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究竟谁杀了马嘉理？

12．李鸿章对滇案的看法

处理马嘉理事件过程中，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由于京津距离近，李鸿章还有自己的特殊人脉渠道，所以总理衙门也从他那里获取各种信息和洋人过津时的谈话记录。

李鸿章私下判断，马嘉理案与岑毓英有某种关系。他认为岑毓英心术多诈，眼界狭小，不宜久令治滇。念其平定杜文秀起义战功，必须保全，以顾国体。李珍国本非善类，须设法羁縻，讯供确实后解刑部议罪。⁽⁵¹⁾李瀚章处理滇案，即按这一策略行事。

清廷处理滇案，前台派出钦差大臣李瀚章，幕后就商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家兄弟完全卷入进去。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官场和民众中普遍存在排外情绪，激愤于西方列强在中国扩张势力和传播宗教，却找不到合适的反抗方式，在行动中就常常过激、陷于盲动，爆发过许多教案和冲突，其中最著名的是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该案起始于民间误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害孩童，挖心挖眼以作药材之用。数千群众包围教堂，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Henri Victor Fontanier）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当场向崇厚开枪，继而又向知县刘杰开枪，打伤其仆人。民众激愤之下打死了丰大业及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两名法国领馆人员、两名法侨、三名俄侨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烧了望海楼天主堂和领事馆。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此案，经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遂在法国要求下，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个天津民众，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均被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曾国藩因而被舆论指斥为汉奸，声名受到很大影响，自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了。

毫无疑问，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就在考虑探出一条连接印度—缅甸—中国云南的陆地通道，从地缘政治和商业角度而论，这是深谋远虑、很有战略眼光的。英国人认为，为避免在漫长危险的马六甲海峡及东印度群岛航行，直接将缅甸的货物和富饶的云南、四川物产交换，这样的回报，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秉承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传统，其海外利益拓展，一直是和近代地理学及多种博物学科相联系，同修路、通商的评估相伴随的。而探险家、科学家，甚至传教士、外交官，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海外扩张的先行者。更广泛地说，缅甸方向通往中国的通道，只是英国人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从南亚、东南亚和中亚寻找进入中国腹地的通道，从而搞清中国西部的地理、矿产、动植物、风土民俗的情报。不仅英国人，还有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都在不畏艰险、挑战极限、前赴后继。同步推进的还有新疆方向、西藏方向、广西方向。我在非洲津巴布韦，看到过一位更著名的传教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铜像，他在1854年9月沿赞比亚河的探险过程中，发现维多利亚瀑布。他用一年八个月的时间从大西洋到达印度洋，成为第一个穿越非洲大陆的欧洲人。在近东和中亚，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在太平洋、印度洋中的岛屿，甚至在北极和南极，都有无数探险家、旅行家的活跃身影。他们的所作所为，自有欧洲人的价值观，从控制海权，到控制陆权，从而完成全球扩张。他们把自己的逻辑当成是“普世”的，将一切原住民乃至各个区域早已存在的文明古国，看成不开化、待征服或待用基督福音教化的。而欧洲的工业家、商人和金融家，都在等待着他们传回的消息。

此时，地处边隅的云南百姓乃至各级官员，对于英国势力的渗透，虽然带有种种不准确的传言，行动中带有一定的愚昧盲动，但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有自己数千年的传统信仰和文化。也有自己的农耕和商贸。出于本能，他们对欧洲人的疑虑和抵制，是对殖民势力东来的直接抗拒。而在北京，官员和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变化仍是懵懂无知，依然沉浸于天朝自大和朝贡体制的自满之中，将洋人看成蛮夷和戎狄。直接处理对外事务的官员，被两次鸦片战争中洋人的坚船利炮和圆明园上空的硝烟震撼过。他们知道洋人惹不起，恐惧再次兵临津沽和京城。他们一方面开始接受学习西方“洋务”的主张，一方面也在混日子，害怕地方上排洋引起的教案和杀死洋人的冲突。一旦这类事件发生，就是推诿、蒙混、搪塞，然后处死疑似的“凶手”并追究地方官员，引起士大夫和老百姓的更大不满。

处理马嘉理事件的难处，在于这次入境事前得到清政府批准，死者又是一个外交官。就总理衙门而言，其实既不知晓英国人探路的图谋，也不知道事件背后的真相。就云南地方官而言，或许是他们组织了抵制，或许是默许了杀戮，却并没有从国家全局的角度去思考西风东渐背景下的中外关系，这场简单的排外阻击，使国家在外交上陷于被动。

现在追查案件，如果最终找不出凶手，英人不能答应；若是查处凶手，惩办官员，可能又会激起民愤和舆论的指责。这使李家兄弟必须反复考虑、审慎行事。李鸿章叮嘱大哥：“兄到滇后应先将原派查办不实各员摘顶，树之风声，俟定谳时再分别奏参，是亦津案办法。但欲避汉奸之名，绚官绅之誉，则必办不到，而案也必不能结，且恐掣动大局，望三思百思而行。看威使愈逼愈紧，中朝何足当之，恐有决裂之一日。相隔万里，审慎操纵而已。”⁽⁵²⁾

13．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经过五个月的审讯，1876年4月20日，李瀚章、薛焕、岑毓英联名向朝廷上奏结案报告，确认李珍国是阻击行动的指挥者。他们说李珍国接到士绅来信后，“竟自居间发难，布置截阻，挥霍犒金，欲为摊索资费地步。赉函绅众，极力铺张，绅等力难禁遏”。言下之意李珍国抗英是为了搂钱。报告以腾越士绅给李珍国的两通去信和李珍国的回信作为证据。李珍国在信中说道：

弟自接诸公来函，即将诸山野贯一律调齐，大加犒赏，取具刀标木刻为凭令，并各司出具印结，均交蛮允收存。惟查洋人之事，弟又由腊撒、陇川、章凤街三处，传聚诸路野贯，以牛马银物按数给之，亦各欢喜，各于要隘堵截。但此番大事，较之发匪（按指太平天国）甚于十倍，关系阖厅。弟念切桑梓之邦数万生灵起见，昼夜筹划，费尽心力，断绝阴谋大患……一路赏耗用去银一二千金。

李珍国信中还说他于1月30日到达猛卯司署，接报洋人羽党数十在该司坝尾驻扎，雇脚夫往硐洞方向运送货物。他令各路山贯努力截杀，适遇野夷将货物抢去数驮，洋人听说他带兵在猛卯驻扎，畏惧兵威，已经折回八莫，意欲仍由蛮幕（曼暮）经过。他令雪列官蔺小红令各路山贯堵截各口，谅洋人难以逃脱。⁽⁵³⁾

李瀚章还另派湖南绥靖镇总兵李胜改装易服，单独取道四川赴腾越、蛮允查访。⁽⁵⁴⁾李瀚章说，参考李胜密报，结论是“各路之布置皆李珍国一人之主谋”，“凭证昭然，已同铁案”。⁽⁵⁵⁾

虽称“铁案”，除了李珍国与腾越士绅的通信，李瀚章并没有拿出更多证据。潘鼎新当初告诉李鸿章的秘密，结案奏折中也没有提及，或许是为了切割与岑毓英的干系。李珍国本人坚决否认指控，强调“实无写过书信与地方绅士齐团的事，亦无使人阻截洋人”。⁽⁵⁶⁾不仅李瀚章到滇后的历次审讯都不承认，甚至在六年之后（1882年），英国探险家柯乐洪（A. R. Colquhoun）见到他时依然继续否认。⁽⁵⁷⁾

李瀚章审案的犯人供词也相互矛盾。比如李珍国之信落款为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所叙命各路山民截杀洋人，在时间和地点上存有明显漏洞。再有他称蔺小红为雪列官，而云岩硐的头目腊都的供词说，“蔺小红本是汉人，被我们掳在硐里的”，且是砍杀马嘉理的主要动手者。⁽⁵⁸⁾

但李瀚章一定要把责任摁到李珍国身上。他在奏折中提出按照“众供确凿即同狱成”之例，给予应得之罪。查《大清律例》规定：“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除本犯事发在逃，众证明白，仍照律即同狱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即具众证情状，奏请定夺，不得率行咨结。”也就是说，清代刑律注重被告口供。断罪必取所获供词，只有案犯在逃，方可在旁证确凿的情况下定谳。而本人拒绝认罪，要按“众供确凿（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定罪，必须上奏，故李瀚章在奏折中也提请刑部审核。

李瀚章的用意，清廷完全明白。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他从李鸿藻处获悉滇案详情，“尽归罪于李正（珍）国”。⁽⁵⁹⁾只是这种做法，英国人未必相信。李鸿章也意识到，李珍国拒绝认供是本案软肋，故力主将他回复绅士的信函交给威妥玛阅看，以钳其口。李鸿章私下说：“大家皆思糊弄鬼子，要知鬼比人更伶俐耶。”⁽⁶⁰⁾

早在上年岑毓英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威妥玛就向李鸿章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凶案出至半年，查办四月之久，乃诿之野人劫杀。此案既无办法，一切中外交涉事件均无办法！”他威胁说：“我并非着急生气，总是和局要紧。从1861年到现在，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我这次进京，打算住一个月，与总署商议，看他们怎么个办法。如果还没有成事的把握，我只好再出京，把云南的事交给印度总督去办，把各口通商的事交给海军提督去办，这叫作物极必反！”⁽⁶¹⁾

威妥玛也拒绝李瀚章的调查结论。他在回复总理衙门的照会中说：“此次所陈案由，据称马翻译官被害始末，如何计杀柏副将，一举造意者，果系李珍国，并声明造意之事原出何故云云。本大臣若据所陈案由为确凿真情，无非蒙蔽本国朝廷，咎属难辞，至案内所录一切证据，互相抵牾，不足凭信。”⁽⁶²⁾他怀疑所谓腾越绅众与李珍国的往来信件根本就是事后补作，要求出示这些写信者的姓名。⁽⁶³⁾他认为滇案中李珍国是奉上司命令，岑毓英是奉旨，因为中国怀有攘外之心。他坚持要将岑毓英和各官各犯提京审讯，质疑李珍国策划拦截探路队和“野人”抢劫马嘉理的关系，中方给他的解释是称拦截柏郎者，既有本地山匪，又有内地逃出“汉奸”和回民起义羽党，“起意并不同谋，击阻适在同时”。⁽⁶⁴⁾

滇案调查了一年，关于事件之由，至此形成四种说法：

第一说是缅甸国王的部署，第二说是“野人”抢劫，第三说是云南地方官员的行动——即李珍国谋划，第四说是清政府策划。

前面提到，最初探路队的柏郎上校认为，袭击是缅王筹划的，但英国人后来不往这条线索上深究，因为最起码，缅王派出的卫队，没有背叛他们；中方认为缅甸是藩属国，也不朝这个方向去推诿。岑毓英将事件归于“野人”，李瀚章将事件归于李珍国。而威妥玛，却抓住机会，要将事情扣到岑毓英乃至中国政府头上，去取得马嘉理事件之外的更多东西。

严格说来，从马嘉理离开柏郎探险队，到传出他被杀害的消息之间，两天里发生了什么，局外人并不清楚。威妥玛是报案者，岑毓英、李瀚章等人是办案方，在彩云之南极为遥远的边境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可能破案，也可能破不了案。威妥玛私下曾对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坦承：“如果不是中国官方毫不犹豫地承认马嘉理遇害，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有若干缅人的信札和供词作为控诉狙杀的证件。而且详细审查这个问题，犹如在英国审查这类问题，我不由地感到困惑不安，……在老贝列（the 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它可能被认为只是没有充分证据所支持的说法。”⁽⁶⁵⁾

马嘉理事件成了一出各说各话、扑朔迷离、难以厘清真相的罗生门。

14．中国通威妥玛

我们回头来说大名鼎鼎的威妥玛。

威妥玛是著名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曾就读剑桥大学，1838年二十岁加入英国陆军，三年后随军来华，参加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工作生活达四十余年。他1847年退伍，转为外交官。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委任为首任外国税务司。1856年前后，威妥玛提出了英国译员培养计划，以更好服务于英国政府。从税务司离职后，他全力投入到该计划中，1858年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活动。1861年任使馆参赞。他高度重视英国外交官学习中文，改革学习模式，规范课程，定期考试，改善师资。1867年出版《语言自迩集》，主要讲解通行于北京官场的汉语口语，用作西方人的学习教材。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无法想象威妥玛对于中国语言、北京官话和土话俚语掌握得如此之深。1868年，他发明威妥玛式拼音，用罗马字母标注汉语发音系统，在欧美广为使用。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威妥玛拼音都已被汉语拼音取代，但还有不少成为英文外来语中的华语人名地名的专用词汇，仍以威氏拼音的方式出现——比如“Kungfu”（功夫）、“Kungpao Chicken”（宫保鸡丁）、“Tsingtao”（青岛啤酒商标上的青岛地名）等等。前些年，有学者将蒋介石的英文名字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是不熟悉威氏拼音闹的笑话。1869年，威妥玛升任中英建交后第三任驻华公使。据说海关两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和赫德学习中文都受过他的指导，马嘉理也是他培养的一位翻译。

从1793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寻求建立通商关系，因觐见乾隆皇帝时就下跪行礼一事拒绝让步而致谈判破裂，至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迫使中国五口通商，再到1858年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将外国驻华使节送进北京，增设各地领事馆，允许教士自由传教，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旅行，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修订关税，外国人一方面用丛林法则的枪炮开道，另一方面又力图将西方“普世”的商业规则和外交理念推行到中国，建立所谓“平等”的条约关系。而在中国这端，内心依然认为自己是凌驾天下的中央王朝，认为各种外交和通商都是高压逼迫下做出的屈辱让步。所以公使们虽然入驻北京，在同治朝前十二年中，不能觐见皇帝（理由是皇帝尚未成年），不能觐见皇太后（因为她们是女人。还有一种对外解释，是要照顾两位年轻寡妇的感情，他们会被留着胡子的外国人吓坏的），没有递交国书（关键是外国人拒绝向皇帝下跪，尤其皇帝刚登基时仅是个未满六岁的儿童），不能与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交往（大臣们也不愿与戎狄禽兽般的洋鬼子打交道）。中国也不向邦交国派出常驻使节（推托没有外交官）。英国历史学家季南形容：“北京的外交生活同欧洲使馆的精雅、舒适的环境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对比。那里所需要的，仍然是拓荒者一般刻苦耐劳的精神。在那里听不到歌剧，看不到王妃命妇，觐见不到皇帝，工作条件简直不配称为外交。”⁽⁶⁶⁾直至1872年皇帝大婚，不仅不邀请使节出席婚礼，还照会各国使馆，要求约束本国国民，不准在大婚的日子去观看娶亲的队伍。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英法德美使节联合要求觐见，双方再次就跪拜礼仪展开争论。最后，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各国公使站立着递交的国书，而外国人事后发现还是中了圈套：紫光阁是历代皇帝接见藩属国使节的地方。

1866年4月，当时还是使馆参赞的威妥玛撰写过一篇《新议略论》，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力主引进西方技术，加强同列强的外交联系。他说天下各国，分为东西。东国之间，中华实属尊崇。四面邻邦，无非向化。个别国家即便不畏军威，亦服文教，三千年来皆是如此，而与泰西各国并未联系。如今西方各国，若论科学，不亚中华，若论兵力，似觉稍胜。中华果至终衰之时，列强难免不会干预。“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他建议中国派出外交使节，学习西方技艺，各省开通铁路、电报，开采五金煤炭，军队进行西式操练，医学各项设馆学习，财政不足可向外国借贷，海关若能掌握规则，亦可除去洋员，自理税务。英国公使阿礼国将此文向总署推荐。恭亲王奕䜣又将威文连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撰《局外旁观论》一起，向皇帝进呈，认为两文议论相同，而威措辞更加激切。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借端生事预留地步。若不通盘筹划，先事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促更难措置。恭王将威文核心概括为两点：一曰借法自强，二曰缓不济急。根据恭王建议，将这两篇文章转发沿海沿江口岸督抚大臣阅看讨论。

讨论没有结果，中国依然以天朝自居。虽已意识到不能被动地等待突发事件出现再去应付，没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却不做主动变革，不冒风险，日子便歌舞升平地打发过去。驻京的洋人外交官如同栖息在汪洋中的孤岛之上，与生活在周边的中国人很少交往，每天无聊地看着自己的胡子长起来，其实他们就是在平静中等待突发事件，来与中国政府交涉和算账。

马嘉理被杀正是个绝好的突发事件。作为职业外交官，威妥玛显露出强横而富有技巧的特征。他看准清政府的颟顸自大、信息不灵和不承担责任等诸多软肋，把解决滇案肆意延伸，恰如历史学家马士所说，“抓住了袭击一个英国代表和杀害一个英国官员的机会，强迫要求对两国政府间的一切显著问题做一种有利的解决”。⁽⁶⁷⁾

15．威妥玛究竟要什么？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威妥玛究竟要什么。

某天威妥玛独自在街上行走。有人向这个洋鬼子扔了块石头。他转身追去，头上又挨了一棒。总理衙门一个官员正好路过，拘捕了肇事者，打算施以最严厉的刑罚。先是笞杖，再披枷戴锁。威妥玛让把肇事者放了，作为补偿，他要求付清拖欠汉口英商的若干债务。⁽⁶⁸⁾

1875年8月8日，梅辉立在天津拜访李鸿章，借反对岑毓英对滇案的奏报，代表英方提出六项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允诺，才能了结滇案，久保和局：

一、中国须速派一二品钦差大员至英国通好和说明滇案。

二、遣使必请明发谕旨，使中外共知。不能像崇厚1870年因天津教案赴法致歉，不登《京报》。

三、云南地方官调兵阻击柏郎、戕害马嘉理，显违总署护照文函，事先失防，临事失察，请明降谕旨，分别议处。

四、遣使赴英时，应顺道从印度都城经过，与印度总督会晤，说明滇事。

五、滇缅交界道路须任英人通行，请中国使臣过印度妥商边界贸易章程。

六、各国公使除与总理衙门商议交涉事件外，请准与各部院大臣交接酬应，共敦睦谊。⁽⁶⁹⁾

8月10日，威妥玛拜会李鸿章，继续交涉滇案。威妥玛说：中方7月31日照复说系野人所为，其实我3月间已料及必是以此搪塞。总理衙门向来办事含混敷衍，无论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到现在尚无一句实语，我实不敢相信。从前马嘉理由滇省往蛮谟携有总署护照，一路行走并无错处；此时欲令柏郎由滇回缅，总署便有风俗刁悍、民情顽梗、勿稍勉强等语，是此路断不许外人行走？我已令柏郎由海道回印度，听凭印度总督办理。⁽⁷⁰⁾

8月13日，李鸿章致函总署，呈交威妥玛会谈后派参赞格维讷送来的节略——他与李鸿章交谈后，正式起草书面文件，阐述英方要求。其索要条件略作调整，一为须准京内外中外大员互相来往；二为令通商口岸和内地各处遵守条约，通商要改变法则；三为派格维讷往滇观审，要有恭亲王出具的保护凭据；四为印度派人到滇亦要护送凭据；五为请降旨诘责岑毓英为何六个月无详细情况奏报；六为遣使臣赴英道歉；七为遣使驻英，上谕必须公开登在《京报》上。⁽⁷¹⁾这些要求，和梅辉立8日所提基本一致。

由此看出，威妥玛借解决滇案提出条件，要把事情搞大，解决许多与滇案无关的其他问题，甚至不惜以断交撤使相威胁。

李鸿章报告清政府，威妥玛“语甚决绝，非赖大力主持，不能斡旋危局也”。而其要求亦非皆不可行。关键是“尊处若再虚宕，该使势必扬帆离津，届时即令鸿章等从旁转圜，彼亦必不肯将就，岂非徒多转折”？⁽⁷²⁾

北京则继续拖延。8月23日，威妥玛在与李鸿章的会晤中说：“我早料商议不成，看总署诸位语气，仍是敷衍游移，恐和局必不能保。我于19日已发电告知英国朝廷，谓总署视此事如儿戏。又告知印度，叫他预备兵队。”“我今已定个主意，不日当进京与王爷及总署大臣面商，能行则立即施行，否则我即率同所属官员一齐出京，并令英人在京津两处者悉数南下，我即到香港暂住，听凭水师提督及印度大臣如何办理。那是必要失和、必要动兵了！”

威妥玛还威胁道：总理衙门莫非还在等天上掉下个好事情？要知道天津教案时正赶上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这种机会，此时不会再有了！我在京年久，哪样事看不到底？恐怕一定要绝交了！⁽⁷³⁾

30日下午，威妥玛真的离开天津，去烟台与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赖德将军（A. P. Ryder）会商下一步的行动，准备率驻京使馆人员撤退至上海，在北方河海封冻之前，天津、牛庄的英国领事和侨民也一律南下，必要时断绝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关系，退往香港，而将监督领事以及与中国政府的通讯交给赖德，甚至准备发动对中国的军事打击。

16．清廷的让步，英国的“课业”

李鸿章8月24日再次向总理衙门建议妥协。

李鸿章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语》云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不能消也。本案紧要关键所在，尊虑难于措手，自恐有大吏失体之处。然若朝廷为其所累，致坏全局，则失体更甚，孰重孰轻，高明必思之熟矣。”他认为一旦决裂开战，不但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断不足以应大敌。威妥玛“屡有绝交动兵之语，盖深窥我国时势之艰”，方敢如此，主张“酌允一二事，俾得转场”。⁽⁷⁴⁾

在洋人威逼下，清廷被迫让步。所谓“酌允一二事”，一是同意派出驻外使节，二是同意外国公使与北京官员往来。

今天看来，邦交国相互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和派遣外交代表是天经地义的。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确立两国建交，“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至在京师租赁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员公馆，大清官员亦宜协同襄办”。⁽⁷⁵⁾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英、法两国分别在东交民巷的梁公祠、纯公府建立使馆。但清政府依然以中央王朝自居，任凭谁来劝说，绝不把使馆设到伦敦、巴黎去，继续自我孤立达十五年之久。

8月28日，上谕命福建按察使郭嵩焘以侍郎候补，与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亦即代表中国皇帝前往伦敦，向维多利亚女王道歉，同时设立驻英使馆。次日，李鸿章将消息透露给威妥玛。郭嵩焘在当年上层官员中，属于观念开通者，这个人选是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推荐的，威妥玛也略知其人，对他表示欢迎。⁽⁷⁶⁾

经历滇案周折，中国人要向西方国家派出常驻外交官了。威妥玛认为，这是迫使中国接受西方外交规则，和外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James L. Hevia）指出：“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念，最终被用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且导致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确立。”缔造这一新秩序的主要工具是条约，通常用促进“和平、友睦、通商”的言辞来表达。通过这些法律文件，清政府被迫将西方人想在中国得到的大量权利给予他们。而真正能够贯彻条约的，是共同的话语体系的认同。何伟亚将其称作一项“教育计划”，是“英国的课业”（English Lessons），如果清政府接受了欧洲形式的外交实践，就是承认自己世界地位的改变，已经不再希望整个世界都接受它的至高地位了。⁽⁷⁷⁾

到了年底，总理衙门还奏请向美国、西班牙、秘鲁派遣使节，以保护美洲的华工。⁽⁷⁸⁾

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至此已经无法视而不见了。中国自我孤立和躲避在外数十年，终于被迫进入西方人建立的体系。到欧洲的中心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起因，源自云南边境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不管杀手是谁，他都没有料到这次户宋河畔蝴蝶翅膀的扇动，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变革被威妥玛的倒逼推动着前行。30日上午，威妥玛趁热打铁，又向李鸿章提出：按国际惯例，各国使节可同驻在国皇室成员及高级官员联系。中国以往看不起外国，所以除总理衙门大臣之外，官员和外交官不相往来。若要真心和好，京中尚书、侍郎等，均应与各公使交接。李鸿章答称，依中国规矩，人臣无私交，不敢不遵守。威妥玛说，既要改变为和好之心，岂能尽拘旧例？⁽⁷⁹⁾又说各部院大臣都疏远外国人，无怪老百姓更不尊重外国人。双方还就遣使上谕是否“发钞”（即公开发布）又争论了两个小时。⁽⁸⁰⁾次日，恭亲王上奏，称驻京使节与部院大臣往来礼节未便置之不议。⁽⁸¹⁾一个月后又奏，请由总理衙门制定交往方案。⁽⁸²⁾到了年底，总署建议在新年期间组织外国使节和各部院大臣拜年，彼此往来即从1876年开始。⁽⁸³⁾

那会儿，北京人对外国人不叫“老外”而叫“鬼子”。某天有个外国人到总理衙门大臣恒祺家拜访，恒祺儿子当场大呼“鬼子来了”，弄得客人很是尴尬。后来，赫德把这个故事讲给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宝鋆听，宝鋆劝他想开些：“每个人都得听任人家起绰号：汉人叫我们‘臊鞑子’，我们叫他们‘汉蛮子’，而轮到你们——”赫德只得点头说：“我们是洋鬼子（Yang Kwei-tze）。”⁽⁸⁴⁾

总理衙门大臣的儿子管外国人叫“鬼子”，这听起来有点唐突失礼，但这反映出上层人士对于外国人的蔑视。“洋鬼子”就是“外国妖魔”的意思。再追溯到1860年，地位尊贵的恭亲王因为与英法联军谈判议和及接触洋务，还被北京人暗送了一个“鬼子六”的诨名。

次年2月4日（光绪二年正月初十日）下午，总理衙门组织了史上第一次各部院尚书、侍郎与外国使节的拜年活动。这天是立春，微寒有雪意。总理衙门里设了十桌果席，恭亲王率总理衙门大臣坐在中间，各部大臣坐在两侧。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写道：“亲王殿下被七八十名满洲贵族和汉族高官包围着，这是我所见到的最耀眼的清朝官员集合，简直是皇宫的缩影。”⁽⁸⁵⁾八个国家的外交官分批进入，中外宾主分别介绍姓名。皇帝的师傅、内阁学士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终日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脔，饥寒交迫。”他本来不想来参加拜年，上一日军机大臣李鸿藻专门上他府上邀约。此时他所看到的洋人，“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他对威妥玛还有形象描绘：“年近六十，无游词，阴险之至。”⁽⁸⁶⁾

翁的观察和心态，在当时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有着普遍的认同。而消除这种内心的蔑视，转而建立对洋人的敬畏、尊崇、谄媚，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卑、自贱，最后形成官僚阶级与外国的勾结、融合，以及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上的重构，恰恰就是“英国课业”所要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