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损害赔偿责任

有侵权，就应有责任。与侵害一般民事主体的生命健康权应承担侵权责任一样，行为人在婚内侵害配偶生命健康权，同样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造成损失的，符合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的，行为人应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进行实质性、填补性的财产赔偿。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夫妻暴力如同一般侵权行为，一经发生即构成损害赔偿的发动根据。

对400份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判决书的分析发现，夫妻暴力受害人无法实现婚内侵权救济。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例涉及夫妻一方暴力侵害配偶生命权、健康权的诉讼，仅有涉及暴力侵犯其他家庭成员的案件11件（诉子女1件、诉兄弟姐妹4件、诉前夫或前妻2件、诉离婚后的儿媳或女婿4件）。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相关数据表明，夫妻暴力客观存在，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也未否定夫妻暴力行为在婚内构成侵权，但400份判决书中却无一例涉夫妻暴力的诉讼，为何占有相当比例的夫妻暴力没有反映在审判窗口？究其原因，其一是认为夫妻在婚内不构成侵权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实现婚内救济的障碍。该观点否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成立侵权行为，认为“法不入家门”，夫妻间的加害行为不具有反社会性，因此不应适用侵权责任。况且“婚内侵权赔偿将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促使婚姻终结，因此，不宜在受害人无意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允许其索赔；现行法规定受害人在离婚时可以向侵权人索赔，是符合实际的做法”[2]。其二是因为实现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缺乏财产制基础，夫妻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无财产可赔。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婚后未对财产进行约定或约定无效的，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即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除法定个人财产外，原则上认定为夫妻共有。该共有关系仅在夫妻一方死亡或双方离婚时才终止，夫妻共同财产才可分割。鉴于现实生活中夫妻极少进行财产约定，夫妻暴力受害人在婚姻关系存续、财产共有的情况下请求婚内损害赔偿，通常会面临行为人没有个人财产无法赔而用夫妻共同财产赔又失去意义的窘境，所以，虽然表面上400份判决书反映出的是配偶暴力受害人不诉，但实际上即使受害人提起诉讼，行为人一般也没有个人财产可赔。

建议明确规定夫妻暴力行为人应承担婚内侵权责任，并在夫妻财产制中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民事侵权责任主体涵盖夫妻，夫妻结婚后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双方地位平等、人格独立。生命健康权“在性质上属绝对权，即任何公民都负有不侵犯其他公民健康权的不作为义务”[3]。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及夫妻共同财产制均不应成为追究行为人侵权责任的障碍，不能以婚姻为由豁免暴力，用婚姻绑架受害人，也不能因为夫妻财产制不完善，而不规制夫妻暴力。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可以在婚内提起民事诉讼。显然，“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侵权主体作任何限制性规定，也没有对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作限制性规定，更没有将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作为排除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的规定，侵权人当然也不能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享有侵权豁免权”[4]。至于否定说所顾虑的婚内侵权赔偿会导致婚姻破裂的问题，一方面，受害人寻求民事法律救济，是法律赋予的应有权利，当事人可以不选择，但法律不可横加限制；另一方面，婚内提出侵权赔偿请求确有累及婚姻关系的可能，但是，该赔偿请求是基于暴力行为而非无端生事，根本上伤害婚姻关系的是配偶的暴力行为而非受害人的救济行为，法律不应为维系婚姻关系而损害受害人的救济权利。为此，有必要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明确规定夫妻暴力受害人享有婚内侵权请求权，而行为人则应承担婚内侵权责任。针对夫妻暴力受害人因缺乏财产制支撑难以获得婚内救济的问题，建议立法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使夫妻暴力受害人在婚内请求损害赔偿具有夫妻财产制基础，使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价值。具体而言，其一，如果行为人拥有婚前财产或其他依法定或约定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用行为人的个人财产赔偿损失即可。其二，如果行为人仅拥有夫妻共同财产，为避免受害人在婚内无法获得救济，建议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在夫妻法定财产制中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因发生特定事由，依据法律之规定或经夫妻一方（或夫妻之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须终止原来的财产制而适用分别财产制。非常法定财产制于规制夫妻暴力的特别意义在于，可将夫妻暴力明确规定为实行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受害人可依此向法院申请，从判决生效之日起，终止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改为适用分别财产制，夫妻双方各自对其财产独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独自承担财产责任，从而使夫妻暴力行为人拥有个人财产可以支付赔偿费用，夫妻即使不离婚也可获得法律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