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说明[5]

当我阅读一位在当时默默无闻，而今天已经颇有名声的人写的著作《行会之书》（作者亚格里戈·伯底基耶是圣安东郊区的木工，现在是人民代表[6]）时，感受很深，这不仅是由于“门派”在古老教义中的诗意，也是由于主题的重要道德意义。于是我用诚挚的进步思想，写了《周游法国木工行会会友》这部小说。

在设法表现我们这时代所容许的尽可能先进的工人典型时，我不能不在他身上赋予对现实社会的见解，对未来社会的向往。然而，在某些阶级中，人们大叫大嚷，说这是不可能的，太夸张了，人们指控我恭维平民，想美化他们。请问，为什么不能恭维，不能美化平民呢？就算我的典型太理想化了，为什么人们可以允许我美化别的阶级的人物，却无权同样地美化平民呢？为什么我不描绘出尽可能令人感到可爱，感到庄严的形象，使一切聪明善良的工人都想仿效他呢？从什么时候起，小说必须是现存事物的图画，是现代的人和事物的无情冷酷的现实？我知道，可能是如此，巴尔扎克，这位我一贯敬服的大师，他写了《人间喜剧》，虽然我和这位著名人物友谊深厚，可我是从另一方面来观察人间事物的，我还记得，差不多在我写《木工小史》那个时期，曾经对他说过：“您写《人间喜剧》，这个题目太谦虚了。您很可以说是《正剧》《人间悲剧》。”

他回答我说：“对。您呢，您在写《人间史诗》。”我说：“这么一说，标准又提得太高了。我是想写人类的牧歌、诗篇，人类的小说。总之，您愿意而且善于按照一个人在您眼前出现的那样去描绘他，这很好。我呢，我觉得我倾向于按照我希望他是什么样子，我想他应当是那样来描写他。”由于我们之间没有竞争，我们立刻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在那个时期，十来年以前，对于那些和工匠作坊里的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层社会的人们来说，我那个比埃·于格南的典型显得美化了。可是，亚格里戈·伯底基耶本人至少和比埃·于格南一样聪明，一样有知识。另外，任何一个工人都有可能是年轻俊秀的，这点谁也不会否认。一个所谓出身高贵的妇女，可以爱一个出身微贱的男子的美貌，这是有过的事。一个多情多智的妇女，可以在她热爱的男子身上只赏识他的情和智。我希望，如果我们目前还没见到这种情况，将来总会见到的。最后，人们可以确信，当时还没存在的不久可能而且应当存在。下边就是证据：几年后，欧仁·苏写的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小说里，主人翁就是一个工人，他把这工人写成诗人、哲学家，更有甚者，还把他写成社会主义者。没人对此提出异议。是不是因为这人表现得比别人更巧妙，服装比别人更逼真？这是可能的。看到我的同行们能在我失败之处获得成功，我总是很高兴，从不为此伤心。归根到底，问题是一样的。一个工人是一个人，和别人完全一样；一位“先生”和别的“先生”也完全相同。如果有人对此感到惊讶，那倒使我十分惊讶。为了和世界上所有的秀才[7]一样有知识，并非必须考上秀才。一个人有道德、相信宗教并不是在学校里就可以学到的，因为学校只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在那里，人们得到一点知识，非常缓慢，而一个工人，如同一个妇女，凭着智慧和意志，可以在不久更快地获得它。总之，这种所谓种族和性别的低劣性是一种成见，对这种成见，今天再不能去真诚地支持它了；而更多地去攻击它，现在看来也太幼稚了。

我第一次发表这部大家即将阅读的小说时，受到两个宗派咒骂的压力，那就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还不算教会，他们在报纸上毫不客气地诬蔑我，说我每星期天都去“近郊”[8]研究工人的风俗，每次都是跟比埃·勒鲁[9]一起喝得醉醺醺回来的。某些人、某种宗教就是这样以欢迎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想改善道德的企图。一本以“福音书”式的思想作为公开目标的书，就是这样被卫道士们和传播“福音”的教士们接受的。

乔治·桑

诺昂 1851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