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章 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脉络

一 打破计划经济模式阶段（1978—1992年）

1978年至1984年是东北国有企业启动股份制改革试点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放权让利阶段。这一阶段并没有触及原有的公司制度，而是探索和尝试以“权利、责任、利益”为基本特征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整，也包括股份制产权改革和非产权改革。总的来说，这一阶段非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实行的是计划垄断，企业损益由国家掌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多，占比高，忽视商品生产、价值的市场规律，分配上也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由于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的利润，因此，我国政府提出“振兴企业”的战略目标。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权力下放和利益转移，以此来振兴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管理学理论认为，决定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不是企业的所有权，而是企业的经营控制和具体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企业要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由此，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开展了扩大自治、增加利润、完善合同责任等改革试点任务，从“权利、责任、利益”的三维视角调整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调动了企业及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了企业发展活力。因此，这一阶段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主要进行了国有资产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扩大经营权等方面的改革，非产权改革方面主要包括扩大自主试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利税分步改革和承包制。具体来说，这一时期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改革阶段。

（一）权力下放和利润转移阶段（1978—1984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是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主要通过提高利润率和征收固定资产税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传统国有企业是政府垄断企业的管理权、产品控制权和收益处分权，这就导致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经营状态。我国对国有10家刀片厂和宁江机床厂在内的多家企业开展了扩大自主经营的改革试点工作，让那些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上保留部分利润的员工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奖金，同时，允许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在国家强制性计划之外进行生产活动，并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汇储备。通过改革，使得企业管理权发生了部分转移，从而使企业经营者对剩余产品拥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和索取权。

到1980年6月，国企改革试点企业达到了6600家，约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在1981—1982年，国务院提出加强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责任制，以提高经济效益。1983年4月，国务院开始实施两步走的“利税改革”，即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上缴给政府的利润由利税代替。国家希望通过以税收形式进行利润分享，提高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提高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在经济管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而，由于税率过高（高达55%），企业无法达到纳税标准。“利税改革”政策只延续到1986年底便宣告失败。

因此，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仍是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从结果来看，虽然改革成效有限，但经济在持续增长。这一时期国家预算平衡由1978年的10.7亿元赤字增加到1979年的135.41亿元盈余。这一阶段的改革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改革阻力小，容易被全社会接受，通过改革企业经营更加趋于稳定。

（二）合约制经营阶段（1985—1992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国有企业从经营权到所有权的改革。随着改革持续深入，涉及国有企业产权是必然的。国有企业改革没有产权改革就没有出路。这一时期产生的改革思想是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局限于原有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推动或深化权力层的改革，相应的制度选择是企业合同制度或租赁制度。政府决策部门也倾向于这一改革思路。根据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决定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搞活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按照这一目标要求，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开始进行“两权分立”改革，即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离。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1年底，企业承包预算占总预算的78%，大中型企业承包预算占总预算的80%。到1990年第一轮合同到期时，预算中工业企业3.3万家，占合同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到1992年，98%的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都进行了两轮不同程度的承包经营。

合同制度也有其自身缺陷，财富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不能约束管理权，会造成管理者为寻求个人利益而造成权力滥用或小集体利益，也会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而导致东北国有资产流失。承包和租赁的改革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和反对。从经营者的角度看，非法租赁会造成不顾国家利益，通过法律或合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对商业的态度仍然温和。企业只承担利润而不承担亏损，这不仅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还会导致承包商和租户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可能导致国有企业资产空心化。

不同于合同制度和租赁制度的改革，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所有制层次的内部管理结构改革。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主体参与不够，管理人才缺乏，许多改革试点的企业员工通过内部借钱购买股票，或者公共财产已被改造成私人股份，最终很难推动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改革方向迷茫，改革效果不理想，改革不能顺利进行。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聚焦在“权力扩张和利润转移”两个方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有企业改革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通过不断探索，改革措施逐渐调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的逐步深入，主要以合同管理责任制促进改革。

从本质上说，在以不触及东北原有社会组织和原来国有企业的系统模式的前提下，调整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为重点，通过改革改变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通过贷款调整来控制国有企业的投资风险，通过“税制改革而非利润改革”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和创新积极性。此外，建立以合同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管理责任体系，标志着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分离。

这一时期“三权分立”改革思想开始出现，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调整不再局限于分配关系，事实上，企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产权，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开始从行政附属物向商品生产者转变，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也开始从经营权向所有权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把握自己的方向。总之，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同时也增加了风险，这与产权的扭曲有关。如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都是国有的，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尚不清楚。地方政府青睐国有企业，因为它们与地方税收和业绩挂钩，而银行也是国有的，改革失败的结果也必将由政府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