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初，亨利·詹姆斯接连发表《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1903）、《使节》（The Ambassadors，1902）[1]和《金碗》（The Golden Bowl，1904）三部长篇小说。这几部不朽之作，最终为詹姆斯赢得了经典作家的桂冠。它们在旧世纪的最后一年和新世纪的开头4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它们是各个方面成就的象征：象征着小说自身在19世纪取得的庄严的成就，预示着新世界对将要到来的新世纪的征服；象征着詹姆斯本人作为一个作家和人的理解力、耐久力和创造力的集中爆发。詹姆斯传记的权威作者莱昂·埃戴儿（Leon Edel）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三部小说代表了詹姆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自我认知的最后的伟业，是对艺术如何“创造生活、创造趣味、创造意义”的问题的最完满的认知和探索。三部小说几乎用尽了詹姆斯有关社会和小说形式的大量知识储备，用尽了他积累的所有的智慧和经验，而它们也将这一精湛的艺术转化为一系列探索性的主题，即詹姆斯所说的那些“顽固地追随着他的”的主题：他探究不确定的、与生活的最深层次密切相关的事物，即意识与心灵的变幻成长的轨迹。也正因如此，那也是永远不能完全知晓的事物。他句法的缠绕兜圈和态度的犹疑不决，那些让读者大感困扰的方方面面，都是他的思想和信仰模式的潜在显现。詹姆斯与众不同的文学风格提供了他灵魂景观的全景图画。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写诗。正像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所谓“诗人从不谈论他已然知晓之事”。詹姆斯著名的后期风格，从本质上讲便是采取了质询的模式。
阅读詹姆斯后期三部长篇小说《使节》《鸽翼》和《金碗》，常会产生某种微妙的“神似”之感。题材和主题的类似，并不是这三部小说仅有的“共相”，早在《罗德里克·赫德森》（Roderick Hudson，1875）、《美国人》（The American，1877）、《欧洲人》（The Europeans，1878），在其成名作《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及圆熟之作《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1880）等一系列作品中，都能找到欧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题材，找到人物主体意识曲折成长的“进化”踪迹。《使节》《鸽翼》和《金碗》三者之间似隐若显的内在关联，还在于小说叙事的主体特征在这一时期得以集中爆发。三部小说在运用神话传说、宗教意象和寓言典故等方面有着整体相似性，在隐喻文体与隐喻修辞上有着风格的一致性：浓厚的哲学与神学意蕴、模棱两可的道德价值判断、人物意识作为叙述视角、对应与折射的文本结构、逶迤缠绕的复句，等等。可以说，这一隐喻文体的成形，既是积聚了前期戏剧与小说的所有创作经验的熔炼定型，又是进入了“大师”阶段的作者有节制地进行小说实验的“蓄意”所为。即形成了所谓的“詹姆斯式”。
“詹姆斯式”（Jamesian）首见于1886年底特律《自由舆论报》（Detroit Free Press）评《卡萨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1886）的一篇文章。实际上，詹姆斯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作品，已被批评家们统称为“詹姆斯式”（a fair idea of the Jamesian novel）。[2]《亨利·詹姆斯当代评论》的编者凯文·J.哈耶斯（Kevin .Hayes）在导言中援引了英国《星期六评论》的评论说：“那些跟随詹姆斯多年的读者，虽然已知他们等待的将是何种小说结局，他们依然会满怀兴致地观看他的剑道。换言之，批评者道出了一个简单的接受事实：虽然詹姆斯的小说结局总让人失望，无化解之道，但他对故事的讲述之道，却从来都是值得一读的。”哈耶斯还援引了戏剧家萧伯纳对詹姆斯小说结尾的评论。萧伯纳认为，詹姆斯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混合了新旧两种写作风格，而且不恰当地把新样式置于旧风格之前：“似乎出版商委托与其时代不全同步的詹姆斯写一部小说，却发现最后一章无结局且令人失望，于是唤回布莱顿小姐与爱人婚配，杀死恶棍，以最严格的诗学公正原则为整个故事收拍。”哈耶斯总结说，萧伯纳半讽半誉的评价，已经认出“詹姆斯式”的结局，标志着他“对于典型的浪漫传奇结局的超越。结局的模棱两可和无所化解带来的是更多的、无限的可能性。”[3]不仅如此，詹姆斯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作品，已经开始要求读者的“全心阅读”，要求与作者智性相当的读者的参与，这使阅读詹姆斯的作品成为一种对想象力的考验，成为一种参与创作过程的创造性阅读。这一方面加重了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文本意义阐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詹姆斯式”与模棱两可（ambiguity）几乎成了同义词。而且，“詹姆斯式”不仅表现为后期小说的叙事风格，还存在和显露于詹姆斯关于戏剧、小说艺术、小说未来的论述，显露于其小说序言及大量作家作品评论中。他有关戏剧表现理论的“固执己见”，他的“小说内容即形式”的论断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甚至他谈论这一切的独特话语模式和潜在理论构想，都是构造“詹姆斯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詹姆斯式”并非一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体系。“詹姆斯式”应该是一种集合了多种文学术语和文学观念的代名词。这些戏剧构想、小说观念及小说术语建立在“詹姆斯式”的世界观基础上，并在后期的戏剧、小说及小说理论的书写中，不断有所发现、生成和增补。显然，“詹姆斯式”是难以精确概括的，但通过对其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的梳理，通过对其中后期小说主题、语言及小说理念和术语的分析，我们可对“詹姆斯式”大致做出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