋芒毕露都不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老子说的每句话都是针对孔子当时的境况。三十而立的孔子，处于自信自负、意气风发，为伟大的思想与远大的志向努力奋斗的心态和状态，这种境况固然很好，缺少了它们，人就没有了斗志与动力，但是如果不适度学会退守、淡泊，最终还是无法成大才。

孔子求教老子期间，还向老子请教了关于礼仪方面的很多东西。例如，出丧的时候遇到日食怎么办；小孩子死了之后该怎么安葬，葬到远处还是近处；即使国家有丧事要办，还要继续战争，这到底是对还是错等等。老子都耐心地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孔子回到鲁国后，见到自己的弟子，还忍不住赞美老子：“会飞的鸟，还有被射下来的时候；游水的鱼儿，还可能被钓起来；奔走的兽，还避免不了被网捕住的结局。可是，有一样东西，既不会被射下来，也不会被捕住，可以自由地穿梭在云里风里，天地之间任它翱翔，那就是龙。老子是一个不容易被参透的大家，就如龙一样。”

这是孔子对老子的总结，也是一种最高程度的赞美与敬仰。

为官无私，为君举贤才

在用人方面，孔子一向重视贤才，要向君主举荐贤才，不管你什么出身、什么阶层。

《礼记》中的《礼运》篇，孔子对尧舜作了高度赞扬。《中庸》里也有记录，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见，孔子对尧舜之道给予极高的肯定。

古代传说，感生的人，就是神、上天的孩子，富有神圣之感。例如，商代人的始祖契、周人的始祖后稷，都是感天而生。然而，舜却是有爹妈的。舜的父亲是个瞎老头，大老婆生下舜后就死了，因此又娶了一位小老婆。于是，舜就受尽了父亲及弟弟的欺负，有些时候甚至要将他置于死地，一心只想害死他。有一次，舜去掏井，父亲就和弟弟在上面向井里填土。即使家人那般对他，舜依旧孝悌他们。可以说，舜是一个大孝子、大圣贤。《尚书》中记载，舜生活的家庭条件很差，受到的待遇也很糟糕，但他始终坚持孝悌之道。当时的帝王尧知道了他的情况后，就提拔舜并给了他权力，最后舜带领着后稷与商契，成为新一代圣贤的帝王。

舜是人生的孩子，而后稷、商契是感天而生，他怎么能领导他俩呢？孔子的学生对此很是不解。孔子告诉他们，没有别的解释，只能是因为：舜是贤才。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张英雄不论出身，德才有否不在于出身是否华贵，身上的羽毛是否漂亮。如果有了凤凰的羽毛却只有鸡的胆量，那么，徒有一身漂亮的羽毛，没有真才实学，依旧是毫无用处。在孔子眼里，可以居帝位、君位的标准就是贤德。即使是感天而生的孩子，如果贤德不够，也要受贤德的人生的孩子的领导。

在《论语》中，也有孔子关于举贤才的记载。孔子总是强调举贤才，他的学生很是不解地问道：“老师，你整天都在谈论举贤才，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哪位是贤才，又该如何举荐呢？”孔子这样回答道：“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也就是说，在你认识的人中，总会有几个人才吧。你把这几个人才举荐出来，而那些不被你知道的贤才，就会通过别人被举荐出来。只要你有了举贤才的表率，别人也会接受你的做法，效仿你将身边的贤才举荐出来。

孔子的一个学生子游，在武城做过宰，和后来的县令职位差不多。一天，子游来拜访孔子，孔子一上来就问：“女得人焉耳乎？”——你那发现人才了吗？可见，孔子还将自己的贤才之道传达给学生们，即使到一个地方去做官，努力将治理民事做好后，还要时刻注重关注、发掘人才。子游是孔子门下比较聪明的学生，也是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中的一员，很是传承了孔子的某些道义观念，如举贤才。于是，子游告诉孔子说：“我还真发现一个人，德行方面不错，是个人才。”

这个人就是子羽，名字叫澹台灭明。在平时的行为中，子羽在没有公事的状况下从不去子游的办公室拍马屁、套近乎。另一方面，子羽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走路从来不抄小路，走捷径。俗话说，人怕有外号，地怕有小道。方方正正一块田地，你为了图方便从田地里直接走过去，结果你找到了捷径，但是田地却受到损坏，这种行为为人不齿，叫苟且。而子羽从不贪图方便而损坏无辜的田地，可见他是一个光明、不苟且的人。所以，子游断定子羽是一个有德行的人。

孔子清楚自己的学生子游本身也不简单，还善于观察人，看人的眼光向来很准，既然他认定子羽是一个德行光明、人品方正的人，那就决然没错。于是，孔子也同意子游的看法，觉得子羽是个贤才。

与孔子同时代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他在郑国执政二十三年。他在执政期间，既维护公室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不但是个政治家还是个思想家，关于他的“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流传至今，孔子很是尊敬他。但是，在一点上，孔子并不看好子产，那就是举贤才。

其实，子产是子皮推荐出来代替自己执政的，子皮确实做到了举贤才。子产在辈分、资历方面都不如子皮，但子皮肯定了子产的才能，举荐他执政，并在背后默默地做他的后盾。然而，子产死后，郑国朝堂上却没有了可用之人，子太叔执政后，郑国一片混乱。郑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境况？主要就是子产执政期间，不注重人才，不去举贤才，导致他死后没有贤才可用。

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去注重培养、举荐人才，这是一抹败笔。在任期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后人都很赞赏管仲，但孔子认为，管仲却不如鲍叔，主要就是因为管仲不看重举贤才。鲍叔可以举荐管仲上台，然而，管仲去世后，齐国也是由于缺乏贤才而逐渐走向衰落。

这些都是儒家文献中记录的注重举贤才的故事，可见，孔子对举贤才相当重视。

以身作则，关注天下局势

孔子创办私学，提倡仁义道德，将教育扩大到每个人身上。但同时，孔子也是一个政治家，主张引导民众走正确的道路。孔子说过：“政者，正也。”从“政”字的字面来看，由“正”字和一个“反文儿”组成，而“文”字含义是德行、美德。可见，古代人就对政治有了定义。

孔子从事教育，但他却以身作则，关注天下局势，用政治思想引导民众，让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走上正确的道路。

一次，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关于政治的问题。孔子只是给出这样的一句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含义是：政治就是引导民众走正确的道路。如果你自身用正确的行动做表率，还有谁敢行不正？因此流传下来这样一句老话：身正令行，未正人，先正己。

“政者，正也”，如何引导民众走上正确的道路呢？那就是用文化教育来做引导。《论语》第二篇《为政》中说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治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群体，仅仅依靠政治手段，逼迫民众就范，那么，大众为了免于刑罚，就会变得毫无羞耻心，什么都干得出；假如用道行来约束大家，用文教礼法来同化大众，那么，老百姓不仅有了羞耻心还会恪守本分，遵从领导。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这也是孔子亲自去做的一件大事。

孔子强调“德”“礼”，反对“刑”“齐”，是自己政治理念的真实体现。政治管理，不只是表面的规制约束，更是维护民众的羞耻心与自尊心。如果一个人只犯了一个小错误，就受到鞭打等刑罚，那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最后，即使他受到了惩罚，但羞耻心也因此而丢掉，甚至变本加厉，会犯更多、更大的错误。因此，这个人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

所以，孔子一直坚持主张，好的政治要依靠道行礼教，而不是一味的刑罚，否则一旦伤了某些人的自尊心，就等于是给国家树立了敌人。秦朝时期，秦始皇过分听信法家的理念，用刑罚统治民众，最后百姓不堪重负，出现了反对政治统治的势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社会真的演变成这样，那这个国家的统治就将要走向终结。

孔子一再强调，政治要教化民众，离不开道行礼教，做到维护民众的羞耻心与自尊心。因此，他坚决反对重刑，反对用杀人来维护政治统治。《论语·颜渊》篇中，当时的鲁国，大家族掌握着国家大权，而季康子是季氏家族的掌门人，同时也是鲁国执政者。他对礼仪之类的，面子上做得还是很齐活儿的，表面上对孔子也很尊重，经常向他询问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他觉得国内的偷盗行为很是猖狂，就问孔子该怎么办，而话里话外都透露着“杀一儆百”的意思。孔子却告诉他：“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这执政者、贵族们欲望小一点，少一些心术不正，那么，老百姓们就是给他赏也不会去做偷盗之事。

孔子说得赤裸裸，等于是直接狠狠地给了季康子一巴掌。孔子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说什么，敢说敢为，以身作则，也正是这样，得罪了不少执政者与贵族。

儒家的文献《礼记》里这样说，老百姓如何看待执政者，不是看他讲什么话，而是看他做什么，怎么做。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也想生活在一个开明的社会中。执政者就要身正令行，给老百姓做出好榜样。

初到齐国，苛政猛于虎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三大家族共同攻伐鲁昭公，于是，鲁昭公出逃，流亡到齐国。一国的国君都已出逃，孔子无法继续在鲁国待下去，于是也追随着鲁昭公的步伐，决意去齐国。另外，孔子之前已经接触过齐国国君齐景公以及宰相晏婴，彼此也熟识，印象还算不错。于是，齐国就成为他离开鲁国必去的地方。

孔子本是怀着能够施展才华的心态去齐国，然而，他一到齐国，看到的景象却与想象中的截然不同。齐国也算是一个东方大国，对外虎视眈眈，企图吞并其他国家；然而对内，却暴政严苛，犹如龙潭虎穴，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百姓们简直就是在老虎口中生存。

经过泰山脚下时，孔子遇到了一件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情。他看到，一个妇人正在坟墓前哭得很是悲恸。看那情景，他觉得不像第一次遭遇到这样的不幸。于是，他派子路过去问：“你哭得这样悲痛，以前也遇到了这样的不幸吗？”那个妇人回答说：“是呀！之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接着我丈夫也死于老虎口中，今天，我儿子也死于老虎口中！”孔子听了后深感同情，说：“既然这里的虎患这么厉害，为何不离开这里呢？”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苛刻的暴政啊。”孔子听了后，只能叹息，还告诉学生们：“苛刻的暴政比老虎都厉害，让人深感恐惧。”

一家三代人都被老虎害死了，但是他们依旧不舍得离开这个没有“苛政”的地方，不免让人感到悲伤，齐国政治给他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老百姓宁愿选择与老虎为邻，也不愿意选择齐国的政治，更不愿意相信齐国的执政者。在他们心中，齐国的执政者以及各级官员比老虎还可怕。

鲁昭公二十五年底到二十七年春，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孔子都停留在齐国。孔子这段时间里，主要接触的人就是齐景公和晏婴。经过了解，他对齐景公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孔子对齐国的上层以及官员有了一定了解后，对齐景公这样的大国国君的印象，就一落千丈了。

有一年冬天，气候异常寒冷，天降暴雪且三日不停，百姓们已经是饥寒交迫了。齐景公却穿着狐狸腋下白毛制成的皮衣，惬意地坐在堂前，欣赏外面的漫天大雪。齐景公自问：“奇怪了，下这么大的雪，为什么感觉不到寒冷呢？”

晏子来了后，齐景公就将自问的话，说给了晏子。

晏子显得很不高兴，反问道：“天气不冷吗？”

齐景公听了，却只是呵呵地笑了。

晏子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而您，现在却还不知道呢。”言下之意就是，齐景公不是一个贤君，而是一个暴君。

晏子是齐景公手下一个得力的老臣，也受到齐景公的尊重，但是他住的环境却是一般，房子小，附近还有嘈杂的市场。齐景公出于对晏子的关心，对他说：“你住的地方环境太不好了，衬不起你的身份，还是住贵族聚集的地方吧。”

晏子拒绝道：“不行啊，我家比较穷，住在市场附近，买菜方便，而且还常买到便宜的菜呢。”

齐景公觉得不可思议，也很好笑：“你是齐国的大夫，是国相，也不至于穷到去市场买那些便宜的菜吧？”齐景公又接着问道，“你既然住得离市场那么近，还常去买菜，那你对市场行情相当了解吧？”

晏子说：“当然了，很熟悉呢。”

齐景公就说：“那你说一说，现在市场的行情吧。”

晏子回答说：“可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踊贵而屦贱。”

何为踊贵而屦贱呢？

踊是受过刖刑，被砍了脚的人穿的一种特制的鞋子。屦则是正常人穿的鞋子。晏子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齐国市场，踊很贵，而屦却很贱，也就是说，为被砍了脚的人特制的踊卖得比较贵，而正常人穿的鞋子却卖得很便宜。

齐景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晏子正言道：“因为被砍了脚的人比有脚的人多啊。”

齐景公听了后，觉得好没面子，不好意思地问：“我有那么残暴吗？”

晏子没有说话，只是冷笑。

除了以上事件，《史记·孔子世家》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齐景公）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齐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

在此，孔子告诫齐景公要节财，因为齐景公本身就是一个奢靡成风的人。

据历史记载，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齐景公喜欢修建宫殿，聚养狗、马，生活极其奢华。如果国库没有钱可用，便加重赋税，向老百姓索取。赋税征收越来越多，刑罚也逐渐加重。

齐景公养了一条狗，狗死了之后，他竟然命人给狗做棺材。

齐景公还要马为自己殉葬。现在已经发现了齐景公的殉马坑，位于齐国故城东北部，今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殉马数量在六百匹以上。

齐景公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八年。在执政的这么长时间内，齐景公也做出很多政绩，但是关于其“苛政猛于虎”的篇文给后世留下警示。

孔子巧论秦穆公称霸

齐国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军事统帅姜尚的封地，地广肥沃，农业发达，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春秋末年，齐国也是当时的大国，而且齐国先祖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此时，齐景公也想做第二个齐桓公，称霸多国，重创当年的辉煌。而秦国的秦穆公征伐西戎，拓宽疆土千里，称霸一方。于是，齐景公更是有了效仿秦穆公称霸的野心。

齐景公带着齐国大臣晏婴到鲁国访问。在接见齐景公和晏婴的一个正式场合上，齐景公向孔子讨教一个问题。当时的孔子已到了而立之年，小有名气，齐景公也听说过他。再说，在当时，齐国是个大国，鲁国是个小国，大国国君来小国访问，孔子作为小国的一个学者来接待对方，大国国君来讨教问题，这是何等荣耀，也表明孔子的声誉不仅在鲁国，还传播到了各诸侯国。

齐景公问孔子说：“秦穆公的秦国，国土小而且偏僻，为什么他却能称霸呢？”

孔子毫无迟疑地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秦国虽然小，但是他们志向却很大；所处地方虽然偏僻，但是他们执政、行事公正、公允。秦穆公亲自提拔了百里奚，虽然百里奚是被用五张黑羊皮赎回来的一个奴隶，但秦穆公依然给了他大夫的官爵。秦穆公用一种精神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其实，别说用这种精神治理一个国家，治理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所以说，秦穆公能做到这点，‘虽王可也其霸小矣’（他这个霸主还是小的呢）。”

孔子的话，还主要讲了重贤才的执政之道。秦穆公就是这样一个国君，他善用各种人才，甚至破格提拔别国的人才。秦穆公提拔的众多人才中，最典型的就是百里奚。

百里奚本来是虞国的一个大夫，后来虞国被晋国晋献公所灭，百里奚就成了晋国的俘虏。后来，晋献公的姐姐嫁给了秦穆公做夫人，而百里奚就当作陪嫁的奴隶来到了秦国。百里奚本来是一个大夫，有着一身的傲骨，最后从俘虏沦落到了陪嫁的奴隶，心里很是不甘，于是，就屡次找机会逃出去。他逃到了楚国，结果被楚人抓了起来。这时，有人对秦穆公说，那个陪嫁来逃出去的奴隶百里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现在却被楚国人抓起来了。秦穆公当即就说：“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花重金将其赎回来。”那人阻止说：“这样做不妥，既然是一个普通的奴隶为什么要花重金赎回去，这样一定会引起对方的猜疑。他们一旦知道百里奚是个人才，一定不会放人的。”于是，秦穆公就想到一个办法。他派人拿着五张羊皮去楚国赎人。秦穆公派出的那个人到了楚国，只是说自己国家的一个奴隶跑了出来，愿意用五张羊皮把人换回去。楚国人觉得五张羊皮换一个奴隶还是可行的，于是就将百里奚放了。正因为此缘故，百里奚也被称为五羖大夫。

百里奚一回来，秦穆公就向他讨教各种事情，两个人连续谈了三天，谈话结束后，秦穆公直接授予他大夫的职位，让他参与国家政事的管理。当时的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了。一个七十多岁的奴隶，直接被秦穆公提拔为大夫，管理国家政事。在用人方面，秦穆公的确有魄力、有眼光。

所以，当齐景公在那样的场合下向孔子讨教时，孔子才毫不犹豫地说出那番言论。齐景公听了后甚是佩服，对孔子的才能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更高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