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现象的兴起

斯托尔珀与萨缪尔森（1941）应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推出：一国出口产品价格上升会导致该国相对丰富要素的真实回报上升，而该国相对稀缺要素的真实回报下降。贸易机会使相对丰富的要素获得更快的回报率，而相对稀缺的要素实际上境况变差了。所以，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一国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而支持保护主义。在欧美国家，相对稀缺的要素是非熟练工人，而相对丰富的是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根据这一理论，自由贸易可以增加欧美国家的总收入，但会使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均衡。非熟练工人工资下降，对此广泛的解释是：技术变化起了主导作用，尤其是技术变化导致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故反对经济全球化或自由贸易的主要论据一是挽救本国的就业机会，二是减少贸易赤字，三是阻止血汗工厂，四是避免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

可见，经济全球化给一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是非均衡的，比如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资本、知识和技术精英更加受益，而普通劳动阶层受到负面冲击更大一些。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了政治层面的抵制，由此给全球化带来新的挑战。

逆全球化浪潮正冲击世界

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和价值链理论的广泛传播，20世纪后半期，经济全球化取得爆发式发展，主要表现为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劳务的全球化（袁志刚、余宇新，2013）。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有所放缓，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的发展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态势明显。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退群”热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为美墨加三国协议，并发起与全球多个经济体的“贸易战”。欧洲方面，英国于2020年初完成了“脱欧”，但仍有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亟待解决。

跨境人口流动出现明显障碍。2015年，国际迁徙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攀升至3.3%，其中难民占据主体地位，光叙利亚登记的难民就高达490万人。美国新任政府希望限制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多国公民入境。欧洲虽然对难民保持开放态度，但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对当地的治安与财政提出了挑战，激起了欧盟内部大规模的反移民浪潮。

欧盟的反移民运动主要源于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巴黎、布鲁塞尔与伦敦相继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欧洲陷入恐慌情绪。欧洲穆斯林难民的贫困境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是导致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与移民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然而，欧盟在难民危机时仍然坚持原有的申根制度，不仅其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内部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其他国家的难民也能够进入欧盟，这难免会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高柏、草苍，2016）。

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不确定性增加。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之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会由2018年的3.9%回落至3.7%。根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降，总量仅1.3万亿美元，较2017年减少13%。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是对全球化的又一冲击。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的侵袭对全球供应链协作、人员与物资流动、全球经济交流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迫使部分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的角度思索基础制造业国内回流的可能。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阻碍进一步激化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引发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扑，给全球化发展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传统全球化的利弊与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根源

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了传统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说是传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其内部却率先涌现出逆全球化的呼声，这表明全球化在提高全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高效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随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建立以及外包的实践，国家和企业边界被突破，过去市场自发形成的国际分工转向价值链生产的上下游环节。各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要素禀赋的结构差异，集中生产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推进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经济也由此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见图1.2）。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技术和劳务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见图1.3）。全球化赋予了市场全新的内涵与运行规则，推动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获得迅猛发展。总之，经济全球化可以实现以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以最有利的市场进行销售，促进经济高效运行。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利益融合，加快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呈现利益交融的局面，这既表现在经济领域又表现在其他领域，既表现在双边关系又表现在多边关系上。除了国家利益外，地区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以往的国家关系、地区关系发展成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各种利益集团力量的分化组合以及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正在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组织的发展，重塑了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国际协调机制应运而生。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全球性经济规则，设计全球性争端的解决机制。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必须出让或放弃部分主权利益，遵守这些经济规则。国际规则与国际组织正在成为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机制。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存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偏见，以自身内部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制定规则，而对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关注甚少，其实质是少数精英的全球化（施图尔茨，2005）。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缺少全球经济制度和政治秩序的顶层设计，使得少数人的私利与一国主权及全球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的爆发。

全球利益分配不平衡是逆全球化现象爆发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全球经济制度框架带有很强的政治导向性和封闭性。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中不得不做出让步，在经济领域依附于发达国家。因此，本轮经济全球化在提高全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化，拉大世界的贫富差距（库珀，2016）。

目前的全球利益分配框架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稀缺要素的拥有者会得到更高的回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因此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而且，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会将劳动力的报酬压缩到更低的水平。此外，对于转轨经济体与新兴市场而言，由于市场要素配置能力的缺失，在转向开放型经济的初期必然会受到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压迫与剥削”。跨国公司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占据主导优势，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牢牢掌握价值链中战略性的生产环节，而将低增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还会给予跨国公司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为其投资收益创造了更为可观的拓展空间。

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分配不平衡是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随着发达国家生产过程中资本密集度的上升，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份额正在提高，侵蚀了劳动者的收入。高净值人群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底层人群则经历了收入增长缓慢、福利水平降低与就业机会减少等变化。比如，根据2015年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前5%的高收入家庭占据了22.13%的国民收入，前20%的高收入家庭占据了51.06%的国民收入，而20%的低收入家庭只拥有3.15%的国民收入。

剧烈的贫富分化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阶层固化，代际流动性的丧失使底层人民缺乏上升通道。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精英阶层与低学历、低收入的中下层群众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由精英把控的政权内部，底层人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解决，由此导致的政治对立也愈加尖锐，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各国竞相抬头。

发达国家自身的政策惯性是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利益受到全球化伤害的群体期待政府出台更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但是发达经济体的政治领袖依旧采取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对外蛮横干涉他国内政，引起地区冲突与战乱，导致大量难民、移民出现；对内政策出现偏差，利益分布明显不均，一般工人阶层的待遇多年来几乎没有提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欧洲的难民危机就是西方国家原有政策范式的典型代表。当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行上述协定时，美国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为脆弱的经济复苏。201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2%左右，与此前几次经济复苏时期2.6%~7.5%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照。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骤升至10.2%，达到1983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结果是，底层群众难以忍受奥巴马政府用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军事战略或政治同盟，这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失去支持的重要原因。

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蛮横干涉西亚与北非局势，导致这些地区常年受战乱与恐怖袭击的困扰，无力发展经济。加之伊斯兰教派斗争，难民所在国家大都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社会秩序破坏殆尽，由此产生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平民，从而造成难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