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近10年的发展阶段（2008—2018年）：投资驱动和反腐败
2.6.1 国企发展的剪刀型趋势
为了更好地观察近10年来的发展趋势，有必要追溯到上一个10年，因而需要把整个发展过程的近20年进行完整的描述，这样就能够区分两个不同阶段，并进行合理的比较和对照分析。以下我们选择几个典型产业，考察大规模的改制重组及其后续10年来的基本发展趋势。首先选择如下几个典型产业：食品制造、金属制品、机械、建材。选择原因在于这些产业基本具有竞争市场的性质。其次，选择钢铁和煤炭产业，其中的国企具有较大规模，具有较强市场地位和垄断力量，因而与竞争市场的国企有所不同。
图2.12 1999—2016年食品制造、金属制品、机械、建材行业的国企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我们把几个基本指标放在一个坐标系中进行描述，考察的目的是看发展趋势，因而忽略了各指标的单位不同。从上图可以看到的基本特征是，几个产业共同表现出剪刀型的发展趋势，即相对于利润趋势的发展平缓，产值发展趋势明显上升。此外，几个明显特征如下：首先，以2006—2007年为基本时点，国企的退出基本停止，在此之前，国企数量急剧下降，而在此之后，国企数量则保持大体上的平稳不变或仅有很小下降。其次，同样以2006—2007年为界，此后国企的产值或主营收入出现较大增长，增长趋势明显。在国企数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这表明了国企的产出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然而，国企的利润并未出现相应增长，而是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了国企发展主要体现在数量增长，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国企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图2.13 1999—2016年钢铁和煤炭产业的国企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从钢铁和煤炭产业来看，尽管其具有较强的市场力量和局部垄断性，但是同样表现出了剪刀缺口特征，即产值增长趋势显著，而利润发展保持平缓。与图2.12不同的是，图2.13忽略了企业数量的变化，这是由于这两个产业的国企规模较大，企业数量较少，变化幅度也不大，无法与上千万的产值数值在同一图形中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另外考察这两个行业的国企数量变化，也能够发现国企数量的下降趋势停止在2007年。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钢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近10年来利润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从2007年开始不断波动式下降，至2012—2015年期间甚至下降到零利润和负利润的亏损状态。
2.6.2 投资刺激与产能过剩
上一阶段的改革深化带来了全面的国企改制浪潮，这个过程由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渐波及扩大范围。然而，由于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政府对于改制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或规划方案，经常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一旦改制受到非议，不是考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本能地回避风险。于是，全面的改制运动就停了下来。改制仅仅持续了大约10年时间，即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持续到21世纪的中后期，便基本停止不再推进。于是，改革煮成了“夹生饭”，从全国来看，南方珠三角和东南长三角地区大部分已经完成改制，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本来发展就较慢，当时还未来得及全面实行改制，就赶上不合时宜的气候环境，改制的难度更大，发展差距也就更大了，结果形成了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十分不平衡的格局。
1.投资刺激
那么，经济发展没有了改革红利怎么办？依靠投资的数量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国企通常的发展路径。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当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时期，政府强化这一模式，就势在必然。众所周知，2008年以来，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刺激方案，成为这个阶段发展的一个标志。
据官方数据，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期间，中央政府计划外新增投资4万亿元，据官方公布，其来源如下：新增中央投资共118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29.5%，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财政其他公共投资，以及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其他投资28200亿元，占总投资规模的70.5%，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财政代发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贷款、企业（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吸引民间投资等。[65]
2008年下半年，“投资闸门打开，国家发改委不断给各地打电话，催促上报项目，很多挤压了几年的报告都得到快速批复”。“从2008年底到2009年初，发改委一口气批复了28个城市的城轨规划，总投资超过一万亿元。”“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月，中央政府好像一个繁忙的管道工，拧开了每一个可能被拧开的水阀。”例如，提前发放3G牌照，可以拉动6000亿元的投入，又如，实行汽车购置税减税政策，来应对当时汽车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如此等等。为了实现“保八”，即GDP增长维持在8%的水平，需要继续出台刺激需求政策，包括刺激购房需求，扶持房地产等。[66]据笔者的调查，许多地方投资机构，编个名目就可以跟政府要到大笔资金，例如某市交通局反映，当时编个公路预算，不管是否有必要，也无需经过论证，就能轻易获得大量资金修建公路。
大量的新增投资势必导致货币大量超发。这些资金大都进入了国企或者政府投资公司，这些资金注入之后，在现有机制下，通过各种渠道，都流入那些有机会先入为主获得资金和土地等资源的企业或机构。只要能占有资源平台，就能坐享后来价格上涨的好处，而社会则要为此承受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对于国企来说，在这种过于宽松的信贷资金条件下，由于它们受到了前所未有力度的资金支持，给其带来了大量的坐享其成的优惠。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这种投资资金，加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贷款，形成巨额的超发货币。在当时体制下，主要通过国有四大银行发出，这些银行往往只看重抵押，有土地或有政府担保即可。因此那些政策性贷款主要通过利益关系定向流入了各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公司。从行业来看，根据当时配套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很多资金也流入了这些传统产业，首当其冲的是钢铁，2008年钢产量突破5亿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故当年产量仅增长2.2%，结果在政府资金刺激下，2009年和2010年钢产量增长率分别达到13.5%和10.5%，2012年产量飙升到7.1亿吨，产能过剩愈加严重。[67]因此，这些来自政府财政刺激的支持，对于国企并不是好事，相反，它使得受支持或保护的企业加剧了产能过剩，质量下降，不求创新，免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成为“僵尸”企业，因而在未来发展中隐藏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2.化解产能过剩
2008年以后，中国的部分产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为积极有效地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同时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化解工作。[68]然而产能过剩的化解一直难以推进，直至2016年，国务院再次发文，提出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为什么三番五次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因在哪里？
说到底，市场经济有其自己的发展逻辑，而政府总想采用传统方式来解决市场的问题，这样的矛盾很难兼容。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处在产能过剩的状态，是否需要退出，在市场经济下只要根据它们的盈亏状态、产品需求市场，及在银行的偿债能力等指标，即可判定。但是，在行政干预管理下，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让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企业下马或停产，于是产能过剩屡禁不止，尽管中央连连发文，企业和地方政府依旧不买账，效益好的企业自然不愁产品订单，而效益差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能得到补贴，得到政府或银行的贷款救助，也能勉强维持。于是，化解产能过剩就面临着两难境地。
在这样的局面下，政府习惯于采取行政干预来解决。首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兼并重组，把一些效益差的产能过剩企业兼并到效益好的企业，例如武钢与宝钢合并，成立了宝武集团，还让宝钢兼并了一些其他效益差的国企，指望能通过宝钢的先进管理带动那些差企业。不过，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企业兼并后依旧故我，外来兼并者很难融入，有的效益差的企业内部矛盾重重，没法化解，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高效率的团队。
兼并收效甚微的情形下，政府采取了严厉的行政干预措施。2017年2月，国务院6号文和7号文分别给出钢铁、煤炭去产能的目标，然后分解给各地，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与地方政府、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央企业分别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每个地方都要有专人负责，不完成这些指令的则免职。这样的行政措施果然有效，各地纷纷签订煤炭、钢铁去产能目标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年底要盘点交账。作为进一步的对接落实，各地相继制定了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的总体安排，拟定了分年度的产能压减或退出计划。
据报道，2017年9月27日，唐山市在迁安市唐山燕山钢铁公司举行2017年9月份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集中行动，市委副书记、市长下达封存令。此次集中行动，共封存2家企业的2座50吨转炉、1座450立方米高炉，合计化解炼钢产能127万吨、炼铁产能52万吨，如期完成该市化解任务。唐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发改委主任出席集中行动。据悉，该次集中行动后，唐山市累计压减12家钢铁企业的12座转炉、9座高炉，全面完成当年省达唐山市钢铁去产能任务。[69]
案例
从以上提供的部分资料，可以看到，2017年的经济形势好转，似乎主要是政府采取的严格压缩产能的行政措施，导致产量和产能大幅度削减，从而导致供给紧缺，价格上涨，企业扭亏为盈。这样直接以行政方式大力压缩产能产量，的确也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令人质疑的是，这种方式毕竟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是否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是要靠市场规律还是靠行政计划？没有行政命令干预，市场供求均衡能否实现？
没有根本性质的改革，就不再会有改革红利的出现，靠财政刺激和行政命令等方式至多只是短期见效，不能解决根本的效率低下问题。在这样的困境下，政府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兼并扩充规模，加强国企的市场势力，来提高其盈利能力。这样的路径是否可行呢？
2.6.3 国企追求规模最大化的行为及效应
在20世纪末期的大规模改制前后，政府对于国企的基本发展定位是，抓大放小，做大做强。在大部分中小国企改制重组或退出之后，国企的重要发展目标是追求产值最大化和规模最大化，同时适当兼顾其他目标，但是首要目标则是规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追求的GDP最大化目标，就是国企的目标。国企之所以把此目标放在首位，根本原因在于，这与国企领导的个人利益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企业规模做大了，国企领导的地位或级别也就相应提高，这就满足了他们的晋升需求。除此之外，在晋升地位的后面，通常还会隐藏着大量私人利益，个人效用也能够得到最大化。这些个人效用往往能够通过各种内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企业越大，可覆盖的范围越大，可进行内部关联交易的机会也就越多。此外，还有各种在职消费可以满足个人效用，越大的企业，可供在职消费的范围也会越大。
从图2.14、图2.15可以看到，以民企、外企作为参照系，国企的规模（无论是资本衡量还是收入衡量）在2003年之后都有了不断加剧的扩张。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量中小国企退出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来自国企强烈扩张的行为动机。因为到了2008年之后，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基本已经停止，然而这样的扩张趋势依然有增无减。究其外部原因，主要还是与政府的财政货币刺激有着密切关联，与政府关于国企做大做强的政策有关。究其内部原因，则与国企领导追求自身晋升地位和个人利益的行为动机相关。
那么，国企做大的同时，是否产生了相应的效益或相应的利润？
图2.14 1998—2016年国企平均规模的增长（户均总资产）
图2.15 1998—2016年国企平均规模的增长（户均营业收入）
注：表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1998—2010年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2011年之后则为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2017年）。
从图2.16看到，国企的做大做强首先是表现在资本的持续扩张，随后是营业收入的相应增长，然而到了2014年之后，尽管资本仍然在上升，但营业收入开始下降。利润的增长远远落后于资本与收入，而且落后的差距还越来越大，这表明企业成本在不断持续上升，企业规模的扩张并未带来效益相应变化，相反却持续下降。
图2.16 国企总资产、总收入和总利润增长趋势图（1998—201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2017年）。
从图2.17可见，从2007年/2008年之后，国企的利润变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在此之前，利润变动保持一种缓慢上升的趋势，虽然上升较慢但还算正常，然而到了2007年/2008年之后，利润出现下降势态，这可能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不过很快，这种情况就得以扭转，利润开始上升，这显然与四万亿政府投资刺激有关。这种上升仅持续了大约两年，利润就开始回落，随后的5年都一蹶不振，持续徘徊不前。如果说，这是经济周期波动所导致，但与此同期，我们看到，私企的利润变化曲线则一直保持正常的上升势态，并未出现这种奇怪的波动表现。
图2.17 国企利润变动图（1998—2016年）
国企在2008年之后持续出现的这种状态十分异常，显然是在某种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我们通过国企在这一阶段的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增长的曲线（见前文图2.2）就能看到，过多的货币刺激导致的名义产值增长趋势非常强烈。很显然，国企的利润增长趋势也与此密切相关。不过即使如此，这种刺激也是不能持久的，很快这种利润的增长势头就减弱，以致持续萎靡不振。国企在这个阶段的TFP表现也是如此，如第一章所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由此可见，一个最直接简单的扩张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投入大量资本，但是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于是销售收入下降，利润自然下降。国企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扩张行为，以及带来的产能过剩结果是体制的必然。因此，产能过剩表明了过度投资扩张，表明了企业并不服从市场规则，也表明了企业并不把来自市场的回报作为自身追求的第一目标。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大量扭亏无望、长期低效率、成本居高不下、负债累累的“僵尸企业”出现。
“僵尸企业”是近几年来政府反复强调的问题重点。2017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求“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这说明解决“僵尸企业”已经刻不容缓。根据相关研究[70]，“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在制造业，“僵尸企业”的最高比例是在钢铁业，达到51%；从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中僵尸企业数量和资产规模占比始终最高。僵尸企业的这些分布特征正好与国企的产能过剩重点区域基本一致。
根据我们关于“僵尸企业”的研究发现[71]，从1999年至2013年，“僵尸企业”的资本占比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僵尸”状态趋于扩大化。针对中国的“僵尸企业”反反复复出现的状况，我们着重从长期视角来研究“僵尸企业”，力图消除各种短期生存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把决定企业“僵尸”状态的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或制度因素）加以区分。国有企业的数量中有38%属于长期保持不变的“僵尸企业”，远高于其他四种所有制的占比（18%、16%、20%、20%）。同时，国有企业的长期非“僵尸企业”占比仅为13%，远低于其他四种所有制的占比（37%、41%、28%、32%）。通过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与非“僵尸企业”的正常市场行为相比，“僵尸企业”具有明显违背市场规则的反常行为，而这正是国有企业通常的行为方式。
2.6.4 中央企业的行政地位和市场地位
经过上一轮大规模改制，又经过一段整合重组过程，至2017年，国企的布局基本稳定在两大类企业，即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前者是中央管理企业，简称央企，后者主要是地方政府管理，主要以省级企业为主，也有少量地市级企业。以下我们简单考察中央企业。[72]
判断一个单位对应的行政级别，最简单的方法是看一把手的任命权。一把手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或其他部委任命的，就是央企；由地方党委、国资委任命的，就是地方国企。中央企业主要特征有三：财务关系在财政部，人事关系归人社部，经营由国家计划单列。经过多年持续重组整合，截至2017年4月，中央企业有134户。
根据产权属性和管控主体，可以将央企大体分为三类：实业类中央企业，金融类中央企业，其他部门管理的中央企业。其中，实业类中央企业主要是102家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中央企业。
国资委央企名录的前51户中央企业的董事长、党委（党组）书记、总经理的人选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中央组织部任命（63岁到退休年龄）这与一般副部长级干部的任免权限相同，因此被认为相当于副部级干部。所以，前51户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中管企业，但是在中央发文中，一般称为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前51户的副职领导，以及非51户的正职、副职领导均由国资委党委研究决定并任命，60岁退休。非51户央企的法定代表人（多数是董事长）须报国务院党组任前备案同意。
中央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对等关系大致如下：
由此可见，中央企业具有较为严格的政府等级系统特征，也可以推广至省市级的国企，它们也有类似的行政级别，只不过层级较低一些，但本质上都差不多。政府等级制推广至企业，从中央到省，再到市级，逐级递减，越往下就越少，市场越发达地区越少，反之则相反。实际上政府和市场两种系统往往很难兼容，市场更多是依靠横向联系来运作和经营，而政府更多是依靠纵向等级制来传输信息，发布指令。如果国有企业更多靠纵向等级来经营，则有回归到计划经济的倾向，这样的企业会趋于僵化而缺乏市场活力，不考虑如何提高市场横向竞争力，也必然不利于企业进行横向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创新。
中央企业主要是中央为了保持行业控制力而需要控制的企业，它们是各行业的龙头企业，不过有一部分可能曾经具有这样的地位，而现在作为央企，只是为了保持过去的既得利益和行政级别地位。与中央企业相类似，它们是为了便于省市级政府掌控的行业龙头，或者是过去地位延续下来的既得利益性质的企业。
2015年中央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提出把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其中，商业类被界定为两大类，一是充分竞争的，另一是非充分竞争的，后者即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企。这些国企不同程度地承担着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前瞻性战略产业的特殊任务。从理论上来说，中央企业应该承担国家层面的战略性功能，也就是说，央企应当以战略性产业为主业。[73]
因此，这是中央企业应该发展的方向。突破过去的行政“框框”的限制和既得利益“条条”的束缚，按照最优的合理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模式，摒弃计划经济的集权思维方式，按照市场创新发展的需要，来选择新的战略产业，应当成为国企改革的发展路径。
实际上，在有限且为数不多的央企集团下，还覆盖着大量的子公司或孙公司，具体来说，这样的企业如何改革？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2017年底前，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这个明确的时间表，69户央企集团公司和3200户央企子企业，必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从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变身”。这意味着遵循市场化、法治化机制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路径可能得到完善。
2.6.5 改革的切入点：从反腐败到反垄断
近年来，在国企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大变革是反腐败，这几乎是一场大地震，对国企的所有高层领导无疑地具有强烈的震撼力。[74]权威媒体或政府官方网站不乏关于国企领导人受到腐败查处的公开报道。从特大国企或中央企业（例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铝、东风汽车、一汽集团、南航、华润集团、武钢、宝钢、南方电网、中化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远集团等），到地方国企（例如贵州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广东电网公司、上海市电力公司、青岛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柳钢集团、西藏自治区盐业总公司、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投资公司、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广州越秀集团、广州万力集团、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等）。可见，中央企业或省市属国有企业普遍地存在着腐败问题。
1.国企腐败典型案例及特征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案例4
2.国企腐败的高发领域和行业
据中纪委网站2015年5月报道[75]，2014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至少公布了115名国企高管涉嫌违纪违法的信息。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分析了国企腐败的高发领域以及特征如下。
（1）国企腐败的高发领域。
第一，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型企业最易滋生“硕鼠”。
从类型上看，涉案人数分布如下：能源领域24人，占20.9%；机械与制造领域14人，约占12.2%；建设投资领域13人，约占11.3%；电信领域11人，约占9.6%；交通运输领域6人，约占5.2%；金融领域4人，约占3.5%；传媒、冶金、出版、烟酒等其他十多个领域43人，约占37.3%。这一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企腐败高发区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丰富的企业尤其严重。
第二，能源、通信、电力和运输为腐败重灾区。
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等能源领域毫无意外地成为国企高管腐败的高发区。除中石油系统外，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先后有5名高管落马。电力系统在此轮巡视的过程中成为腐败重灾区，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各有4名高管落马。在通信领域，中国联通下属分公司也有数人先后落马。中国移动在党的十八大后也有5名高管落马。此外，在运输领域，南航2017年底也创下了4名核心高管在一周内落马的纪录，财、投、建、购领域成为民航腐败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企业内部串通，监守自盗。以上这些企业关系国计民生，不仅资本雄厚，还居行业垄断地位，掌握着稀缺市场资源，因而容易成为权力寻租和以权谋私的重灾区。
第三，一把手、企业副职、关键岗位负责人等“实权派”最易身陷贪腐。
董事长、总经理等一把手毫无意外地成为国企腐败分子中的“大多数”。经梳理发现，在115名“落马”国企高管中，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一把手共有65人，占比约56.5%。
一把手之外的副职，则成为因腐败“落马”的第二大群体。115名“落马”国企高管中，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等副职共有39人，占比近33.9%。
另外，身居要职或“肥缺”的关键岗位负责人，也是腐败高危人群。115名“落马”国企高管中，总经济师、总会计师、运行总监等关键岗位负责人共有11人，约占9.6%。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腐败分子常常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往往导致“查处一个、揪出一窝”。“‘群蛀’是国企腐败的一大特点。
第四，财务管理、业务承揽、物资采购等生产经营环节风险系数最高。
国企生产经营环节，腐败风险点在哪？梳理115个国企高管“落马”案例，发现有26人公布案情，主要涉及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经商办企业等事项。其中，涉嫌受贿者最多，约为21人。具体来说，一是财务管理环节。发生于此类环节的腐败主要为贪污。二是业务承揽、招投标等环节。发生在此类环节的腐败多为权钱交易和为亲友谋利。如中央巡视组指出，中国海运集团有的通过关联公司承揽大量业务，贴着企业发财；三峡集团公司有的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一些招投标暗箱操作，工程建设项目分包现象比较普遍。三是物资采购、销售等环节。发生在此类环节的腐败也多为权钱交易和为亲友谋利。如中央巡视组指出，相关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
《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也印证了这一分析。[76]该《报告》显示：在109例国有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104例案件的案发环节明确。其分布情况为：财务管理过程18例，工程承揽过程12例，物资采购过程10例，产品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均为5例，薪资管理过程2例，公司设立变更过程、融资过程、人事变动过程各为1例，其他日常经营过程49例。该《报告》还披露，据统计，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一年中共有657例企业家犯罪案件。
（2）腐败主要特点概括。
特点之一：企业的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
这种腐败方式最为隐蔽和普遍，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具有较多层级的较大企业，都有可能采用这种方式。不过，国企相对民企，具有更合适于这种腐败方式的土壤。两权分离，层级较多，官商一体，缺乏约束，都是促成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的温床。
中央巡视组总结的高管常用腐败手段，在已经通报的5家大型国企中，存在一些非常相似的通用的腐败手段。其中，国企领导以权谋私的“利益输送”问题最为突出。
例如在东风公司，巡视组发现，该公司部分领导干部的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与东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靠山吃山”问题突出。在神华集团，巡视组指出，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重点合同煤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煤炭经营销售中结成利益同盟，利用煤炭政策价差谋取私利；还在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使得灭火工程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程。
总之，国企的资财是全民的，经理人所赚的利润与自己没有密切联系。为了获取好处，把公司的利益输送给他人，然后由他人进行反输送，进入自己腰包，是触犯法律底线的行为。
特点之二：官商不分，利用权力全面扩张，覆盖范围巨大，实现多领域连环垄断。
这种情形常见于大型或特大型企业集团，央企集团较多，也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和地方国有控股集团。例如，上海最有名的老字号国有商业集团，涵盖了上海的生活资料中，从上游原料到下游零售的各个环节[77]，此后通过并购，把集团业务拓展到了全国，涉足百货、购物中心、超市商业、专业专卖、物流、商业房产、投资和汽车8个领域。这样的巨无霸集团，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垄断市场实力，也有着无数的设租寻租和利益输送空间。2015年该集团董事长获刑18年，他的职业生涯，有扭亏为盈、快速扩张的光辉业绩，最后却由于腐败而结束。反思一下，这种巨大的垄断市场，正是导致腐败无约束滋生的温床。
特点之三：利用特定领域的局部垄断权进行寻租受贿。
常见于地方性国企的腐败行为，各种各样的地方性腐败案例都可以表明这个特点。例如，秦皇岛北戴河供水公司的负责人[78]，就是小官巨贪的典型，其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
这个腐败典型具有普遍性，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都是这种多如牛毛的小官，或某个地方性的关键机构。这些机构或企业的掌权者握有很大的权力斟酌空间，往往很难从外部清晰观察到。因此，官不一定要很大，但权力覆盖的范围则有较大的寻租空间，在没有约束和监督下，造成小官必贪的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特定领域的局部垄断行为较多见于地方国企，它们往往形成官商一体联盟，设立地方市场或某个局部范围的进入壁垒，这种壁垒有的是有形的，更多的是无形的，是通过“关系”来体现的，在这种关系网中的壁垒，俗称“玻璃门”，不仅体现了不公平，而且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无形枷锁。
3.找出腐败的根本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首先要找出其原因，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以上腐败行为来看，根据哪些领域是易发、多发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则主要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存在很大漏洞，需要加以改革或修补完善。[79]
（1）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公权私权不分，产权界定混乱。
从腐败的企业高管“一把手”名单或履历中，可以发现不少人都具有从政经历，有的是从政府部门下海的，有的是从政府部门调入的，这些人脉关系，为他们的业绩加分不少，同时也为其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对于央企来说，本身就是处在政企不分的灰色地带，其一把手大都是中央任命，因此，官商不分也是必然。官商不分的结果就是公权私权不分，作为政府官员，是公权力的执行者，而作为企业，大多是私权的执行者，两者不可混淆。否则，产生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看到，央企所在领域和行业都是腐败的高危区域。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清楚的权力界定。
央企如果承担的是国家的战略发展职能，主要对国家负责，由政府制定专门的考核体系，要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与财务规范。对于企业高管和技术骨干，制定必要的激励和奖惩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规章条例来执行，以此杜绝腐败。当然，是否所有的央企都纳入这个系统，需要斟酌，但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有效防止腐败的基本路径。
需要权衡的是，政府应如何确定央企的职能？是作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执行者，还是作为一般市场身份的企业？如果混淆两者，那么腐败恐怕很难避免。
这里就要涉及国企分类改革的问题。大多数国企还是应作为一般市场身份意义的企业，也就是与民企同样的面对市场竞争，不应享有特殊权利。因此，这样的国企主要受到市场约束，在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倘若企业腐败，则会自取灭亡，企业在市场压力下也不会这样做。从大量的腐败案例中，可以看到，能够有腐败空间的，大都是垄断领域，具有很大寻租空间和受贿机会的，这样的企业无需面对市场竞争，背靠大树好乘凉，就能不费力地获取种种利益。
（2）审批监管。
审批监管是中国经济一大特色，也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虽然随着市场经济转型，这些审批监管趋于减少，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仍然通过种种方式，不同程度地把握着大量的审批权。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秩序和规范的管理需要，也需要保留一定程度的监管权。这就给那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近10年来的反腐，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的，而且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可以说，审批监管权覆盖的范围和深度，决定了腐败的相应程度。
根据近年来搜集的数据，可得到中国经济中的审批监管权所覆盖的范围大致如表2.19所示。
表2.19 行业进入壁垒：中央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2013年）
注：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项目，须按照规定报送核准。本目录外的项目，则实行备案管理。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883.htm；《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的通知》（国发〔2013〕47号），http://www.hlj.gov.cn/wjfg/system/2014/03/14/010638198.shtml。
在国家发改委的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对于市场准入的行业与项目有着详细的规定。绝大多数企业，无论是自有资金还是政府投资资金，只要想进入这些行业，都需要经过限制准入的审核，只有通过了才能立项，才能投资开工，进入市场。这些投资受规制的行业，政府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控制，最常见的行业规制表现为“核准制”，这个核准制投资项目的目录涵盖了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各种重要原材料行业、机械制造、轻工、高新技术产业、城建和各类社会事业（学校医院等文化事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央政府设置的各种行业进入壁垒。
对于企业进入市场，政府设置了三种壁垒：备案制、核准制与审批制，分别对应不同类资金来源的企业和投资项目。其中，审批制是最严格的，主要对应资金来源于政府的投资项目；核准制则对应某些特定行业的投资项目（不包括外资）；备案制相对较为宽松，它不是按照行业标准，而是对应全部行业，按照投资规模来设置的不同控制等级。通过这三种不同的进入壁垒，政府可以基本上控制所有企业的投资和扩张。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的审核制以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目录为依据，在本省地域范围内进行重新界定，例如水利、矿山、公路、桥梁之类；除了这些公共或公用事业部门之外，另一些则按照规模来区分控制的等级，例如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由省发改委来审核，较小的则由地市审核或备案，更小的则由县区审核。
核准制是地方政府控制市场准入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各种项目的详细审查，来决定企业是否可以进入。地方政府以中央政府发布的核准行业目录为基础，并按中央政府要求，确定各级地方政府的审核范围。表2.20给出了地方政府负责的规制项目的详情。
表2.20 地方政府核准（或备案）的投资准入项目一览
注：本表主要涉及工业和房地产业，不包括公用部门和服务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本）的通知》（国发〔2014〕47号）；《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04年本）》http://www.zetdz.gov.cn/detail.asp？id=343；《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山东省2013年本）的通知》（鲁政发〔2013〕32号）；《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发改委2004年8号令），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3336.htm。
与中央政府审核项目比较，地方政府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的行业更多。除了中央要求的审核项目外，地方审核的行业还增加了房地产、纸浆、糖和水泥这几个行业，此外，由于审核的规模起点低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往往还控制了那些中央政府不再审批的、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投资项目。
腐败都是围绕着审批机制而大量出现。在各级政府严格控制市场进入，设置壁垒的情形下，政府掌控了一级垄断权，同时，获准进入行业优先权的国企，则具有二级垄断权。通过层层设立关卡，相关部门则可设租寻租，牟取私利，通过各种方式向相关审批对象索要好处。
（3）资源开发和金融信贷。[80]
资源开发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涉及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腐败非常严重。这一领域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资源越是集中的地方，越容易发生腐败。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资源开发和配置的权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缺失监督和管理，资源开发这块“肥肉”就会被腐败分子觊觎，进而滋生大量腐败。
在金融信贷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现在有些金融信贷部门的相关人员几乎垄断了金融和信贷的资源，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金融决策权来牟取私利，甚至形成外界无法察觉的利益集团。不具备金融信贷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发现其中所隐藏的潜规则和腐败内情。
资源（例如土地、矿产、招标项目等）为国家或各级政府代理者所有，理论上由他们代表政府行使所有权，但实际上谁能拿到资源的实际使用权或代理权，谁就可以作为垄断者来代理政府实现对该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国企往往就是这样得到政府授权的垄断者，它们掌握着资源的唯一使用权，因而能够利用这种独占的地位，实现垄断收益最大化。由于分散的众多资源开发者与集中的单一资源代理者之间的双方力量高度不对称，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完全和不透明，于是，垄断者就会成为众人追逐的核心，可以待价而沽，坐地起价，不劳而获，大量腐败的结果是必然的。
金融也是一种资源，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信息不完全，金融产品的复杂多样性导致其中存在诸多陷阱，不易被识别和发现。在中国，金融机构的集中度很高，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监管也不到位，老百姓缺乏选择的余地，民间投资也没有选择的空间，为数不多的金融寡头机构面临众多需求者，显然是一种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在这样的交易格局中，较为稀缺的融资资源便有了寻租的机会，这就为金融腐败提供了温床。
以上这两个领域的特点都是一对多的交易，具有高度垄断性质，同时具有信息不完全、供不应求的市场特征。这些都为腐败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4.对症下药：反垄断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
（1）腐败的原因和反垄断。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腐败原因在于政企不分，官商不分，公权私权不分，产权界定混乱；过度审批监管导致对企业的不合理行政干预；资源过度集中和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市场不对称或不均衡。简言之，腐败大量滋生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产权不清、监管过度和市场不均衡这三大方面的问题。从上述原因再追根溯源，可以发现，无论哪一种原因都与垄断密切相关，倘若没有垄断，则腐败没有依附的载体。找到了根本原因，则需要对症治疗。
首先，要产权清晰，企业与政府界限明确，相关契约通过平等协商充分体现各方权益。由于权益界限分明，各方都会尽力维护自身权益，腐败则很难有存在的空间。腐败只是在那些无人看管、无人负责的区域大行其道，一旦每寸地盘、每件东西或每种新创价值都有事先确定的归属，那么腐败还能有生存空间吗？
其次，审批监管行政干预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那时候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都需要得到上级计划的批准，然而这个权力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而自然消除，而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这显然也为腐败提供了方便之路。计划经济中的审批体制，实际上就是最大的、覆盖最全面的垄断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经济高度短缺，效率低下，一切生活资料和消费品都按照等级制来分配，哪里有什么创新和积极性？这种体制充其量也就相当于战时体制，生产自给自足，没有任何剩余可以分配，也就没有什么腐败来源。然而，现在计划经济虽然不复存在，但行政垄断权力依然存在，它们不是经过计划，而是通过行政干预，来插手企业运作，获取企业创造的剩余。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放开后，企业生产积极性高涨，创造大量新价值的阶段，正好提供了可供腐败者获取剩余的来源。因此，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屡禁不止，政府以各种借口频频强调行政干预的重要性，不是积极努力地推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大权力的分量和范围。结果，腐败得以依附于这些权力，再加上法制不健全，国企及相关官员们既不受法制约束，也不受市场约束，腐败就会大量发生。解决的方式实际上也不难：第一，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审批，能由市场约束的尽量交给市场，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第二，如果有必要干预或监管，规则需透明公开，做到民众可查看，第三方机构可监督，把政府的审批监管放在阳光下操作，才可能减少和杜绝腐败。
最后，倘若市场存在很大的供给短缺的缺口，也很容易产生腐败。就像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供应极其匮乏，不要说那些掌握物资供应权的人有更多机会涉嫌腐败，就连一个小小的售货员都可能利用一点小权力来占些便宜，只不过当时的资源太少，能侵占的剩余极其有限。一旦到了市场经济，物资越来越丰富，不需要由政府来确定物资分配，而是从市场来购买，这种腐败也就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天然就有趋于供求均衡的内在调节功能，那么也就不存在利用缺口来加价倒卖、投机或借机寻租等腐败行为。除非存在政府干预，或存在操纵市场的外部势力，这种操纵市场的行为就是垄断者行为。正是这种人为干预市场均衡的垄断者的插手，才是腐败的始作俑者。因此，要消除腐败，得从反垄断行为开始，首先要消除供给不足的缺口，尽可能地满足需求，直到垄断者或投机者不再能从中牟利。
凡垄断资源的产业，都会出现这种供给不足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对决定市场供给的政府和企业进行改革，使它们适应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行为目标。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真正让市场需求，也就是以民生大众的需求为导向，来决定供给目标，而不是让供给来决定需求，或操纵市场供求。只有确立以市场导向为目标的合理企业行为，才是形成合理均衡的产业结构的根本基础。
总之，哪里有壁垒，哪里就有垄断，也就有寻租和腐败。当前的重中之重，就是迫切需要消除市场壁垒。
（2）消除市场壁垒，实现公平竞争。
以上这些消除垄断的方式，都是市场经济的常识，只要市场经济完善，能够有效地调整供求关系，垄断就会失去其土壤。然而，我们的经济却无法践行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改革的向前推进总是十分艰难，经常是走一步退两步，徘徊不前，从而导致腐败的大量滋生，各种垄断权力不愿退出市场，反而不断加强，甚至不断地侵蚀已经形成的市场经济根基。结果，腐败就成为一种难以消除的顽疾。
腐败主要来自垄断，来自某种独占式的专营，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垄断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市场供给，形成供不应求的缺口，进而获取高价格和高利润。垄断者也可以借机大肆寻租，利用市场缺口，获取差价，从中得到垄断租金和腐败收益。这是历来所有的垄断者成为腐败者的必然通道，也是从垄断高价到腐败收益的基本路径。高利润还可能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但高腐败收益则完全归垄断者所有，这里没有什么合理性。当然，也许腐败收益也是一种创造利润的激励，但是如果通过竞争，而非垄断，那么或许可以创造更多利润，这样的机制也更合理。因为是通过努力得到的回报，而不是通过“关系”、寻租得到的。更重要的是，不仅从企业自身公平激励来讲，而且从全社会的市场公平竞争来讲，任何高垄断利润，或是高腐败收益，都是来自对于下游交易者的攫取，即消费者或中小企业，都是通过不公平交易得到的。总之，无论是效率还是合理公平，市场机制都比垄断机制更优，这是经典理论和实践历史所证明的。
因此，对于改革从反腐败到反垄断，这是一个最为合理的发展路径，否则反腐败就没有任何意义。只要垄断机制存在，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会一直存在，腐败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反腐败就需要一直继续，因为根源还在。根子不除，则腐败难除。
附表1 几个行业的国企主要指标变化趋势（1999—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