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界中产阶层发展比较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认真梳理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和已经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四小龙”中产阶层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和内在分化，对我们理解中国大陆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命运以及中产阶层发育对中国模式的挑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作为社会结构中占据同样位置的群体，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产阶层，尽管不会重复同样的历史轨迹，但他们总会有相通之处。因此研究先行者的形态，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终归会为我们把握后来者的发展轨迹提供有益的观察坐标系。

一 欧美中产阶层历史、现状与特征

自17世纪尼德兰革命开始，欧洲社会便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前者不仅使得英国成为第一个走入现代的国家，而且催生了全球最早的中产阶层；后者作为世界史上标志性的革命事件，不仅打开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而且为整个社会尤其是中产阶层提供了“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普世价值。

1.欧洲：现代中产阶层的诞生地

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前者为中产阶层的登场搭建了制度平台，打开了其发展壮大的社会政治空间，后者则是中产阶层崛起的第一推动力。从经济角度来说，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先声。这场以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发明及使用为先导的技术革命，在催生了现代大工业的同时，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从而导致了英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由贵族阶级、市民阶级和劳工阶级等构成的阶级体系。对财富孜孜以求的商人和企业主构成了早期的英国中产阶层，在赢得了主导性的经济权力之后，他们便通过议会下院这一制度平台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60]

法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61]具体来说，第三等级中的富人是资产阶级，包括富有的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中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是小农场主、小店主，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中的10%的富裕者，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专业人员等；而穷人则是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个在政治上仍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已经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62]

德国现代化进程的起步晚于原生型的英、法两国，更多地带有外源性的特征。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到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产值便超过英法两国。及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德国社会中已经形成规模相当可观的中产阶层。正是在这一时期，部分学者注意到了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尽管很多德国理论家都认为，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位置终结了社会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强了阶级之间的亲和力，但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反例。

2.美利坚：中产帝国

在简单梳理了欧洲三个主要大国英、法、德的情形之后，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转向美国，因为美利坚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典型性的中产帝国。其实早在工业化之前，由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构成的老式中产阶级，曾占美国总人口的80%。[63]而随着19世纪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白领雇佣者集团逐渐从工厂的工人中分离出来。189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对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与“支薪雇员”加以正式区分。支薪雇员即白领，泛指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包括经理、推销员、办公室人员以及专业人员等。他们的年薪一般在1500～5000美元，既是新中产阶层，也是城市的中等收入群体。1870～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2.3倍，其中老中产阶级增长2倍多，劳工增长了3倍多，而新的中产阶级则几乎增长了7倍，其总人数从75.6万上升为560.9万。[64]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更加迅猛。“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65]及至今天，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动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66]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伴随着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的是“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这便使得专业技术人员（中产阶层的重要成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67]

3.“后工业社会”与欧美中产社会的定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力雄霸全球，不仅成了资本主义的中心，而且占据了世界权力舞台的中心。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专业技术人员即艾尔文·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职业分布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美国的“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非无产阶级化，拥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不需动脑的机械性工作的需求变少了，对责任和知识的需求变多了”。[68]社会学家赖特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所展示的名为“1960～1990年间美国的阶级结构分布”的表格即有力地说明了新中产阶层在美国的发展和壮大趋势（见表2-1）。

表2-1 1960～1990年美国的阶级结构分布（单位：%）[69]

从赖特制作的这张表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阶级结构的变化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势：（1）由于这一时期制造业中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美国劳工阶级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全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相对比例，相比20世纪50年代都进一步降低了；（2）包括职业经理人、技术工人和专家等在内的所谓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人数持续增长，这个需要资格证书和专业技能才能够“上岗”的群体开始遍及社会各个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占到劳动力总数的48.73%，超出蓝领工人7个多百分点；（3）美国“白领”或新中产阶层的增长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服务业膨胀和20世纪70～90年代商业服务业扩展的直接后果，这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预测大致吻合。[70]

跟随美国的脚步，欧洲国家也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受惠于马歇尔计划，西欧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都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这些国家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都急剧下降，而中产阶层的人数则大幅上升。比如，在英国，随着以信息和服务业为支柱的新经济结构的形成，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在法国，蓝领工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从1969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与此同时白领雇员的人数则稳步上升；在德国这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经达到50%（主观认同率更是高达75%）。[71]

表2-2 2001年部分发达国家白领与蓝领劳动者占经济活动人口比例（单位：%）[72]

从表2-2中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白领”雇员的人数在20世纪末均有大幅攀升。美、英、德等国“白领”雇员的比例都超过了蓝领劳动者，美国甚至接近60%；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除美国以外，上述发达工业化国家蓝领工人的比例均超过了“白领”雇员。这说明20世纪最后30年是蓝领白领此消彼长，中产社会最后定型的主要年代。

二 东亚中产阶层与社会政治转型

在美国扶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东亚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在日本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层’的出现。‘老式中产阶层’（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73]十多年后，日本社会的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有着“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和日本一样，东亚这些地区“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74]

1.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

日本中产阶层的真正崛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日本政治在美国的主导下经过根本性的改造形成了“1955年体制”，另一方面在冷战和朝鲜战争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得到了美国的鼎力扶助。所谓“1955年体制”，是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后，所形成的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换个角度来看，“1955年体制”也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体制，即对于社会积聚起来的财富，不再只是由少数大资本家和权力精英所组成的寡头所独占，而是通过包容性的增长让社会财富的增加能够惠及全体民众，进而构筑起一个“中流”人群占大多数的社会。也就是说，“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也即中产化。[75]而从经济社会层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使得1950～1975年的25年中，白领工人约增加了3倍，达到1000万人左右的规模，加上白领管理者300万人，出现了白领大扩张的新气象。在这些新兴中产中，从“下流”上升至“中流”（中产）的人数增加尤为可观，于是整个社会呈现出“中流化”（中产化）的倾向。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战后日本新兴的中产阶层正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7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中产阶层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日本特殊的劳动用工制度。日本员工进入公司后，在终生雇佣制度的保障下，一辈子安安稳稳。年轻时虽然薪水不高，要从低阶层或中低阶层开始起步，但是因为可以定期加薪、升职，最后总是可以升到中上阶层，顺利的话，甚至能够以上层阶级的身份结束职场生涯。这种人生模式深入各个阶层，已被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甚至连教育体系也是在这个框架中形成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得以日渐平稳地步入中产社会。[77]

不过，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进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由于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经济长期不景气，日本“全民中产”的社会开始慢慢崩塌，收入阶层的分布向上下两极移动，进而形成一个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社会”（大前研一语）[78]，以至三浦展认为日本正在从“中流社会”向“下流社会”（下层社会）转变，年青一代源源不断地加入“下流社会”（下层社会）。不过，虽说是向两极分化，但由“中流”跻身“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中流阶层（中产阶层）正在经历着一个“下流化”过程。日本国民收入的统计数据也证明这一点。须知在泡沫经济时代，个人年收入600万日元到1000万日元的才算是中产阶层，而2004年个人年收入低于600万日元的已经占到全体日本纳税人的78%，更有37.2万的临时雇员月薪不到10万日元。[79]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收入再分配调查”显示日本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99年的0.433上升至2002年的0.498，这意味着差不多国民总收入的3/4都集中在了1/4的高收入人群身上。[80]不过，即使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而整个社会又有“下流化”的趋势，但整体上日本社会却又非常稳定，这应该与日本“全民中产”的社会惯性有关。

2.亚洲“四小龙”中产的崛起

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起飞和中产社会的逐渐形成，非常引人注目。不过，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由于其发展上的时空压缩性，因此在中产发生学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较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东亚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81]此外，欧美是在民主政治的制度平台确立之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产阶层内部又经历了一个新旧转换的过程。但东亚“四小龙”由于是后发型现代化，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威权体制的推动下通过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实现经济起飞，进而孕育出第一代中产阶层的。而且东亚地区新旧中产的比例旗鼓相当，此后随着韩国、中国台湾的中产阶层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便开始挑战威权体制，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的民主转型，成为20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佼佼者。

我们首先来看台湾地区的情形。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台湾当局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兴办了大量科研机构，例如台湾“经济部”设立了诸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之类的18个研究中心，“国防部”设有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交通部”则建立了交通研究所、电信研究所等机构。[82]这些机构除了吸收大量的研究人员之外，还负责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科技人才。上述单位的设立不仅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而且有助于科技人员等新中产阶层的兴起。这些由政府机构雇用或创造的规模庞大的公职人员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科技人员，催生了中产阶层的一半人口。[83]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人口进一步下降，工业人口由于产业升级而大幅减少，服务性行业如金融、保险、通信等则迅速扩张，服务业取代工业占据台湾经济的主导地位。据1986年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人力资源统计年报》调查统计，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达到57.1%，有学者甚至认为已达到80.8%。[84]其中以经理人员、专业人员、服务业及军公教人员组成的新中产阶层为28%。而到了20世纪到90年代，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已经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

回过头来看，中产阶层的兴起是台湾地区政治顺利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中产阶层一方面重视稳定，另一方面与其他阶层相比，又具有较高的民主改革的理念和诉求。多数中产阶层出身于工农家庭，与工人、农民形成共生的互惠互利关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着全民利益，积极寻求改革，因而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较强的动员能力以及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在台湾地区，中产阶层被视为挑战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运动的社会基础。[85]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明显地改变了台湾地区的政治思想传统，顺利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台湾地区民主的转型成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典范。而随着民主的巩固，台湾地区中产阶层也逐渐从过去反对威权政体的先锋转变成为拥护民主体制的温和保守力量。

韩国的情形与台湾地区比较类似，都是在美国扶植下的威权政府所推动和主导的现代化，不过前者依赖大财团，后者则以中小企业为主。20世纪60～90年代早期的30多年间，随着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增加，中产阶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86]统计数据表明，在此期间，韩国中产阶层从1960年在全部人口中占20%，到1970年占30%，1980年占48%，1987年占65%，中产阶层队伍日益扩大。[87]1995年9月22日，韩国《中央日报》阶层归属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有78.4%受访者自认是中产阶层，这不仅反映了韩国社会较高的中产阶层归属意识，而且也说明其社会结构已经实现了现代化。[88]

短短的近30年间韩国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奇迹”，国家和社会的富裕与繁荣为中产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转型时期威权政府以暂时牺牲民主而求得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其后中产阶层与国家、政府的矛盾及中产阶层的政治抗争留下了隐忧。[89]因此，以20世纪80年代的光州暴动为标志，他们对专制政权极度失望，至少中产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即使不是全部）依靠公民社会并加入各种社会运动，强烈地要求并支持民主改革，成为韩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9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韩国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目的始终指向包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争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等在内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参与和台湾地区中产阶层一样是有目的、有选择性的，更多地属于“主动型”和“自觉型”而不是由于经济停滞跟政治腐败所激发的“消极型”和“被动型”参与。

如果说东亚四小龙中，中国台湾和韩国可以归为一类的话，那么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比较相通，都是城市型经济体，而且两地的中产阶层均不像台湾地区和韩国中产阶层那样演变成社会运动和民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

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同时第三产业也发展得十分迅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带动下社会就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重构了香港的职业结构，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当时的港英政府在提供教育、保健、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及至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中已经占近70%。[91]不过，与中国台湾、韩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香港的政治转型中，中产阶层的大多数始终置身事外，与政治保持相应的距离。这不仅反映了香港中产阶层在摆脱殖民统治过程中的苦恼与不确定性，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事务的冷漠。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尽管开通了政治参与和代表的新渠道，但大多数香港中产阶层仍远离政治，与政党和政治团体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开放、公平、透明度、理性与专业精神。[92]可以说，21世纪之前的香港中产阶层乃是米尔斯所说“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典范。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正式宣布独立，20世纪70年代之后其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中产阶层也开始形成并兴起。据1987年新加坡《海峡时报》的采访调查显示新加坡华人中有74%、马来裔中有75%、印度裔中有78%的群体认为自己享受着象征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93]在新加坡的整个历史中，中产阶层从形成到崛起，在家长式的强势政府面前，始终表现得温顺如羊，远没有中国台湾、韩国中产阶层的那种政治诉求以及在社会政治运动中的锐气。

3.亚洲四小龙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倾向的启示

从东亚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历史经验来看，中产阶层是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他们向往民主，积极寻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层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层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东亚中产阶层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历史确实像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勾勒的那样：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中产阶层的经济自由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层就能够成为拥护它的保守力量，反之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化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94]

与其说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参与跟米尔斯所断言的以美国中产阶层为代表的“政治后卫”的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还不如说东亚中产阶层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因为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与欧美历史上中产阶层政治表现的差异，更多可归结于两者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与社会转型过程的不同；而东亚和美国中产阶层的相似则是由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本质上的相同所决定的。可以说，东亚中产阶层的产生与社会政治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尔斯及原有的关于中产阶层的理论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因为米尔斯的学说以及关于中产阶层的传统理论，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为立足点的。中产阶层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层无疑是在自发的、内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而以韩国、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中产阶层则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东亚中产阶层与美国中产阶层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正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反映。由东亚、美国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不同，我们可能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产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激进、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一面。在集权、专制的“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如汉城奥运会之前的韩国和“解严”之前的中国台湾，中产阶级会表现得较为激进、进步，而在顺利完成了政治转型的自由民主国家和地区，他们则可能更加保守、温和。至于后发展国家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与表现形式，如同韩国、中国台湾中产阶级所表明的那样，应该具有多元化与异质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归于单一的模式之中。这也就提示我们在中国中产阶层加速形成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加快政府转型的进程，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以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从而转化其激进的一面，引导其温和、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则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并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协商民主以回应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要求，助推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