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进展
以汤森路透旗下的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核心数据集中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引文索引为数据来源，通过检索主题词（TS=Technology Transfer），获得技术转移相关文献7843篇[2]。
一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基本概况
（一）发文量及被引频次
文献出版的时序分布能够反映该研究领域的过去、现状和趋势，引文频次的时序分布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影响力的时序变化。1982年以来，国外技术转移相关研究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态势：第一阶段为1982—1992年，技术转移领域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相对较低，属于技术转移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从事技术转移研究的学者较少，相关成果影响力不足；第二阶段为1992—2004年，技术转移领域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都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属于技术转移研究的成长阶段，这一阶段为技术转移研究思潮的初期扩散阶段；第三阶段为2004年至今，技术转移领域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皆呈现出快速爆发性的增长态势，属于技术转移研究的爆发阶段，这一阶段技术转移成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大批量的学者开始对这一主题进行多视角的研究，也产生了大量具有高影响力的成果（图2-1）。
图2-1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发文量和引文量
数据来源：基于WOS数据库1982—2017年检索得出。
（二）主要学术期刊及其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展现学术成果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术探讨和争鸣的主战场。通过分析技术转移相关学术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情况，可以有效把握各个学科对该领域的研究情况。从期刊发文量来看，国外技术转移相关论文的期刊来源数量多达927个，而载文量排名前15位的期刊，仅占论文发表的19.68%，说明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载文期刊较为不稳定，相对较为分散。但综合来看，Research Policy、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Technovation、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Energy Policy和R&D Management七个期刊刊发的技术转移文章占总体比重在1%以上，是技术转移研究比较重要的七个来源期刊（表2-1）。从技术转移论文的载文期刊以及WOS数据库的类别分析结果（共涉及127个类别）来看，管理学（Management）和经济学（Economics）是技术转移研究最为重要的学科，来自这两个学科的发文量分别占到总体发文量的27.72%和20.18%。
表2-1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主要发表刊物
研究论文的来源期刊并不能综合反映该期刊在技术转移研究中的地位，而Citespace软件基于被引频次的重要度评价则很好地从学术影响力的视角对期刊的重要性进行了评估。期刊共被引结果显示，Research Policy依然是排名第1位的期刊，以2314次的被引量成为技术转移研究的核心阵地。但在第2位至第15位的期刊中，仅Technovation和R&D Management这两个同处于来源期刊第2—15位的期刊出现在榜单中，且排名相对于来源期刊较后，分别以999次的被引量和815次的被引量居第10位和第14位。而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nagement Scie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Organization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这8个期刊的被引量都在1000次以上，成为技术转移研究领域另外8个重要的学术阵地。从影响因子来看，技术转移研究载文量前15位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2.793，而被引频次前15位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则为4.124，技术转移研究来源期刊地位与影响力极不相符的现象也印证了当前学术研究的“量—质”分割现象（表2-2）。
表2-2 基于Citespace的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期刊共被引分析结果
（三）主要学术机构及其合作网络
对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机构进行揭示能够很好地发掘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阵营。从机构刊文量上来看，排名前五的研究机构分别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从研究机构的国家分布来看，技术转移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和英国（表2-3）。
表2-3 国外从事技术转移研究的主要机构
另外，Citespace软件基于合作频次的机构合作网络识别为揭示技术转移研究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按照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诺丁汉大学超越哈佛大学位居技术转移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的核心，哈佛大学次之；曼彻斯特大学超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居第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居第四；多伦多大学超越斯坦福大学位居第五，斯坦福大学位居第六。因而可以看出，这六个研究机构是国际技术转移研究的主要阵地。
（四）核心作者及学术共同体
作者分析是研究力量分析的最基本单位，对作者发文量以及作者共被引网络进行分析，不仅能够识别出一个学科领域的核心作者，还能识别其相互形成的学术共同体[3]。
基于WOS数据库的统计分析显示，来自诺丁汉大学的Wright发表技术转移相关研究的文章数量最多，达到36篇。另外，来自德国顶级商学院WHU-Otto Beisheim School of Management的Lichtenthaler和来自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Mukherjee的发文量也超过20篇，分别以27篇和26篇的发文量位居第二和第三。从排名前15的作者所属机构来看，有三位作者（分别是Wright、Claryss和Lockett）来自诺丁汉大学，这也印证了诺丁汉大学作为技术转移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地位（表2-4）。
表2-4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主要作者及其发文量
续表
基于Citespace的作者共被引分析且通过关键词聚类后发现，技术转移研究初步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学术共同体和若干个小的学术团体。
第一个为以Bozeman、Siegel、Etzkowitz、Rothaermel、Audretsch、Shane和Link等为核心的大学技术转移研究团体，其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包括Intellectual Capital（智力资本）、University-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大学—产业技术转移）和Etreoreneurship University（创业型大学）。其中Siegel和Link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比较注重从社会网络和关系的视角，对大学技术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ies）过程进行研究，其落脚点是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4]；Bozeman是公共管理和政策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主要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研究大学或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即影响（公共价值、市场影响、经济发展、政府决策），但其主要落脚点是政府资助的美国国家实验室（U.S.National Laboratories）[5]；作为三螺旋理论（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的创始人，Etzkowitz主要从大学—产业—政府的关系着手，研究大学与产业的联系，其落脚点是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6]；Rothaermel、Audretsch和Shane三人皆是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也皆为创新与创业政策，这三人对于大学技术转移的研究也都在大学技术转移到初创企业的过程上，其落脚点是大学创业（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7]。
第二个为以Nelson、Mowery、Kogut、Zahra、Szulanski和Powell为核心的技术转移绩效研究团体，其研究的关键词聚类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如市场的吸收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组织的吸收能力等。其中，Nelson和Mowery是美国制度创新经济学（极力推崇资本主义对于技术进步重要性）的代表人物，两人也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研究领域也都为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创新体系。而关于技术转移，这二人的关注点在大学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认为在技术变革、进步和溢出过程中，对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8]，其落脚点在经济增长上。Kogut、Szulanski和Powell是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理论的代表人物，Kogut是战略学的开创性人物之一，也是基于知识的公司治理理论（Corporate Governance）的创始人之一，其关注的是公司间的技术流动与技术复制（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落脚点多在跨国公司上（Multinational-Corporation）[9]。Szulanski是知识黏性，尤其是内部黏性（Stickiness）理论的建设者之一，其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导致知识转移产生黏性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为知识接收方的吸收能力、因果关系模糊以及知识转移前后方的交流困难[10]。与Kogut不同的是，Szulanski较为关注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Powell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如何跨组织（across organizations）转移，以及网络在促进或阻碍创新方面的作用，其落脚点主要为组织在知识合作网络中的学习协作能力（Learning From Collaboration）。Zahra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创业在知识创造、吸收和转化中的作用，认为组织的吸收能力影响组织创新、业务绩效以及知识转移，其落脚点主要在国际企业家以及国际创业上[11]。
第三个为以Cohen、Eisenhardt、Porter、Teece、Mansfield、Grant、Rogers和Nonaka为代表的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与知识管理（Knownledge Management）研究团体。在经济全球化下，创新资源的流动性越发凸显。高素质人才就业价值观念的改变以及大学、科研机构研发能力的提升，使得原本由企业“秘密部门”掌控的技术越发分散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与部门，企业不得不由原先的“孤岛思维”（Silo Mentality）转变为开始寻求外部合作，企业间的研发合作、企业—大学间的产学合作促进了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在合作中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获得技术和知识的知识管理研究成为热点。在这些作者中，Cohen是技术变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其认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有企业规模、企业学习、知识流动以及企业对专利的保护[12]；Porter是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Competitive Strategy），其竞争战略从企业层面到国家层面；Teece是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的创始人，认为企业要保持其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地对技术和知识进行组合、管理[13]；Rogers是创新扩散理论的创始人，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S”形曲线；Nonaka是知识创造理论（Knowledge Creation）的创始人，提出了著名的知识转化SECI模型（Socialization-Externalization-Combination-Internalization）[14]。综合来看，这些学者关于技术转移的研究皆落脚于企业竞争层面，不仅注重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学习吸收能力，而且注重企业对知识的管理和转化能力。
在这三大学术共同体外，还形成了以Caves、Dunning等为核心的基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跨国技术转移研究团体[15]，其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包括外国投资（Foreign Investment）、分支机构（Subsidiaries）等。
二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研究前沿与知识基础
（一）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由科学家积极引用的文章所体现，用以描述研究领域的动态本质，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16]。突现词（Burst Terms）在分析研究前沿、预测研究趋势和挖掘热点方面均有重要的价值。将样本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利用其词频探测技术进行研究前沿术语分析，得到突现词147个，取对应年份频次前两位的突现词后共得47个（表2-5）。
表2-5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主要突现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转移研究前沿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进。源于六七十年代的南北技术转移实践，国外技术转移研究在80年代初仍然以国际技术转移（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为研究主题，但关注点主要在国家尺度。随着美国《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通过以及大学、科研机构在知识创造和研发上的能力不断凸显，围绕大学的知识转移研究（Knowledge Transfer）在8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研究热点。进入90年代，伴随着新技术（New Technology）和新知识（New Knowledge）的不断发展，在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推动下，以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为介质的技术转移持续推进，学者们一方面以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的技术转移进行企业层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围绕东道国（Host Countries）的技术政策（Technology Policy）对技术转移的影响，以及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s）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另外，随着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在技术转移、知识转移方面的作用越发凸显，以及技术转移对于经济增长（Productivity Growth）的贡献度也越发凸显，学者们纷纷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视角，一方面服务于决策者（Policy Makers）制定促进技术转移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从组织的视角，对企业间、企业内部和大学—企业间的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普遍认为技术接受方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是主要因素。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21世纪初，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签订的背景下，学者们围绕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对清洁技术的全球技术转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以及复杂网络理论的发展，应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分析方法研究技术转移网络、技术合作网络和知识合作网络的发展和演化一度成为技术转移研究的前沿。另外，在质性研究方法的发展下，学者们普遍采用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半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获得一手调查数据（Survey Data）从而研究微观层面的技术转移过程，尤其是通过访谈对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的技术转移实践进行了深度的揭示，而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普遍挖掘到技术转移的积极效应（Positive Impact）。2010年以来，学术界围绕技术转移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回顾历史，对技术转移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总结（Previous Research），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手段，着重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
（二）知识基础
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是“被前沿术语所在的文献引用的科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和共引轨迹”[17]。Citespace软件的文献共被引分析是通过描述文献间存在的共被引关系，对现有研究的知识基础进行研究。
从时间序列看，虽然技术转移研究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技术转移实践，且在80年代《拜杜法案》通过之后促进了关于大学技术转移的研究，但推进技术转移研究知识网络演进的关键文献却都在2000年以后，这也印证了技术转移研究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001年，Mowery和Nelson等人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The growth of patenting and licensing by US universities：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the Bayh-Dole act of 1980”一文，以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三所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为例，系统评估了《拜杜法案》对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影响，其认为对于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种在《拜杜法案》之前就已经积极申请专利并转移其技术的大学而言，《拜杜法案》的影响较弱，但对于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后发型大学作用较为明显。总体来看，《拜杜法案》虽然对大学技术转移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18]。该文章对于之前将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归功于《拜杜法案》的观点进行了很好的驳斥，也使得更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影响大学技术转移的因素有哪些。同年，Jensen和Thursby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Proofs and prototypes for sale：The licensing of university inventions”一文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其认为大学科研成果大部分陷入“死亡之谷”（Death of Valley）是剥离了发明者或教师的参与，这篇文章也使学者开始关注在技术转移过程中，不同身份和不同角色的行为个体对技术转移的影响[19]。而这两篇文章之后的几篇起关键性作用的文章也都是围绕这两个话题展开的研究，如引用量和突现度最高的“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on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An exploratory study”一文，就是通过对五所研究型大学的98名企业家、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的55次访谈，发现影响大学技术转移最重要的组织因素是教师奖励制度[20]。
在创业型经济发展下，大学技术转移的方式在悄然发生改变，由原先的以技术许可、技术出售为主发展到以技术创业为主，因而围绕大学学术创业的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2005年，Lockett和Siegel等人在Research Policy发表的“The creation of spin-off firms at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Manager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一文与Clarysse和Lockett在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上发表的“Spinning out new ventures：a typology of incubation strategies from European research institutions”一文，都是从学术机构创业的角度，对影响技术转移的因素进行的研究[21]。这两篇文章也使大部分学者开始对学术创业进行研究，如2008年，Bercovitz和Feldman在Organization Science上发表的“Academic Entrepreneurs：Organizational Chang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一文，就是通过跟踪1780名教职人员，考察他们的背景和工作环境，并跟踪他们的学术创业活动，来研究其参与大学技术转移这个新的组织举措[22]。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大学盲目追求专利增长，从而争取“技术转让”的做法进行反思，Geuna A.等人于2006年在Research Policy发表的“University patenting and its effects on academic research：The emerging European evidence”一文中基于欧洲大学发明专利增长的数据发现，尽管专利能够让大学的财政收入提高，但过大的专利申请投入会影响基础研究成果的产出[23]。
三 国外技术转移研究的热点领域
很多证据表明，“技术转移”这个话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如自1980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不少于8项有关技术转移的重大政策举措及其推广手段，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一个专门的杂志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在1977年正式创刊并集中发表“技术转移”类文章；技术转移经纪人（Technology Transfer Agent）现已列入世界各地许多政府雇员和公务员手册中[24]。
在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统计、阅读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国外技术转移研究对象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转移，另一个是知识转移。而在这两大研究对象下，研究内容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研究；二是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研究。
（一）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研究
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全球研发网络再到全球创新网络，跨国公司正是通过技术转移不断推动全球体系演化，也不断促进科技全球化和知识国际化的发展，即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正由全球生产网络时代的终端产品组合、包装技术转移向全球创新网络时代的高端技术转移、核心技术合作转变。追溯技术转移研究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技术转移研究正是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军事技术向民用转移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因而以跨国公司为媒介的国际技术转移研究一直是国外学术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相关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研究。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向其海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视角，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对自己以及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或者技术扩散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在研究结果上却存在“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从中受益”的争论。Borensztein等（1998）使用经合组织国家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作用只有在受援国达到最低人力资本门槛时才显著[25]，这与Xu（2000）对美国跨国公司进行研究的结论一致，其认为美国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转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但不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一个国家需要达到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水平，才能从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中受益[26]。跨国公司通过内部的国际知识转让以及通过本地研发活动对这些技术进行适应和增强，对于提升其外国子公司的竞争力至关重要。Belderbos等（2008）对1996—1997年和1999—2000年间全球大量日本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分支机构的研发和公司内部的技术转让都有助于提高跨国公司自身的生产率[27]。二是东道国的政策变革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Branstetter等（2006）考察了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让如何在1982—1999年期间对16个国家进行的一系列知识产权改革作出反应，研究发现：在这16个国家政策变革时转让给分支机构的技术使用费支出增加，分支机构研发支出和外国专利申请总量也增加，因为东道国的政策变革的目的是减少技术进口以刺激当地研发[28]。
第二为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内部技术转移研究。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围绕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技术转移研究（Reverse Technology Transfer）也引起了大批学者的关注[29]。在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通常为研发部门），将技术转移到总部（从子公司到母公司的技术流动）是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一个主要目标，也是其快速追赶和获得全球市场的重要竞争优势的手段[30]，这一点也从中国、印度等国家跨国企业逐年增多的跨国并购案例中得到印证。Sethi（2009）通过研究发现，印度跨国企业一直是在发达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活跃收购者之一[31]。Kale（2009）通过调查发现，78%的印度收购者称“从被收购公司获得新技术或先进技术”是海外收购的三大理由之一[32]。关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技术转移研究，学术界目前主要关注两个层面：一是对子公司的能力进行研究，即一方面对子公司获取东道国技术的能力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对其收集获取的信息、知识、技术进行评估[33]；二是对母公司的技术吸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34]。Nair（2016）等在对329个印度跨国公司的逆向技术转移研究中发现，海外子公司向印度母公司的技术转移效率与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子公司的能力、母公司的学习环境等因素正相关[35]。
第三为跨国公司的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东道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争取实现国外先进技术的本地化转移或本地化溢出，从而实现本国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其实现技术追赶的一大手段。而技术本地化转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企业合资的形式或者模仿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管理模式实现技术溢出；二是通过劳动力流动的方式（雇用前跨国公司员工）进行技术溢出；三是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前后产业链联系实现技术溢出[36]。Javorcik（2004）根据立陶宛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地企业正是通过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上游产业链联系而产生正面的生产率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多存在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独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太明显[37]。Görg等（2005）研究发现，如果当地公司的所有者曾具有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经验，则其所创办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具有竞争力[38]。Juan等（2017）在对1167家哥斯达黎加当地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当地公司聘用跨国公司的前雇员对所有生产部门公司的吸收能力指数都有积极影响[39]。同样，与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逆向技术转移研究类似，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也是跨国公司本地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关注焦点[40]。
第四为以跨国公司为媒介的国际技术转移案例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南北技术转移一直占据国际技术转移的主导地位，并塑造国际技术转移体系，因而围绕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实践展开的南北技术转移研究占据着当前国际技术转移案例研究的“半壁江山”[41]。但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卓越发展，以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国际技术转移实践为对象的南南技术转移逐渐成为热点[42]。Urban（2008）认为中国技术转移，正推动着国际技术转移以南北技术转移为主的格局向南北技术转移、南南技术转移共存格局演变，且中国主导的南南技术转移正逐渐打破南北技术转移的合作范式[43]。Rai等（2014）对中国和印度的三个关键低碳技术（太阳能光伏电池，电动汽车技术和整体气化联合循环技术）的国际技术转移研究发现，中国在引进技术转让方面比印度更具战略性和有效性[44]。Chen（2018）将中海油参与埃塞俄比亚的Adama风电场作为南南技术转让案例与Vergnet（一家参与Ashegoda风电场建设和融资的法国公司）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水电的技术转移方式是选择将更高层次的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工程师和学者，而Vergnet形成了更强大的长期技能转移与当地大学生建立联系，并雇用比中海油更大的本地工人份额[45]。
（二）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研究
近年来，在跨国公司推动全球研发网络的同时，全球知名大学推动的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也在悄然形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全球创新网络的形成。在开放创新时代，大学在知识创造、知识转移和协同创新方面的作用逐渐凸显，围绕大学—企业的产学联系、协同创新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为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动机研究。作为构建组织知识库的一种手段[46]，大学与企业的技术合作（Universities–Industry Collaboration，UIC）指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主要目的是鼓励知识和技术交流[47]。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抓住大学—企业知识合作的动机才能综合评价其绩效，简单来讲，大学—企业的技术转移联系无非是追求收益和减少成本[48]，细致来看，大学—企业进行知识合作和技术转移的动机又可分解为以下两个维度：一是大学层面的动机需求；二是企业层面的动机需求。首先，关于大学层面的动机研究发现，获取资金支持、响应政府政策、在应用环境中学习来提高研究和教学的质量、提高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声誉和认可度、提高个人收入等方面是大学（研究人员）从事技术转移的主要动机。Yong（2000）研究发现，与企业合作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得与其研究活动相关的资金，同时其还发现研究者希望通过与企业合作从而对其研究成果进行现场测试，并以这种方式获得新的见解[49]。Ankrah等（2013）对英国的学者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和教师面临实际问题并确保学术研究水平达到最新水平是其进行大学—企业知识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大学开展向企业转移技术的活动也是响应政府的政策[50]。同时，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对收入增加的渴望也是大学和研究者从事技术合作和转移的动力之一[51]，但也有学者发现对个人收入提高的渴望是众多动机中最不重要的[52]。其次，关于企业层面的动机研究发现，获得经济利益、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响应政府政策、弥补组织缺陷、提高声誉等是企业积极寻求与大学进行知识合作或技术转移的主要动机。将大学技术商业化以获得经济利益是企业寻求大学技术转移的关键性动机。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公司都希望获得大学所生成技术的专有权利。获得学生暑期实习或招聘的机会，以及聘请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进行咨询也是企业寻求大学技术转移的动机之一[53]。Siegel等（2003）的研究还指出，企业往往可以通过与一个知名机构联系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声誉[54]。
第二为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渠道和组织形式研究。毋庸置疑，大学与企业间的技术转移渠道和方式极为复杂多样，从微观的个人非正式关系到机构层面的联盟、合资等，无不进行着知识扩散行为。学术界对大学—企业技术转移渠道和组织形式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非正式关系（Personal Informal Relationships），如个人咨询、学术交流、讲座等；二是个人的正式关系（Personal Formal Relationships），如学生实习与就业、项目资助、联合开发、共用或共建实验室等；三是第三方机构的中介关系（Third Party），如大学公司、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55]。Freitas等（2013）基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企业调查发现，小公司更加倾向于通过个人正式关系（合同）来与大学开展技术转移联系，而大公司通常选择机构间联合（通常由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代理）来与大学开展技术转移联系[56]。Santoro和Gopalakrishnan（2000）将大学—企业技术转移联系方式划分为四种：研究支持（即捐赠/信托基金）、合作研究（即机构协议、团体安排、机构设施、非正式意向）、知识（即招聘近期毕业生、个人互动、机构计划、合作教育）和技术转让（即通过大学研究中心进行的产品开发和商业化活动）[57]。Fernández Esquinas等（2016）通过对737家创新型公司的调查实证研究发现，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可以分为五个潜在维度（知识生成与适应、参或创建新组织、人力资源培训与交流、共同申请和维护知识产权以及共用设施和设备）[58]。另外，在大学—企业技术转移渠道研究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学—企业的技术转移方式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如Chen（1994）认为大学与产业间的技术转让方式既是相互区别，又是随时间不断演进的，其根据香港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方式，将大学—产业的技术转移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随机—短期—长期）[59]。Faulkner和Senker（1994）也承认，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非正式联系往往是正式联系的先驱和后继者[60]。D’Este和Patel（2007）的研究也发现，具有一个知识转移渠道的经验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参与未来通过其他类型的渠道转让知识[61]。
第三为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大学层面的影响因素；二是中间过程的影响因素；三是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首先，大学层面的技术转移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大学科研人员（个人属性）、大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组织制度、大学所创造的知识的特征等方面。大量的研究表明，科研人员的性别、资历、个人声望对大学知识转移的影响较大，如男性科研人员更有可能参与到技术转移过程中，而技术转移办公室服务人员则多为女性[62]；一个之前从事过技术转移的，或者阅历丰富的科研人员更有可能参与到技术转移中[63]；通常最好和最成功的科学家也是那些与企业密切合作的人[64]。Siegel等（2003）研究发现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影响大学技术转移的最重要的组织因素是教师奖励制度[65]。Villani等（2017）比较了三种不同组织形式（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学孵化器和协同研究中心）的大学技术转移中介机构在促进大学技术转移方面的不同之处，其认为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更倾向于采取雇用具有混合背景的人来直接减少大学和企业之间的认知距离和组织距离[66]；大学孵化器和协同研究中心则更倾向于采取旨在缩小大学与企业之间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措施来促进技术转移。其次，中间过程的技术转移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资本的参与[67]、国家或当地政策的影响等方面。Decter等（2007）在对英国和美国大学技术转移官员进行调查后发现，两国大学转让技术的动机、大学技术转让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大学技术对企业的可及性存在显著差异[68]。最后，企业层面的技术转移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的吸收能力[69]、企业将知识获取过程制度化的能力（institutionalize the 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cess）、企业自身知识结构的特点等方面。Santoro和Gopalakrishnan（2000）研究了189家与美国21家大学研究中心合作的公司，发现当企业具有更多的组织结构，更稳定的文化，以及企业更加信任其大学研究中心合作伙伴时，技术转移活动将得到促进[70]。
第四为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绩效研究。与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动机相呼应，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寻求产学联系的初衷皆是服务于自身诉求，产生良好的积极效应。对于大学而言，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个人、机构、区域层面的经济增长（如知识产权的许可收入、创造商机、知识溢出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以及对于机构、研究人员在科研学术、就业、声望上的提升。对于企业而言，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积极效应主要体现在通过获得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在提高企业竞争力、抵消企业间竞争带来的损失、招聘人才方面得到快速成长。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虽然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的好处显然超过了任何危险，但对于大学和企业界，特别是对于大学来说，认识到可能的缺点仍然是很重要的[71]。其中对于大学而言，主要威胁在于：对于原本开放态的科学文化知识呈现出负面影响；保密协议束缚知识传播；可能导致过多追求短期效益而影响长期的基础研究；研究人员的短期逐利性；有可能源于企业资助从而产生片面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与机构间的利益分配不均。对于企业而言，主要威胁在于：缓慢的学术型官僚机构可能会扼杀技术商业化，压低公司的业绩并推迟实现公司目标；管理和协作费用增加；理论与实际偏差太大；研发过程的不和谐；知识产权的纠纷；减少对专有信息的控制或泄露；合作失败率高；以及技术过时等[72]。另外，大学—企业技术转移绩效的测度方法研究也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