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研究的缘起

对相邻学科的借鉴和应用，是每个学科在初创时期都必须经历的过程。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研究重点的不断更迭，则是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进步的外部表征。翻译研究本身的学科特质，就是其“跨学科性”，这一特性决定了对翻译研究而言，其发展过程要比其他学科更加“摇曳多姿”。就目前的研究态势来看，翻译研究已经涉及了语言学、文学、哲学、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艺术学、生物学、生态学、美学等学科，而未来的发展，还未有穷期。有学者就曾形象地说，翻译研究本身，是一片居于其他众多学科边缘的、由其他学科所拼接而成的一片色彩斑斓的、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组合（王东风，2007）。跨学科的学科特性决定了翻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而方法的多样性则根本上源于翻译本身的复杂性。于是，在构筑翻译研究“巴别塔”的征程中，学者们尝试借鉴不同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现象进行探索。翻译研究的园地开始异彩纷呈，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轮番登场；语言转向、语用转向、文化转向、权力转向、伦理转向、社会转向等层出不穷。

但是，出现这样的“热闹”景象，不光值得欣喜，更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门刚刚出现的新学科，出现这么多的范式转变和研究转向，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些许担忧。因为按照常理，“恐怕很少有学科经得起这么多的转向。……如果认为几个学者出本论文集或一个学刊冠以某个专题的专辑，就可以起到‘振臂一呼’、催生出一个转向的作用，学术似乎也过于轻率武断了”（孙艺风，2010：9）。这样的担忧的确不无道理。但同样，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比如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1] 就对这一现状持积极的态度，认为所有这些范式转换和转向都无疑有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至于其居于新范式到新视角之间的哪个位置，或者其代表哪种类型的发展，都可能是基于每个读者或者学者不同的兴趣和信念。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不断发展和成长，这两方面的考虑都不可或缺。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地借鉴和应用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推动翻译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时刻保持学科的危机意识，不能过于偏离翻译研究的疆域，让翻译研究被所谓的“跨学科”所消解。如果翻译研究过于泛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包括的“四不像”，那自身就什么都不是。凯德（Kaindl）根据翻译跨学科的性质，对当前翻译研究提出的建议值得重视，他认为：“当前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工具化实践，翻译学科必须进行重新考量，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鼓励互惠基础上的研究合作”（Wolf，2007：2）。这无疑是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不过目前翻译学科似乎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层次。就目前的研究态势来看，这貌似“热闹嘈杂”的背后，其实还是正在“向外”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当然，这样的过程也并非只是混乱和无序，仔细挖掘每次研究思潮的兴起、深入了解每个研究焦点的变幻之后，我们也能约略窥探出理论发展和变化的轨迹。

彻斯特曼（Chesterman）曾创造性地将生物学中的基因概念引入了翻译研究，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模因论。这里的“模因”就是“思想”，是关于某个现象或者客观存在所形成的认识和所做的思考。“对不同的人而言，这些思想的存在形式不一定相同，但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一样，对不同的人而言却有足够的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个共享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模因”（Chesterman，2000：5）。翻译模因就是关于翻译的各种认识和思考，对各种翻译模因之间的进化过程，彻斯特曼的解释是：翻译模因是为了解决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形成的对翻译的各种认识，在对这些认识和思想进行“去错”处理的过程中，又有新的问题出现，翻译模因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更替与发展的，所有的目标都是解决翻译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彼此之间既呈现出一种累积性，又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交互。“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新理论都在寻求或完善前一个理论的某些方面，甚或是提出另一个新的研究起点”（Ibid.）。

模因论的视角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但同时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那就是翻译研究的发展不完全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后者基本呈现一种线性的更替关系，比如新的理论会取代旧的理论，让旧的理论消亡，旧的理论则相应地会失去其应用价值。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则可能多种认识、理论并存，存在认识视角的多元化，因为认识对象的复杂性，有时需要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认识和了解，这样的了解和认识是对客体本质不同层面的揭示，所以更多时候，各种研究方法和范式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彼此之间的互补有助于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不可否认的是，模因论从一个新颖的视角，挖掘了翻译研究各个视角之间的关系，让“纷繁”的研究“范式”和“转向”背后，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关联。模因论“把翻译史看作是不同翻译文化基因的更替，或是文化现象的传递过程，这就相当于是对翻译现象连续性的强调。具体而言，也就是强调每种翻译其实都是对传统的继承，各种翻译现象之间并不是孤立、杂乱无章的，它们之间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些互相联系之处……”（李德超，邓静，2004：70）。就方法论而言，吕俊（2008）将“模因论”所依据的这样一种译学研究路径称为问题式路径，此种路径在国内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还存在一条译学研究路径，称为范式批评路径，西方的翻译理论发展主要走的是范式批评的道路。这两种路径存在共性和互补性，也各自有其优劣，二者共同发挥作用，不但能够清晰地呈现学科自身发展的脉络，也能够对每个阶段和层次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从翻译史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各种范式变化和转向，其实也是一种理论继承和“更替”关系。每一种范式转化的背后，都是对前一个理论和范式的突破和补充，其意义在于弥补前者的不足，突破理论框架方面的禁锢，让翻译研究跨越到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让研究的视野不断得到扩充和延伸，从而促进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

一 “语言学转向”的贡献与不足

就翻译研究的进程来看，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翻译的语文学（文艺学）研究阶段，中外翻译研究发展并无多大差距的话，那么，自此以后的差距是越拉越大。因此，对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梳理^[2]，主要以西方译学界为主。如前所述，西方以“范式演进”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催生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也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翻译流派。虽然这些翻译流派的划分还没有达成明确共识^[3]，但不可否认的是，形形色色的理论得以滋生的契机，则是翻译研究中的两次重大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

“语言学转向”之前的翻译研究，被称为翻译的语文学研究。在这个阶段，翻译研究几乎还都属于个人的感悟式总结和点评，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研究者们对翻译的评论几乎都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主要来源于翻译实践的总结和个人积累，有时个人的好恶甚至会主导对译作的评价。人们“把翻译和文艺创作都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认为禀赋天成，侧重于译者的天生资质，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和探讨”（吕俊a，2001：8）。再加之翻译研究的起源，在西方源于《圣经》翻译，在中国则滥觞于佛经翻译，所以翻译探讨的初期总感觉弥漫着一层神秘色彩，比如在西方，就有人提出，翻译要有“上帝的感召”才行，而在中国，像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境”，也具有浓厚的语文学研究痕迹。论点散乱、不成体系、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成为这个阶段翻译研究的突出特点，翻译研究的论点也大多散落于例言跋语之中，还只是“星星之火”，远没有达到“燎原”的理论态势。

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直接得益于现代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者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关联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中，吸取了相关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描述与分析”（许钧，穆雷，2009：75）。此学派学者众多，研究路径各异，共同促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4]。在此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借用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而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在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当中，奈达强调语言的共性，认为这是翻译得以成为可能的基础。基于其《圣经》翻译实践，奈达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传递信息，而信息传递的成败则在于目的语读者的反应是否与原语读者的反应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功能对等”。“对等”是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基础，翻译的过程就是为了达到各个层次的对等，奈达首先提出了“形式对等”“动态对等”，再到后来的“功能对等”概念，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追求“对等”。他所代表的语言学派最突出的贡献是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成果引入了翻译研究，“原来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的致命弱点被这种理论化和系统化了的知识弥补了，为我们带来了科学主义的翻译观”（吕俊a，2001：9）。自此，翻译开始了成体系的理论构建，以往感悟式的、充满主观性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开始“让位”于具有“科学理论”形态的语言学范式。

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基本是原语朝向的，其前提是在语言结构之外，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意义，也就是其所谓的“内核”，翻译的任务就是将这样的意义原封不动地传递到目的语中去。为了达到与原语对等，他们制定了详细的翻译操作过程，重视对语言规律的条分缕析，将翻译关注的焦点放置在语言结构之内，忽略了人（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将翻译过程看作遵循语言规律的机械转换，过度重视语言规律性。此外，结构主义二元分立的思想让原文相对于译作占据了中心的地位，语言的内容相对于形式则变成了主导，译者相对原作者则地位低下。虽然在后来的研究中，为了增强对意义的理解，奈达也考虑了语言的文化因素，但就翻译整个过程而言，并没有真正地超越语言结构，去关注语言结构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就是以对语言学派的批评开始的。在此之前，解构主义摧枯拉朽般地消解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石，将原本二元对立的秩序彻底打乱，意义的确定性受到了质疑，原语—目的语、原作—译作、作者—译者之间的主次关系完全被“倒置”，译作不再被看作原作的附庸，而是其“后起的生命”，原作要靠译作来存活。刚刚构筑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大厦，在解构主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研究者们正在考虑如何在绝境中找到出路之时，兴起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角，翻译研究领域也开始了“文化转向”。

二 “文化转向”的兴起与局限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主要得益于翻译研究学派的工作。翻译研究学派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就其研究方法和理念来看，则可以分成以巴斯奈特、勒弗菲尔为代表的欧美派和以色列、荷兰等低地国家学者为主的多元系统派。

翻译研究的重大突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此后，翻译研究正式开始了文化转向。翻译被放置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被看成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因为文化地位不平等而导致的翻译“改写”，对目的语文化造成的影响以及文化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此，“研究的对象被重新界定为在目标语和原语文化中、居于文学和超文学符号网络中的语言文本”（Bassnett & Lefervere，2001：XI）。文化研究摒弃了语言学翻译研究对语言结构的静态对比，更加关注文本的社会文化语境，其研究过程“既包括共时性方面的结构分析，又包括历时性方面的文学作品之间及社会文化的分析，以此确定某一译文的意义和功能……”（廖七一，2000：59）。翻译不再仅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译本的生成更多地要考虑翻译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的介入。勒弗菲尔详细地研究了制约翻译接受或者被拒绝的社会文化因素，认为促使翻译进行“改写”的主要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正是基于此方面的研究，学界认为勒弗菲尔架起了系统研究与文化转向之间的桥梁。对“文化转向”的功绩，芒迪（Munday）做出了恰当的总结：“巴斯奈特和勒佛菲尔的研究超越了语言，聚焦于翻译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限制的方式，关注语境，历史和传统等更广泛的问题”（Munday，2010：127）。翻译研究自此开始从语言结构内部走到了语言之外，将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纳入了翻译研究考察的范围，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正是在“文化转向”的促动之下，翻译研究开始由语言学派研究的“一元”格局，逐渐开始了向“多元”格局的发展。此后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开始初现端倪，翻译研究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等问题开始联姻，“跨学科”研究的态势开始初具规模。

翻译研究学派的另一支，就是以佐哈（Zohar）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为理论缘起的描述翻译学派。佐哈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引入了多元系统这一概念，打通了传统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文学成为了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构架的一个部分，核心的概念是系统，在其内部，为了获得文学经典的中心地位，存在持续的变化和斗争”（Ibid.：109）。文学多元系统本身，是“一个异质的、分层级的系统的集合，系统之间的互动会在多元系统的整体内部引致持续的、动态的进化过程”（Shuttleworth & Cowie 1997：176）。而翻译文学，在佐哈看来，主要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产生联系，从而成为目的语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异质的系统：“一是目的语文学对于原文本的选择方式，选择的原则肯定与目的语文学的共有系统相关；二是它们所采用的具体的规范、行为和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使用的文学准则，都源于其与另一个共有系统的联系”（2000：192-193）。据此，翻译文学摆脱了依附于原文的“从属”地位，独立参与目的语文化文学多元系统内部的变化和斗争，随着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不断经历着从中心到边缘，又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置变迁。

图里（Toury）是佐哈多元系统理论的追随者之一，早期一直借用该理论，研究将异域文学介绍到希伯来语时制约其翻译的社会文化条件。后来，他渐渐不满足于孤立的翻译个案研究，想要发展一套普通的翻译理论。为此，他需要找到新的研究方法，能够对翻译过程进行清楚的系统描写，“只有此类研究，能够确保个案研究的结果是可以彼此检验和比较的，而研究本身，至少在原则方面，是可以复制的”（Toury，2001：3）。从此，图里开创了描写翻译研究（DTS）。描写翻译研究是一种目的语朝向的翻译研究，重视对翻译结果的充分描写和探索。虽然图里的关注点在于翻译的结果——译本，但其对译本的分析是为了探究制约译者翻译过程的决策因素，具体的研究办法是对特定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关系趋向进行分析，同时对原语和译文从语言层面进行详细的对比，然后借鉴译者、出版商、读者等的相关言论，来梳理出当时的翻译规范。他非常重视翻译个案研究，“其个案研究的目标，是辨别翻译行为的趋向，对译者的决策过程进行总结，以此重构翻译中的规范，形成可供未来描写研究检验的假设”（Munday，2010：113）。后来翻译规范理论在彻斯特曼（Chesterman）和赫曼斯（Hermans）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描写翻译学的理论核心。

“文化转向”可以说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范式转变，“也毫无疑问，是翻译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肇始以来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Wolf，2011：2）。翻译研究一改语言学阶段语言结构层面的静态分析，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了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语境，探究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以及翻译过程中超文本的制约因素。翻译不再寻求传统的“语言意义对等”，而是作为文化历史事实，追踪其文化交流的功能以及潜藏在翻译背后的各种文化权力角逐。“所有的译文因此都反映了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条件”（Ibid.：3）。据此，翻译研究的目标被重新界定为“嵌入原语和目的语文化符号网络中的文本”（Bassnett & Lefevere，1990：12）。这一界定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新视角，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开始介入翻译过程，翻译从这个视角来看，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活动。于是，翻译研究的视域被大大扩展，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及民族志研究方法都开始成为热点。翻译研究也实现了从语言学规定性、原语朝向的静态分析走向了描写性的、目的语朝向的动态描写研究，实现了方法论上的突破，促成了描写翻译学的生成。

但从翻译整体角度来看，“原语朝向”的语言学研究与“目的语朝向”的文化研究分别关注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和翻译的外部文化语境，分别强调语言层面的“对等”以及对翻译过程外在文化制约因素的描写和分析，而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文化转向”的影响，翻译研究和社会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在彻斯特曼看来，翻译的“文化转向”更像是“社会文化转向”，因为“实际上，文化转向旗帜下的大部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更加接近于社会学研究”（Chesterman，2006：10）。就目前学者们在此领域的研究课题来看，“至少可以说，这些题目既是社会学的，又是文化研究的”（Ibid.）。鉴于两种因素之间的紧密关系，学者们对外在语境进行表述时，都用了一个复合的修饰词，叫“社会文化”语境，英文表达是“social-cultural”。沃夫（Wolf）在对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回顾，特别是对文化转向的研究进行了分析以后认为，“翻译过程的一个重要特性虽然没有被完全弃之不理，但也是被广泛地忽视掉了：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因此需要考察译者的角色以及作为社会代理人的其他参与者的角色”（Wolf，2011：3）。这一提议，就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因素凸显出来，而关注社会语境下译者角色及其他参与者的作用，正是翻译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内容。

就翻译的整体属性来看，任何翻译活动都是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行为。正是作为社会参与者之一的译者将语言操作与外部语境进行了联系，让翻译得以在外部文化语境的制约下，在语言层面得以实现。简而言之，翻译结果无论怎样，都是译者在社会语境中抉择的结果。所以语言层面的研究和外在文化层面的研究，只有通过译者的介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翻译过程。因此，对译者行为的深入研究，就成为“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应该重视的一个领域。目前出现的翻译学“社会转向”，则是借鉴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译者的行为及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考察。翻译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行为，译者作为社会参与者中的一员，其翻译行为虽然受到外在的社会条件（关系）制约，但最终的行为则是其本身作为“社会个体”，在充分考虑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做出个人选择的结果。可以说，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将译者及其他社会参与者的行为纳入了考察范围，重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与外在制约因素的互动，将翻译过程看成是一个由译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决策的动态抉择过程，增强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现实性。

三 翻译社会学研究现状

“翻译社会学”^[5]虽然前景广阔，但目前的研究还处在“拓疆”阶段。早在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Holmes）就提出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设想。但纵览此后近四十多年的翻译研究，我们发现，此领域的实际研究工作起步甚晚。大约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才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而且迄今为止，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能与其他翻译研究路径，比如文化路径、语言学路径、哲学路径等相提并论。21世纪新出的国内外几本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综述类著作中^[6]，都还没有明确地划分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路径。

（一）国内研究现状

翻译社会学研究在国内起步，大抵是在2000年以后。就目前来看，该视角的研究从时间顺序和内容来看，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方面：（1）对翻译社会性的初步探讨；（2）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在翻译应用中的介绍、引进和验证；（3）对翻译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和批评。

俞佳乐（2000）分析了普通语言学对社会现实的忽视，认为以此建构的翻译理论忽视了翻译的社会层面，而社会语言学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指导翻译活动中的实际问题。这可以说是学者们对翻译的社会属性进行关注的先声。许钧（2004）则对译者的动机和翻译观念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译者从译本选择到翻译策略等的全过程。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翻译的社会学概念，但这些分析无疑都涉及了译者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此后，韩振宇（2006）的博士论文，对翻译的社会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翻译的社会性本质、翻译与社会以及翻译的社会功能标准等几个方面，发掘了翻译的社会属性。胡牧（2006）的研究回应霍姆斯对建构社会翻译学的呼吁，在对现有翻译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因由和依据，认为以总体性原则为指导的全新的研究体系，可以从社会需要、社会理解等十大环节对翻译活动做出综合性、社会性的阐释。该文的作者在此处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并对可能解决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剖析，可以说是国内在翻译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刘向军（2008）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通过三个关键词信任、缺省与偶在，分析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体制运行体系，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可行性。王洪涛（2008）则从翻译社会学“名”与“实”的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并论证了该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在实际研究中的有效性以及支撑其长期发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的角度界定了该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其适用的研究方法，以期通过对其名与实的辨析促进社会翻译学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形成。

学者们在翻译社会学领域所做的前期成果，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注意，有些研究者则将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了国外，所以从2008年到2013年，学者们将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介绍到了国内，特别是国外适用于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黄德先（2006）将拉图尔（Latour）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了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一种网络化的存在，各个行动者在网络中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邢杰（2008）对文化社会学中的“思维习惯”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思维习惯”作为“认知”和“社会”视角的二维融合，直接影响到译者对翻译的理解、态度乃至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这补充了以往描述翻译学侧重“规范”影响下的解释框架，认为翻译行为的诱因可能并不仅仅在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也可能是源自主体自发的行为。邢杰的这一分析，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在描述翻译学研究与翻译社会学研究之间，似乎有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衔接问题，如何将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翻译社会学的研究中，将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李红满（2007）则对西方翻译的社会学研究途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着重介绍了西方翻译学界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对各种翻译现象以及社会机制进行跨学科研究、尝试构建“翻译社会学”子学科的现状。随后，王悦晨（2011）对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的几个关键词进行了详细的解析，认为在翻译研究中，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有助于分析翻译和其他领域的互动和影响以及翻译活动中译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唐芳（2012）着重介绍了塞拉-赦菲（Sela-Sheffy）的社会学翻译研究观，通过回顾她对译者策略多样性、翻译场域动态建构性以及译者行为模式独特性所作的分析，展示在布迪厄（Bourdieu）和西米奥尼（Simeoni）之后，社会学视角为翻译研究带来的新启示。

除了上面的理论引进之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积极利用相关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结合实际翻译案例的探索，对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对理论进行了扩充、完善和拓展。赵志华（2009）借用了布迪厄的“生存心态”概念，从多个方面对鲁迅的翻译选材情况进行了分析。宋以丰（2010）对中国近代翻译史进行了研究，认为无论是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还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译者都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概念，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于社会联系模式的回应。因此，要完整描写翻译的全过程，必须借助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方面知识，既研究翻译的理性框架，又关注翻译的有限性、局部性和历史性特征。骆萍（2010）以胡适的诗歌翻译为个案，通过考察“五四”时期胡适译诗从主题到诗体的嬗变来剖析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的相互影响机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将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纳入翻译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考察，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邵璐（2011）尝试性地将翻译规范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相结合，描述了翻译场域内规范与译者惯习、文化资本等互动发展的过程，这样的描述为具体的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此外，邵璐（2012）还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中国近代的翻译场域进行了研究；任文（2013）在国内率先将翻译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引入口译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刘立胜（2012）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考察了文学翻译中的译者行为，借用了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放置在了布迪厄的社会学框架里面，考察译者行为与翻译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很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从译者个体社会认知层面来看，将译者的行为视为外部社会因素的干扰与译者内部自发的选择行为，那么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决策机制还可以进一步发掘，特别是在纳入整体的翻译过程之后，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性身份”，在其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凸显。另一部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是魏清光（2012）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视翻译活动为整个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翻译活动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深入考察翻译活动的社会运行，系统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翻译问题，是对翻译从社会运行层面的系统研究，扩充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虽然该研究对于译者作为“社会个体”的过程研究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真正要与具体的译者抉择过程相结合，还需要进一步地拓展。任东升（2015）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的概念，指出了二者之间存在的“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为翻译社会学研究增添了一个基于国家层面政治考量的新维度。王洪涛（2016）则从“元思考”的角度，辨析了“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差异，认为此路径是一种综合研究而非外在研究。

在重视理论介绍、应用和发展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翻译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存在的理论不足进行了探讨和批评。武光军（2008）对翻译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了回顾，指出翻译社会学研究在本体论上是离心式研究，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的方法，要保持其范式的生命力，必须进行适度的本体回归和解释力的深化。赵巍（2013）则认为社会翻译学一方面促进和深化了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三个问题：研究内容日益偏离文本；实证研究方法背离翻译学的人文属性；社会学理论运用在研究实践中的不足。

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首先，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翻译中的社会层面，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对社会因素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学者们对此方面的探索还处在起步阶段，对译者行为与社会因素的互动机制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翻译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模式还未成型，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研究，但还没有整合成一个系统有效的理论框架来对特定时期的翻译实践过程进行分析和考察；最后，虽然学者们对社会学视域的翻译研究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其理论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但目前还缺乏充足的经验证据，对理论应用的有效性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因此，运用具体的翻译实例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验证就成了当下需要进行的工作。

（二）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译学界对翻译社会学的探索也几乎跟国内同步，虽然霍姆斯在1972年就提出了“翻译社会学”的初步构想，但西方学界真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则要推迟到20世纪末。受福柯（Faucoult）“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韦努蒂（Venuti，1995）将“权力”视角延伸到了翻译研究领域，通过对文化权力差异的分析来考察翻译中的策略。“权力此后不但成为‘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新方向的重要促进力，而且作为所谓‘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议题，成为了社会学视角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推动力之一”（Wolf，2007：12）。帕克斯（Parks，1998）借用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从美国英语译入其他语种的众多翻译现象进行了讨论，提及了各种代理人的“惯习”以及“权力场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等问题。西米奥尼（Simeoni，1998）建议可以暂且放弃描述翻译学对“规范”的重视，而将译者的“惯习”引入研究的视野，译者的惯习既是“被结构的”，又同时是“建构性的”，作者对译者的从属性认同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从词源角度考察了“惯习”概念，对未来“结果分析”和“译者能力习得”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勾勒。1999年，赫曼斯在其专著《系统中的翻译——描写和系统理论解说》中，开辟了专门的章节，分别介绍了布迪厄和卢曼（Luhmann）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他们都非常适合应用于翻译研究，并且号召将翻译视为一个社会系统，进行系统综合的跨学科研究。同年，古安维克（Gouanvic）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1945年至1960年的美国科幻小说在法国的翻译现象进行研究……探讨了法国文学场域中社会代理人与文学机构、出版机制等之间的权力斗争，揭示了社会代理人与场域中的象征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政治权力的碰撞和冲击”（李红满，2007：7）。随后，古安维克（2002）继续在这一领域探索，对“二战”后美国文学向法国的译介进行了考察，分析了文学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基于译者惯习与场域的关系，翻译被赋予了一种“权力”，能够合法地“违反”主流规范，将美国的文学体裁和形式强加给目的文学场域，这一强加的幻象，就是西方的霸权主义。尹吉莱芮（Inghilleri，2003）从图里的规范理论出发，结合布迪厄的理论和教育学相关概念，构筑了一个模型，将规范放置在一个语言与认知的社会维度以及特定语境中具有合法意义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中进行考察，并且指出这一模型同样适用于口译研究。彻斯特曼（2006）认为应该尝试对翻译中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区别，对一些相关的社会议题，彻斯特曼提出了一些理论框架，对这些理论框架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2007年由本杰明公司出版的《建构翻译社会学》一书，是对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一次检阅，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翻译社会学发展中译者地位的争论；第二部分：翻译社会学概念化过程中布迪厄的影响；第三部分：学科纵览：方法和翻译实践问题；第四部分：构建翻译社会学：回顾与展望。该论文集中的文章，既有方法的开拓，又有理论的建构；既有史料的梳理，也有创新性的理论借鉴。可以说，该论文集中的论文，代表了当时翻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是对翻译社会学本身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子学科进行的一次成果的归纳和总结，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科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一次梳理和回顾。图里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随着这本论文集的出版，翻译社会学的大纲终于形成”（李红满，2008：31）。紧随其后，本雅明公司又于2009年推出了另一本论文集《翻译中的行为者》，该书聚焦于从事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的单个的和集体的行为者，更为重要的是，对翻译行为者的研究被放置在宏观的社会语境中。可以说，该书集中地展示了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翻译的社会功能，以及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各个类型的行为者之间通过翻译所构筑起的社会关系。梅勒茨（Meylaerts，2010）对处于双语语言和文化冲突中的文学作者型译者的翻译惯习形成进行了考察，认为对多元、动态的社会、语言冲突的内化会形成译者惯习、自我形象以及翻译行为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对译者的社会履历要给予特别的关注。穆加达姆（Moghaddam，2011）以对 《伊斯法罕教徒历险记》的翻译描写为例，强调更多的研究应该放在译本生成、传播与接受中所涉及的人，以及影响彼此关系的因素上面。对于翻译整个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关系描述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描写视角和方法。沃夫（Wolf，2011）对此前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回顾，认为到目前为止，传统的翻译研究也已经日益关注社会学朝向的翻译问题。但是，许多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议题还没有被进行连贯性的综合考虑，这些议题理论化程度不足。沃夫主张重视过去一些年学科内外的社会学视角，从社会学对于构建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贡献层面，来追溯翻译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包含了许多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涉及翻译过程的行为人的伦理、社会政治责任相联系，如果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对考察翻译研究中翻译概念的意义变换以及其他学科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随后，沃夫（2012）又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对其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重点进行了勾勒，指出“社会学视角”让我们更加注意关注翻译项目中的各种各样的代理机构和行为人，特别是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要素。同时，作者对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局限以及未来的潜力，特别是社会学与翻译研究中“译者惯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作者在文中重点关注近年来促成译者惯习的政治因素，特别是在“翻译与行为主义”领域，已经形成了译者行为的参照规则，这些规则会对西方的翻译概念及其社会影响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进而可能催生一个“行为者转向”。同时，2012年，翻译社会学领域中的第一本专著诞生，谢尔盖·秋列涅夫（Sergey Tyulenev）出版了他的专著——《卢曼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社会中的翻译》。该书作者在深入阅读理解卢曼社会系统思想的基础上，对翻译进行了全新的探析与理论建构，翻译被当成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系统来考察。该专著的出版，成为了翻译社会学研究走向进一步深入的一个标志，也为以后更多的学者深入借用社会学理论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引导。

从文献回顾来看，翻译社会学研究的起步，可以说几乎中外同步。但从理论构建以及研究的发展阶段来看，西方似乎还是走在了前面。翻译社会学是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之后的又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有利于对翻译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结合国内外此领域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得出下面一些结论：

首先，翻译研究与社会学的结合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表现在社会学理论的借用比较单一，主要以布迪厄为主，其他的社会学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借鉴和应用。翻译研究中有关社会方面的议题还缺乏统一的理论建构，没有形成对翻译过程的系统、整体的构建。相关的理论和概念还缺乏进一步的整合。

其次，翻译社会学研究主要还是借用了描述翻译学的方法，注重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新语境化，将翻译个体和集体放在相应时期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目前的研究考察的一般都是译者团体或者集体在翻译场域中的实践，对个体译者及其译作翻译的过程，研究相对比较缺乏。而即使是对于译者群体的研究，也明显偏向于外在的社会文化语境描写，对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译者心态和译者个人社会因素，没有进行很好的结合。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社会关系中的抉择要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译者作为独立的社会个体，其心理活动和外在翻译规范等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深入研究的成果，这样的个案描写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最后，翻译社会学的研究，还缺少与现有研究成果的恰当结合，理论层面的互相借鉴还有待进一步的加强。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纳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整合，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理论模型等是否能够全面地，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应用于翻译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