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意义
自古至今，任何公共水利工程都面临着“建”和“养”的问题，而后者对工程的影响更为重要。历史上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最终被废弃，其实都是因为没有解决维护问题。而在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公共水利事业就是对黄河下游的治理。黄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技术工程或者环境问题，黄河之害其实是环境、政策、技术等多种因素在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复杂传递、博弈、叠加的后果，这一点应该是过去黄河变迁研究留给我们最为重要和宝贵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些复杂因素所构成的链条，我们究竟认识了其中的哪些环节？还有哪些没有认识清楚呢？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政府在黄河修治上耗资空前，经费的及时、足额保障是国家治黄战略落实的重要保障。黄河下游“东河”“南河”两段的日常维护（岁抢修）、人员薪酬（河饷）和临时修理（另案工程）等花费之和被统称为“河银”。前两者是维持每年常规性工程和河务机关日常运作的经费，后者则用来临时兴办工程。康熙中后期将岁修银取于地丁银，在征收和开支上都采用定额管理方式，以其进行岁修并支持另案工程兴办，试图使河工经费的收支保持稳定，不必再由中央频繁调拨巨款。其中，施行定额管理的部分是日常维护中的岁修、办料和给饷三项。河工经费在乾隆之后开始增多，至嘉道时期已经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部分，道光十三年（1833）有大臣提出“国家各项经费皆有定额，独河工钱粮不能限之以制”，指出了道光时期河工消费的激增和原有定额管理方式的失效。但为什么河银定额管理方式会失效呢？除了贪污腐败问题之外，这个制度本身是否也存在一些内在性的问题，导致其难以持续？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对清代政治史、黄河史、水利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前人研究中，虽然有所涉及，但始终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观点。岑仲勉先生所著《黄河变迁史》，在论及清代河工时，曾点出了嘉庆时期河工银中的常项开支倍增现象，但其观点基本认为清代河工银在乾隆后期开始的激增完全由于治河部门中的浪费现象；其后的学者比如王振忠、陈桦、马俊亚、李德楠、倪玉平等，在谈到关于清代河工经费问题时，基本都强调了河道部门严重的贪腐、浪费、挪用、侵吞以及种种陋规。饶明奇简要介绍了清代河工经费管理中的审核和报销程序的规定，学界开始对清代河工经费使用本身情况的关注。在此问题上，饶明奇有比较不同的观点，且比较有启发性，其在《清代河工经费管理》一文中指出清代河工在嘉道时期才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贪腐现象，之前并不严重，而且，对于河工经费的迅速增长，河堤规模扩大、物价上涨等其他因素可能也非常重要。但饶文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论证，其观点也缺乏证据支撑，其结论自然也难以为学界广泛接受。
二 学术回顾
黄河水患主要涉及黄河的决口、河道的变迁，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还包括对历史时期的治河方略和有关黄河洪水的调查考证研究。
第一，清代治河方略。
岑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书中重点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河道变迁和河患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各个时期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在河政、治河思想、方法和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1]张含英在《历代治河方略探讨》中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记述了历代治河方略的发展，分析了明清时期一些治黄名臣的治河思想。[2]李文海、周源在《灾荒与饥馑》中对1840—1919年期间历次较大的自然灾害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入分析。[3]史辅成、易元俊、暮平编著的《黄河历史洪水调查、考证和研究》运用历史文献、歌谣、碑刻等资料对黄河历史上的洪水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洪水发生时间、水位、历史过洪断面冲淤变化的调查与考证，对洪峰流量的计算，对历史洪水重现期的考证与研究，黄河历史洪水在治理黄河中的作用等。[4]韩曼华、史辅成利用清代陕州万锦滩的涨水尺数资料、清宫档案中关于水情和雨情的记载、地方志和碑文石刻以及实地调查的方法，得出1843年洪水的稀遇程度是千年来所未有的，其重现期为前年一遇，并利用河流淤积物的特征推断出这次洪水来源于陕北皇甫川、窟野河、无定河一带及泾河支流马连河、洛河上游地区。[5]方建春在《论晚清黄河水患》中记载了晚清黄河10次大决口的情况，谈论了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分析了晚清黄河水患除了客观因素外，还与清政府及其官员的治河思想、方法和态度等主观因素有关。[6]通过国家行政管理角度审视清政府黄河治理的研究也较多。夏明方从社会变局和清政府统治效果入手，以铜瓦厢改道后的河政运作为背景，探讨了晚清政府在黄河治理方面的思想及政策和效果及影响等方面的变化。[7]贾国静在《咸丰初年黄河丰北决口与清廷应对》一文探讨了咸丰朝军兴对黄河堵口修工的影响，分析了特殊时期外部政治局势对河务的影响及后果。[8]庄宏忠在梳理清代黄淮流域测量水位的志桩及水报运作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清政府对水环境的监控和管理，对于认识清政府的水环境管理职能提供了新的视角。[9]铜瓦厢决口之后的黄河治理以及由此引发的河政之争，学术界也关注较多。韩仲文、颜元亮、方建春、王林等对铜瓦厢改道后的河政之争进行了探讨，黄河改道后清政府官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河南山东直隶三省之间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都是造成改道后河政之争的因素。[10]唐博和贾国静则探讨了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减弱，河务问题的逐渐边缘化和地方化。[11]
第二，清代黄河河政研究。
河政体制的研究主要涉及河政体制演变，河政体制的弊端，河务官员的贪污等陋习，河政体制对清代社会的影响等。周魁一在主编的《中国水利史稿》中对嘉庆至咸丰水利事业的衰落进行了介绍。日益混乱的黄河治理是这一时期水利事业衰落的表现之一。此时间段内河道淤积严重，决溢灾害频繁，具体体现在河道日益梗阻，清口淤塞、黄水倒灌，入海尾闾不畅，治河主要依赖堵口。日益混乱的黄河也表现在河政的日益腐败，有河官的频繁更迭，有河官的弄虚作假、贪污成风，有治河经费的大幅激增，有河防事务的松弛，这一系列的河政陋习最终导致了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黄河夺北路入海，结束了南流入海的历史。[12]郑师渠教授指出道光朝的统治者固守治河通漕的成法，顽冥不化，并且玩忽职守，贪污河费，中饱私囊。日益增加的河费支出使道光朝财政日益拮据，年年泛滥的情形扩大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13]王振忠教授在谈到河政积弊时，指出河工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河官的奢侈糜费，腐败的河政体制造成了官员夸大、谎报河防险情，多请公款，借以中饱私囊，致使河防工程险情不断。河官的奢侈淫糜造成了清江浦的畸形繁荣和黄河改道经由的广大农村的萧条境况，同时盐政遭受了破坏性打击，漕运也受到严重的影响。[14]岑仲勉先生对清代的河防进行了分期，认为到了嘉庆时期，河工经费大有增加，并把出现经费增加的原因同样归结于官员的贪污腐败。[15]贾国静博士指出从顺治开始了建置河政体制的步伐，经过康熙、雍正两朝，到了乾隆时期，河政体制趋于完善，但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黄河淤积越来越重，治理的难度加大。河工经费的增加也使争做河官成为当时官员趋之若鹜的现象，但是人浮于事，贪污河工经费，损害了河政体制的行政效率。因此自道光后期起，内忧外患使清政府疏远了河务，东河、南河相关的机构被裁撤，到了光绪时期，河政体制彻底解体。得出这一兴衰过程与清王朝的政治生存状态密切相关。[16]倪玉平教授在谈到嘉道时期的财政时，认为河工是财政支出的重要项目，到了嘉道时期，河工费用除了开支大幅度增加，还有工程繁兴的特点。并且认为河工经费开销巨大的原因是河官对经费的大肆侵占。[17]金诗灿在《清代河官与河政研究》中选择河官与河政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清代专业河防体系的构建，分析了各个时期河道总督与皇帝、漕运总督、地方督抚的关系，对河官与部院大臣、印官的关系也进行了说明。介绍了清代河官的选任与考成方法，并且分析了清初至铜瓦厢决口前后的河政。[18]马俊亚教授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分析了统治者为了保障国家的正常秩序，只能牺牲淮北这一“局部利益”，国家在治河和漕运方略中的政策偏向，破坏了淮北农业生态和农村的经济结构，致使淮北出现了社会形态畸形化和社会结构的异化。[19]美国的兰道尔（Randall A. Dodgen）认为，对黄河的管理是古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到了清代，对黄河的控制达到了成熟，然而其中的控制机制相比之前的朝代更加庞大，技术要求更加复杂，财政耗资规模更大。并且通过19世纪40年代两次洪水的案例，评估了国家在治理黄河方面出现了管理危机，行政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河政中的腐败就是一重要的表现。[20]
第三，关于河工问题的研究。
河工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河工技术的演变，河工物料的种类、演变，河工劳役人员，河工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体制等。
周魁一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中，谈到了埽工技术的起源和演进、埽工制作的特点、堵口和抢险技术、河工经费的筹集和使用。[21]姚汉源的《中国水利史纲要》主要涉及水利工程的兴废，对水利与政治经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虽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水利史，只是在水利史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22]徐福龄、胡一三在《黄河埽工与堵口》中对河工的物料和堵口技术进行了介绍。[23]姚汉源在《京杭运河史》中介绍了运河的管理机构和夫役，其中也涉及明清时漕河夫役的类型和数量。[24]李德楠博士利用明清时期水利专著、官修史书、奏折等档案以及地方志等，统计分析了明清时期的河工次数、地点等要素，并且从河工物料、河工人夫和河工经费三个方面对进行了探讨，并且探讨了河工对黄运地区水系及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25]陈桦教授通过分析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认为在嘉庆朝以后，清政府的财力逐渐下降，但是河工经费的支出却不断增长，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到了咸丰朝以后，清政府凭借“厘金”和“洋税”的收入，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并没有改变河工经费紧张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是战乱频繁、吏治腐败等原因，致使正常的河工工程趋于废弛，河务荒废。[26]饶明奇分析了清代前期，清政府在治河工程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并且逐步制定了一套管理规章制度，包括工程预算、工程审批权限、经费领取和使用人的资格、工程验收、经费奏销程序等。[27]
第四，水利社会史研究。
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地方水利工程的经营和管理，水权的分配，水利设施对地方社会、环境的影响等。
黄宗智讨论了水利与政治经济结构、涝灾与社会经济结构两个主要问题，通过分析水利与两者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排灌的区别，造成了农作物布局的差异，影响了华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从而导致了社会分化问题的产生。[28]何业恒在《洞庭湖区水利事业的历史兴废》中对明清时期洞庭湖的水利发展过程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该地区的水利工程基本都是小规模的，这些工程的经营权基本都掌握在地方民众手上，反映出了民办的趋势。[29]熊元斌的《清代江浙地区农田水利的经营与管理》一文，对江浙地区水利工程的经费筹措、组织运营方式，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揭露了当地的经济模式、地方结构以及水利环境等情况。[30]行龙在《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一文中将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区域社会称为水利社会，从资源、环境、人口等方面分析区域社会的变化。[31]因此我们在理解黄河的管理体制，以及在治黄过程中对当地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方面时，可以借助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和思考。通过借鉴水利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探讨中牟大工兴作期间，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控制能力，中牟大工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总的来说，对于黄河的研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黄河水患、河道变迁，以及河政体制的研究。对于黄河水患和河道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时期黄河水患和河道变迁频率的统计、分析和论证。对于河政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政体系的演变、河政体制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以及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对于单次大规模的河务工作少有涉及。因此对于具体的工程背后的机制、开展过程和运作方式等问题，并不能有直观的了解。而本书主要是在分析气候背景的基础上，结合《中牟大工奏稿》，从具体的河工兴作过程中，通过河工的具体运作来探讨制度运作、执行的过程以及大工过程中的组织关系等。
以往关于河工经费的讨论有两个现象应当引起重视：第一，腐败问题成了所有讨论的焦点，而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河银的来源、管理方式、数额等并没有被重视；第二，所用材料相对单薄，多数研究使用的是清人笔记、实录和会典中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在河银事务的具体细节和系统性、连续性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根据这些材料，很难呈现出清代河银制度及制度运作的面貌，使学界对河银问题的认识尚不够充分。
[1]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 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
[3]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 史辅成、易元俊、暮平：《黄河历史洪水调查、考证和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版。
[5] 韩曼华、史辅成：《黄河一八四三年洪水重现期的考证》，《人民黄河》1982年第4期。
[6] 方建春：《论晚清黄河水患》，《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7] 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8] 贾国静：《咸丰初年黄河丰北决口与清廷应对》，《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月。
[9] 庄宏忠：《清代黄淮流域志桩水报运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10] 韩仲文：《清末黄河改道之议》，《中和》1942年10月。颜元亮：《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改新道与复故道的争论》，《黄河史志资料》1988年第3期。方建春：《论晚清黄河水患》，《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王林：《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1] 唐博：《铜瓦厢改道后清廷的施政及其得失》，《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4期。贾国静：《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清廷的应对》，《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2] 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下册），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
[13] 郑师渠：《论道光朝河政》，《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14] 王振忠：《河政与清代社会》，《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5]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6] 贾国静：《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论略》，《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17] 倪玉平：《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8] 金诗灿：《清代河官与河政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 Randall A. Dodgen，Controlling the Dragon：Confucian Engineers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21] 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 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23] 徐福龄、胡一三：《黄河埽工与堵口》，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版。
[24] 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25] 李德楠：《工程·环境·社会：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及影响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26] 陈桦：《清代的河工与财政》，《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7] 饶明奇：《论清代河工经费的管理》，《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29] 何业恒：《洞庭湖区水利事业的历史兴废》，《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30] 熊元斌：《清代江浙地区农田水利的经营与管理》，《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31] 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