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1988年以来，一直在延安大学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我的教学和研究起初完全是所谓“象牙塔”式的，每天不是沉浸在高深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之中，就是醉心于对全国经济热点问题“足不出户”式的研究。直至1999年和2000年，先后发生了两件和我休戚相关的事情，方改变了我的这一“阳春白雪”式的教学和研究取向。
1999年盛夏，我荣幸地被吸收进由我的大学经济学老师刘凤岐教授任组长的延安市“延安特色经济”课题组，并与课题组一行深入志丹、吴起、子长、洛川、黄陵等延安部分县区进行调研。这次调研，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出书斋，与活生生的经济实践“亲密接触”。这使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地方高校的经济学学者，忽视对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和地方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不明智的。这便是我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逐步转向应用经济学和延安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动因。
2000年11月，我被我的大学哲学老师郭必选教授推荐，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在延安大大小小的各种场合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便成了我的第二工作。20年来，我调研的足迹遍布延安13个县区、数十个乡镇和上百个村庄。我撰写的相关调研报告不计其数。这不仅使我寻常所从事的经济学专业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也使我在平时的教学和研究中，有了更多的一手资料。从而也使我更加自觉地把教学和研究转向了应用经济学和延安区域经济。
至今记得，第一次与延安经济“亲密接触”后，我便认识到，阻碍延安区域经济发展的症结，在于因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僵化的经济体制还在苟延残喘。于是，经过两年的后续研究，我与其时正在延安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刘志生同志合作，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延安的历程、绩效与对策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
此后，我很快萌生了新的想法：写一部专门研究延安区域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因为在我看来，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固然是制约延安区域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但通过改革，建立起完善的经济体制后，延安区域经济并不会自动发展。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靠政府和居民的投资、劳动者的劳动、技术的进步、结构的优化、政府的有效干预以及对外开放来驱动。
然而，由于1999年以前，我“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的书稿已经写成了“半截子”工程，弃之实在于心不忍。遂决定继续写将下去，并于2003年定稿，同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于此后的5年时间，我则把大部分经历用在了考取和攻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上。
2009年博士毕业一年后，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扩充出版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研究》一书。
2010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延安区域经济增速瞬间从陕西省10地市排名第一降至倒数第一。这一现象引起了延安各界的广为关注，也使我陷入了深思。我认为，从表面看，延安经济塌方式下滑仿佛是由石油价格下降造成的；从本质上看，却是由延安自身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延安市依托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经济社会面貌有了巨大变化，主要经济指标从陕西后列排到了前列。然而，随着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日益枯竭的趋势已经显现，特别是随着浅层资源的开采殆尽，继续开采资源的成本明显呈上升趋势。因此，即便不爆发金融危机，即便不出现石油价格下跌，延安经济增速下滑也是在所难免的。加之除了存在单一资源型经济这一畸形产业结构问题而外，延安尚存在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制度结构不合理问题；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经济结构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延安区域经济发展势必跌入持续的而不仅仅是暂时的衰退陷阱。这说明，加快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已经成为促进延安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而让220多万全体延安人民如期够格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延安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基于此，从2010年起，笔者自觉把对延安区域经济的研究，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延安经济结构转型。2013年，经过时断时续的努力，已经写出部分内容的拙作《延安经济转型研究》书稿，获批“延安大学学术著作与教材出版基金”支持。但繁重的行政和教学工作，迫使我的写作一再中断。为了自加压力，以便使该书尽快问世，2017年，我将本书稿申报了延安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并获准立项。2018年7月，该项目如期完成并通过验收。此后，该书很快便进入了出版程序。但出乎意料的是，拙著的出版却一波三折，殊为不易。但正如著名作家路遥先生说的那样：“坏事里有好事哩。”该书的迟迟不能出版，反而使我有机会能够根据2019年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数据，对书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从而使拙著得以以崭新的面目问世。
本书初稿完成之际，正值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延安区域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延安人民生活实现了从绝对贫困到普遍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但回顾过去，延安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诸多不足：一是后续产业培育得不够好；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不够好；三是中心城市建设得不够好；四是教育搞得不够好；五是营商环境改进得不够好；六是对外开放搞得不够好。正是由于这些工作做得不够好，延安区域经济发展在经历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十多年的辉煌后，接着便出现了持续近10年的下滑甚至负增长。
2018年，延安经济增速一举取得了9.1%的优异成绩，摆脱了连续10年在陕西10地市排名中连续垫底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与近年来新一届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围绕上述问题精准发力、猛药去疴不无关系。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制约延安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和2050年基本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诸多深层次矛盾，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必须驰而不息、矢志转型方能彻底解决。
本书以延安区域经济转型为对象，主要研究了延安区域经济转型的理论依据、背景及优劣势；延安区域经济转型的战略设计；延安区域经济转型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延安区域经济转型与旅游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延安区域经济转型与扩大对外开放；延安区域经济转型与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旨在对本人20多年来研究延安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行系统化梳理和总结，并期望对延安各级党政部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有所裨益。至今记得，刚刚迈入大学初学政治经济学时，就知道有个叫孟克列钦的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出版了一部书名颇为有趣的著作——《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我的这本研究延安区域经济的书，虽不敢与孟克列钦的大作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妨碍我和他有着相似的写作动机。的确，如果说孟克列钦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家或者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的，从而希望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有所裨益的话，我的这本书，则是专门研究延安区域经济的，希望对中共延安市委、市政府制定延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此拙著付梓之际，我要无比诚挚地感谢我的所有老师特别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赵怀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何炼成教授等对我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感谢延安大学科研处、延安市社科联对我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马明老师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感谢我的父母在经济极其拮据的困难时期生养了我并无怨无悔地供我念书，直至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感谢我的妻子刘向莲女士供我读研和读博，并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和孩子的养育之责。
徐长玉
2020年4月13日于延安大学新校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