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1]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通过三组相对应的人物形象分析，考察了他们小说创作在刻绘人的灵魂方面特点的异同。作者认为，两位作家都善于反映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都塑造了“精神胜利”的典型，而且工于刻画人物的特异心态，一身而兼任审问者和犯人两种角色，发掘善恶相间的复杂灵魂深处。鲁迅与陀氏不仅写出了灵魂的“深”（复杂性），而且表现了灵魂的“全”（丰富性），因之，他们是世界文坛上比肩而立的“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历史有一些奇特的偶合现象。1881年，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大地失去了一个伟人——不朽的人道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年，中华民族诞生了自己空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前者以描写人物心理扬名，后者以剖析国民灵魂著称。
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创作有无渊源关系，有什么异同，理应是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全面考察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只能就两位伟大作家在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方面做些比较研究。
一
鲁迅盛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2]其实，两位大师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是比肩的。鲁迅和陀氏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都塑造了“精神胜利”的典型，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阿Q和高略德金就是这样两个人物形象。
高略德金是陀氏发表于1846年的中篇小说《两重人格》中的主人公。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公务员，社会地位卑微，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竟然打算和上司的独生女儿结婚，结果受到极大的嘲弄。但他在想象中继续追求，在幻觉中取得胜利，最后陷入疯狂。
高略德金有着病态的自尊心，他喜欢编造自己嘲弄大人物的故事，以此感到快慰。阿Q把赵太爷当作自己的儿子，在想象中发泄对上层人物的怨愤。他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尊卑贵贱观念，瞧不起乃至欺凌地位不如自己或与自己相同的人，以此来保持病态的尊严，作为对在强有力的大人物面前的失败的心理补偿。自安自慰、自譬自解更是他们奋斗失败而又企图取得心理安定的妙法。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贬低对手、抬高自己，健忘，都是他们超脱失败后的屈辱的灵药。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屈辱和失败，而这又是无法永远忍受下去的，于是高略德金将自己一分为二：在他的幻觉中出现了一个和他同名、同貌、同一地位的人，这便是小高略德金。大高略德金知道，要挤进上层社会必须善于搞阴谋，玩手段，拉关系……可是这种种伎俩他根本不会。这个懦弱无能的自我，便把这一切手段和伎俩，都在想象和幻觉中给了另一个精明强干的自我。这位小高略德金不仅是大高略德金的同貌人，是他的幻影，而且是他性格的另一面，即被压抑的一面、希望获得的一面的具象（该书俄文原名Двойник就有“同貌人”、“幻影”、“两重人格”三个含义）。他取得了大高略德金在现实生活中向往而得不到的东西，事事成功，飞黄腾达，无往不胜。然而，它只是幻觉中的胜利，是在虚妄中对失败的心理补偿。最后幻影惩罚了实体，大高略德金被送进疯人院。而阿Q的“一分为二”则表现在极为精彩的“自打嘴巴”那一幕，他以一个有力的自我，狠狠地惩罚那个不配活下去的自我，以求得心境的平衡。
杜勃罗留波夫指出，高略德金为什么要发疯？“只要他还是信守这与世无争的道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继续在先前的知足和平衡之中过日子了。可是事情却不是这样：有一种什么东西从灵魂深处上升了，表现为最阴沉的抗议，只有阴沉的抗议才是这位没有多大能耐的高略德金先生能够做的，——这就是疯狂……”[3]他那被压抑已久的欲望，都借这变态的心态、阴沉的抗议表现了出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正是这样产生的，虽然他的变态尚未达到疯狂程度。“精神胜利法”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实际上包孕着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抗议，是不甘心于失败、摆脱失败的心理表现。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4]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想象或幻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进入了自由王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德腊库瓦说：“儿童的游戏……对于世界是执著也是遁逃；他一方面要征服它，同时也要闪避它；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架起另一个世界出来，使自己得到自己有能力的幻觉。”[5]这段论述对阿Q、高略德金类型的人也适合。简言之，人在主观（或说心理）上要求充分发挥自己能动作用的愿望和在实际上这种愿望经常不能实现的矛盾，使得人们普遍地有时需要精神上的胜利，只不过在大多数人身上，这是或然的表现，并且往往是实际胜利的前导；而在不正常的人身上，这种精神胜利法居于统治地位。这种区别不仅仅在于前者的偶然性，后者的经常性、必然性；更主要的还在于前者是准备面对现实，后者则是要逃避现实。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高略德金的两重人格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他们的性格特点也不同程度地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内容，但是离不开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心理基础：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愿望，需要使生命感到满足和充实的情绪。
既然人的心理特点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基因，那么这种现象就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关于精神胜利法的世界普遍性，一些外国作家早就指出过。至于在文学形象上，除了中国的阿Q、俄国的高略德金外，尚有古希腊的“狐狸”（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中的“主人公”）、西班牙的堂吉诃德、英国的福斯泰夫、挪威的斯多克芒等。可以断言，各民族的人都有精神胜利法，当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具体的人身上的程度也大不一样。
过去，很多论者认为，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统治阶级精神胜利法影响的产物。这恐怕是颠倒了内、外因关系。鲁迅和陀氏选择的使用精神胜利法的典型，都是社会地位卑微、被剥夺了人的尊严的小人物：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小市民。两位作家确是各具慧眼。事实上，纯想象中的胜利的欢乐，是同人们的社会地位、人们获得实际胜利的物质力量成反比的：社会地位越高，或有着更大的获得实际胜利的物质力量，他就能更多地享受实际胜利的喜悦，就会更少地追求纯想象中的胜利；社会地位卑微，或获得实际胜利的物质力量小，就必然更多地追求纯想象中的胜利，以作为实际失败的心理补偿。列宁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6]对死后的幸福的憧憬，正是纯想象中的精神惬意或者说精神胜利。只不过它更加注定永远不能实现罢了。
一段时间内，把精神胜利法的主要来源说成是百年来清朝末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固然是片面的；但持这种论者的出发点，也是看到了实际物质力量的虚弱（以清末统治者同外强比）会导致精神胜利法。然而劳动人民的精神胜利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统治阶级的影响。如果说，人的心理特点是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内因，那么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则使社会地位卑微的人更易产生精神胜利法（因为是他们使下层人民失去了人的地位，剥夺了人们实现真正胜利的物质手段；并且处于特定环境下的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自然也会对劳动人民发生影响），甚至在某些不觉悟的人身上居于统治地位。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产生的原因时还曾指出：“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7]这恰好也是对精神胜利法特别容易在社会地位卑微的人中产生的极为透辟的说明。
同鲁迅重视《阿Q正传》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高度评价《两重人格》。他说高略德金“在自己的社会重要性方面是一个伟大的典型”，“而这个典型是我第一个发现并将其表现出来的”[8]。又说“高略德金高于《穷人》十倍以上”。[9]作家还曾“声明《两重人格》的思想是他准备贯彻到自己的长期文学活动中的全部思想当中最严肃的思想之一”[10]。他在以后的创作中，确实继续解剖这样的病态灵魂，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高略德金相的人物。[11]但这些人物精神胜利法的特点，除《地下室手记》主人公外，在作品里都没有得到如同《两重人格》中的主人公那样的集中表现。
吉尔波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高略德金形象中寻找很多重要问题的解释，寻找了解很多人的品格的钥匙，寻找这一表现了人们的见解和行动的著名形象的根据。”[12]这些解释，这把钥匙，这个根据，他是找到了，即人们寻求精神胜利的心理特点。遗憾的是，高略德金虽然是陀氏塑造的具有精神胜利法特点的人物当中最为突出和著名者，却不十分成功。在这个形象上，精神胜利法概括得不如阿Q那样充分，那样多侧面、丰富多彩：自高自大、自卑自贱、健忘、怕强凌弱、比丑……乃至变态的反抗——阿Q一人身上就具备了陀氏笔下好多人物的特点。高略德金只是在维护病态的自尊心和自譬自解方面突出一些。其他方面的特点，不是一点没有，但并不显著。阿Q在日常生活中陶醉于幻想中的胜利，这是精神胜利法的一般现象；而依靠由自己的幻觉产生的幻影去取得精神胜利，并且主体和幻影时而一致行动，时而互相争斗，则是异常状态，也是不真实的。鲁迅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紧扣他的哀哀无告的社会地位，他的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其精神胜利法带有自己的阶级烙印，绝无逆来顺受之意，有的是变态的自我意识和随之而来的被侮辱被损害后的恼怒。陀氏写高略德金，这方面描绘得不深刻，而是侧重于病态的自尊心所造成的内心分裂，善和恶两重人格，主体的人的善借幻觉中的人的恶取得了胜利。这样就不能充分地说明这个人物形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现实主义。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与他的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反抗火焰联系着的。一旦时机适宜，他就准备把变态的反抗化作常态的反抗。辛亥革命到来之际，他敢于标榜自己是革命党，要革赵太爷这一伙“妈妈的的命”。如果不是资产阶级脱离农民，不能引导农民前进，阿Q的精神胜利是能够化作实际的胜利的。高略德金尽管内心深处也有“阴沉的抗议”，但他更热衷于向上司表白自己“根本不是自由思想”，“是躲避着自由思想的”，甚至要上司救救他的“自尊心”和“荣誉”，他的“名和姓”。作家的这些描写，都脱离了19世纪中叶俄国的历史背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正在积极活动，要求推翻农奴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高略德金的社会地位决定他应欢迎自由，深恶痛绝上层人物。但他只是在背后嘲骂，当面却毕恭毕敬，绝不像阿Q那样敢于当众宣布自己比秀才长三辈。阿Q没有奴才相；高略德金不仅有时在自己的幻影面前显出奴才相，而且他的幻影在上司面前是十足的奴才。在两性关系问题上，阿Q的动机与手段偏重“实际”，即为了传宗接代和满足肉欲；高略德金则是想借裙带关系往上爬，更多地沾染上统治阶级的意识，而这又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这一行动就带有更大的虚妄性。阿Q的要求是应当满足并且能够满足，结果却不让满足，这就突出了阶级对立，并使阿Q的形象本身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更具丰富的阶级内涵和历史内涵。
对于自我分裂、自打嘴巴，两位作家的写法也不同。《阿Q正传》中打人（惩罚人）的是主体自我，被打（被惩罚）的是客体自我。[13]在《两重人格》中，恰恰是颠倒的，幻觉中（客体）的高略德金，惩罚了主体的高略德金。鲁迅的写法，突出了阿Q主观上精神胜利的要求，其精神胜利法的失败，是放在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写的，阿Q的悲剧有着更为深广的政治意义，究其被毁灭（被枪毙）的根源，精神胜利法只是因素之一，社会历史原因才是决定性的。陀氏的写法初看起来是突出幻觉胜利的虚妄性，它必然使现实中的自我失败；实际上作家的着眼点是内心的善恶斗争，恶对善的欺凌。结果，给人的印象是，高略德金的毁灭（被关进疯人院）是他个人的原因，是他精神分裂的结果。他的精神胜利法不仅在常态中显现，更主要的是在疯狂中爆发。人们往往会把这个疯子同常态中的“自己”分开，得出“我不是疯子，因而也不是高略德金”的结论。这样，就使这个意义深长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的范围转到精神病学的范围去了，大大削减了这一形象的意义。当然，这与作品没有描绘出一个典型环境，没有完整而深刻地反映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各阶级、各阶层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情绪，从而使得在这个背景下的高略德金形象不可能包蕴着较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有关。
陀氏本人说过：《两重人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然而这部小说的形式……是完全不成功的”[14]。而鲁迅的《阿Q正传》以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背景，“杂取”日常生活中大量发生的现象，进行高度艺术概括，创造了阿Q这一形象，他是一个处在常态生活中的人，糊涂而不疯狂，真实并且贴切，使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影子，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所以，阿Q的形象才在世界文学画廊中占有了不可或代的地位。
二
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两位作家不仅善于反映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而且工于刻绘人物的特异心态。他们在复仇主义[15]的反向行为中，塑造了魏连殳（《孤独者》主人公）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罪与罚》主人公）这两个异类，对于其灵魂的挖掘，到了使人心战栗的地步。
在文学史上，类似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魏连殳这样的复仇主义不乏其例。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的同名主人公，为了向丈夫伊阿宋复仇，使他断绝后代，竟然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莱辛的剧本《爱密丽亚·迦绿蒂》同名主人公在面临被蹂躏的厄境时，其父欧多阿多为了保护她的贞操，忍痛杀死了她，为“受害的道德报仇”。屠格涅夫的《木木》中的农奴盖拉新，亲手淹死自己心爱的相依为命的小狗木木后毅然出走，显示了对残忍的女农奴主的阴沉的抗议。杀死自己所至爱的，不论是亲子，是爱物，还是自身，抑或信仰，都是一种被迫害到极点的变态反抗。
这种复仇主义的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
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魏连殳双双都要以善来改造世界，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们，可是他们所得到的是恶，是兽道的待遇。他们对这腐败的社会和庸俗的人众充满了怨恨。社会心理学认为：怨恨是一种与愤怒有关的情绪。而“人生惟愤怒最难克制”。“如外部机体反应全部禁制，则内脏发动的力量势必向内发泄。于是产生一种深切而持续的不愉快的内在感觉。此种情态如继续发生，可使人入于精神病态之境界。”[16]由于魏连殳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他们的怨恨和愤怒长期郁结于心，便产生了特异的病态心理。再加上他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个性主义的局限性，便使得他们采取了这种罕见的复仇手段。在正面抗争发泄不了怨恨时，便在复仇上找到了喷火口。
作家精心安排的这种复仇，事实上是在人物性格的反向行为中，显示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更深刻地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整个作品的境界也拔地而起，在突兀中产生了荡人心魄的巨大力量。
杀人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当顾问对于魏连殳，都是性格的反向行为。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出于意料、不可思议的。细一思索，就会觉得它是符合性格发展的逻辑的，是一种反映必然性的偶然性行为。前者的杀人越货，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做千百桩好事。做千百桩好事，是其性格的正向行为；可是社会环境使这正向行为的发生成为不可能，于是在特定的契机下产生了杀人越货这一反向行为。这一反向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给正向行为提供条件，这里显示着性格发展逻辑的必然性；而它又是在特定的契机下发生的，又表明它的偶然性。无论陀氏的主观创作动机如何，他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这一反映必然性逻辑的偶然性的反向行为中，透露了人道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无能为力的信息。后者的当顾问，我们也可以如是分析。魏连殳在困境中还认为自己有所为，并“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这正表明了他与黑暗势力不两立和抗衡到底的精神。可是他却背弃了信仰，这样做，是“偏要为不愿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也就是要活得使他们感到讨厌，不舒服。这一反向行为，正切合其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即要抗争到底。可是他作为一个“孤独者”，又没有正面抗争的力量。于是就采取了憎恶的与崇仰的颠倒，反对的和主张的互换的激烈的反向行为，表明他不甘心绵羊似地屈膝投降、引颈受戮。这仍是一种追求，在背弃的形式中追求。表面上似乎同流合污，实则是一滴清水落在烧热的油锅里，不仅消融不到一起，而且发出了一阵毕剥的爆声，揽得油锅也不安宁。他就在这毕剥的爆声中，感到了快意，并捐弃了生命。鲁迅在魏连殳的反向行为中，充分展现了“孤独者”的复杂心态和悲剧道路，更强有力地揭示出隐藏在性格深处的社会意义：个性主义、独战社会，——此路不通。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说：“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合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17]两位作家对法律上的罪犯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道德上的罪犯魏连殳的灵魂的挖掘，客观上证明了马克思论述的正确，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制制度最强烈的抗议。正是专制制度，使人背弃人道，甚至走向兽道；使人背弃信仰，精神自戕；使人产生切腹复仇的特异心理和反向行为。专制制度使人的正向行为无法实现，造成了疯人；专制制度把人的生存条件全部剥夺，孕育了罪犯。罗莎·卢森堡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最严厉的控诉：人类灵魂真正的刽子手、杀人犯——就是你！”[18]同样，鲁迅的小说也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它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种——最有力的鞭挞。
复仇是美学的重要主题。鲁迅欣赏复仇主题，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已露端倪。其创作中以复仇为主题的除《孤独者》外，尚有小说《铸剑》、散文诗《复仇》（两篇）、杂文《女吊》等。
陀氏的复仇精神，除《罪与罚》外，还突出地表现在《白痴》中的娜司泰谢身上。《被欺凌与被侮辱》中的小涅莉，也有变相复仇的色彩。
拉斯柯尔尼科夫和魏连殳的复仇都失败了，但失败的实质内容并不相同，作家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结局。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受到无穷的自我精神惩罚之后，在妓女索尼雅的规劝下皈依了宗教，从而放弃了此岸世界的抗争，到彼岸世界去寻求理想的天国，他以同索尼雅的爱情——实际是同上帝的使臣——的拥抱，摆脱了孤独，最后也不再是一个斗士，完全背弃了自己信奉的主义，成为彻底的失败者。
魏连殳的形象与《野草·复仇（其二）》中的耶稣形象颇为近似。他的当顾问，可以说是自己甘愿钉上精神上的十字架。他像耶稣不喝那有镇静麻醉作用的药所调和的酒一样，也不肯喝那生活中的掺和着毒汁的美酒（腐化享乐），像耶稣一样“分明地”亦即清醒地玩味人们的愚昧、麻木和悲哀，以获得复仇的快感。他说的“快活极了，舒服极了”乃是耶稣的“痛得柔和”“痛得舒服”的切腹复仇音调的“类似再现”。他至死也没有屈服，“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这不仅仅是在冷笑着自己的可笑的死尸，也是在冷笑着周围的可悲的活尸。他以身心的自戕惩罚自己道德的犯罪，又以道德的犯罪惩罚腐朽的邪恶。这就是他身上的罪与罚。
陀氏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活着，结果走向了神道；鲁迅让魏连殳死去，却始终坚持了他的人间抗争。同是反叛者的悲剧，然而前者是反叛者的反叛悲剧（反叛人道，皈依神道），后者是反叛者的牺牲悲剧（为反叛到底而牺牲）。因而后者心灵开掘得也就更深刻，光彩也就更夺目。两位作家都是用棱镜片将他们的主人公特异的心灵深处的光线加以分析，以窥探其全貌；但在这之后，他们的手法就不同了：鲁迅是又用凸透镜将那经过分析的光线聚合在社会溃疡的焦点上，使那人间的不平和痛苦显得更真切，使目睹者惊醒和感奋起来，立足于地上的斗争，以实现社会的解放。而陀氏接着使用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凹透镜，把一切都散射到天上，在天国里解决一切问题，使人在神那里得到解放。这两位解剖人的灵魂的圣手，一个是为了疗救，一个是为了超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牧师。
鲁迅说过：他在写《彷徨》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19]。这余波在魏连殳身上有着最突出的反映。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可以分成“两类”的思想，后来恰被尼采所吸收。尼采成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与魏连殳之间的桥梁。
三
鲁迅与陀氏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还表现在他们善于揭示人的灵魂的善恶相间的复杂性。
精神胜利法固然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特点，但类似阿Q和高略德金这样的以精神胜利法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的人并不是大量的；而像魏连殳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这样的切腹复仇的异类更为少见，但这并不等于说，大多数人们的心理是单纯、简单、明确的。正相反，“每个人都是复杂的，而且像大海一样深邃”[20]。善与恶不仅在同一个社会里存在，并且有时共居一体，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不但出现在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而且有时在同一时刻，灵魂就处在善恶的搏斗中。鲁迅在《集外集·〈穷人〉小引》中写道：“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鲁迅与陀氏恰能一身兼任审问者和犯人，开掘善恶相间的灵魂深处：作家一人在其塑造的人物灵魂内部的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要在否定性事物中发现肯定性事物，在肯定性事物中扬弃否定性事物，在相反相成中窥探灵魂的奥秘，在向对立的两个方面的开掘中写出个性的丰富和复杂，从而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审问者的伟大，在于他对恶的抉细剔微；这犯人的伟大，在于他对自己的善能够烛隐昭幽。这审问者和犯人结合的作家的伟大，在于他塑造的人物并不属于作家，而是属于人物自己：他们都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思维逻辑。他们已经成为某一个社会环境中的真实的客观实在。由于这性格的真实，也就真实地反映了他所依存的社会环境的真实，因为性格毕竟是环境的产物。
我们以《淑女》和《伤逝》为例，看看陀氏和鲁迅是怎样“一身而二任焉”的吧。
《淑女》是陀氏的晚年作品，它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因不满意她的丈夫，逃避他的爱而跳楼自杀的故事。它是一首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悼亡诗。[21]女主人公的死亡，与男主人公卑怯而刚愎，严厉而有时又温情得歇斯底里，外表冷若冰霜内心却热情似火的矛盾性格直接有关。陀氏充分开掘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四十一岁、开着当铺的他，乘着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生活面临危机之时向她求婚，竟然遂愿，结果使她堕入无爱婚姻的桎梏之中。这就是恶。他审问着自己，不断地举劾、忏悔着自己的种种恶行，婚后对妻子傲慢、严厉、刻薄、吝啬；偷听妻子与别人谈话，拿着手枪追踪……这是一个多么恶毒的小人啊！妻子激扬壮烈的死，构成了对他的审判。犹如一条蛆，认识到了自己是蛆，便可称之为“伟大的蛆虫”[22]一样，他了解了自己的恶，也就是一个伟大的犯人。
同样，鲁迅也在涓生的善和恶的风波激荡、悔和恨的低回悲叹中，精细入微地展示了他的灵魂。
涓生是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同子君建立了恋爱关系，不是像当铺主人那样乘人之危。但他同子君结合后很快就由隔膜而厌恶，最终抛弃了子君。这就表明了个性解放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婚姻的局限性、利己性、致恶性：有利于己时追求之，无利于己时舍弃之。这是涓生的恶的突出表现。他不仅“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而且“突然想到她的死”。想以子君的死，来使自己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这“突然”迸发出来的潜意识十足是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恶。当铺主人携枪监视妻子同别人的约会，也是想置她于死地，不过，这是爱恋，是占有欲的变态表现；涓生突然想到子君的死，则是烦厌，是舍弃心的登峰造极。当铺主人惜财如命，铜臭熏天；貌似清高的涓生，内心深处也曾把“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夜的偷儿”当作自己奋斗的楷模。只不过这个奋斗者未能将这心中的恶变成现实罢了。
两位作家对他们的犯人恶的一面进行了严厉拷问，逼迫这道德的犯人们终于说出了全部真实；作家又站在他们的立场替其辩护，褒扬其灵魂善的一面，在揭发的污秽中阐明埋藏着的光耀。当铺主人和涓生敢于说出他们的恶的本身，就是向善的倾向。当铺主人不仅在心里承认乘人之危求婚是卑鄙的，并且求婚当时就向女方讲清楚自己的缺点。后来，他在妻子的影响下，也曾做了几件好事。其灵魂分明在向善的方向转化。不仅如此，作家还挖掘他的恶的表现的性格基因，在这基因中剔挖出善来。如果说其外在表现有恶的倾向，但这恶背后隐藏着一个被侮辱者的自尊心，他所应有的复仇愿望，就应看作是善了。善和恶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当铺主人呻唤道：
“你开除了我”，我自己说（我所谓“你”就是指社会）——“你以侮慢的沉默将我驱逐出去，并且对我底热烈反抗报之以使我终生不忘的侮辱。”
事实上，犯人在为自己辩护：是专制制度造成了他的变态心理和古怪性格，由此导致了妻子的死亡。他的“罪行”应由社会负责！
涓生的善，主要表现在他的悔恨和悲哀是那样强烈和真实，从而使他同所有封建遗少和资产阶级纨绔子弟划清了界限。其内心痛苦愈深，表明他灵魂深处善的光耀愈强烈，证明子君的死没有使他摆脱束缚，反而成为他灵魂的枷锁和重负。
涓生在和子君恋爱时，与当铺主人求婚时相同，敢于说出自己的缺点，绝不存心欺骗女方。同当铺主人一样，涓生对求婚那一幕感到愧恧，甚至可鄙。但他们都记得特别清楚。尴尬的举动往往是被压抑的欲望突然采取了无意识的表现形式的结果。而无意识中表现的东西很多时候不能再复现于记忆之中，可是涓生却那么清楚地记住了最令人难堪的下跪。这表明这件事强烈地戕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回忆这一幕，无异于啃啮自己的灵魂。但在子君同他相对要求温习这旧课时，为了子君的高兴，他宁肯忍受自己的难堪一而再、再而三地奉陪。
涓生对子君的死，无疑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责任并不能由他全部来负。鲁迅不仅精心安排了涓生的失业对他们生活的重大打击，促成了他们的离异；而且通过对涓生思想的剖析，深刻地批判了个性解放思想的无力和局限性。这样，涓生的自私、卑怯、冷酷，都与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联系了起来。在这善恶相间的灵魂深处，浓缩着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
《伤逝》与《淑女》在审问善恶相间的灵魂上确实极为相似。其不同则表现在：主人公的身份不同，悲剧过程和成因也不同。一是女方为了逃避男方的爱而自杀；另一是爱情婚姻因男方热力的减退而破裂，促成女方的死亡。他们都表达了在非理想社会不可能有理想的爱情的思想，但《淑女》比《伤逝》更具有使人灵魂震撼的独特性，它所塑造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使我们感佩多于同情；《伤逝》的子君则是使人同情多于感佩。鲁迅是在平常事件的进行中刻绘人物的细腻心理，不像《淑女》那样情节紧张、富有戏剧性。鲁迅通过这个爱情悲剧，批判了个性解放的无力、使人误入歧途；《淑女》则赞扬了个性解放。男主人公拒绝决斗，就是对传统道德的反抗，他的怪诞性格，则是个性解放被压抑后的变态表现，是一种报复和仇恨的心理使然，虽然有时显得未免过于庸俗。至于女主人公的举动更是个性发展到了极致。这是由于陀氏时代的俄国资产阶级势力要比鲁迅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强大的缘故。尽管陀氏晚年反对个性解放，但在作品中还是将其客观地反映了出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位作家都是忠于现实的，他们的人物的灵魂，存放着时代录像的底片。
陀氏写灵魂的深，不但表现在刻画难以立即区分为善或恶的人的灵魂方面，而且对主导倾向是恶的人的灵魂也进行了深入开掘，充分显示了人的灵魂的复杂性。《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自私自利，道德败坏，肉欲横流。他挖空心思要占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雅，结果却被杜尼雅的坚强品格和高尚情操所震慑，不敢对她施以暴力。当他知道永远失去了娶得杜尼雅的希望后，精神陷入崩溃，觉得自己不配再活于人间，开枪自杀。他的灵魂最后总算闪现了一颗火花。《少年》中魏尔西洛夫霸占人妻，弃子不管，后又与儿子争夺女人，内心世界极其卑鄙龌龊。但他却眷恋祖国。
同样，鲁迅对应予彻底批判的人物，也不简单化地全部涂抹寒色。《白光》中对陈士成疯狂地追逐功名和钱财的卑污心理是刻画得淋漓尽致的，使我们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厌恶情绪。但作家又用简约的笔触，写了他孩提时代和祖母一起在夏夜纳凉，祖母讲给他有趣的故事听，还告诉他祖基下面埋着无数的银子。读到这里，我们的想象中出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看到他一方面被祖母所爱，一方面被其所害。我们对陈士成的死并不悲伤，但在此处也不能不流露出对他的些许同情。
鲁迅在1926年写的《〈穷人〉小引》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手记》中的一段话：“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现人。……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但我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鲁迅对此又加以说明：“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陀氏强调的是要写灵魂的“深”，鲁迅又补充要反映这灵魂的“全”。把人的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刻绘出来，就是这种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这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是世界上罕见的并肩而存的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大师。有些人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这是就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而言的；如果从作为一个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本身的角度来看，从解剖人的灵魂的功力来看，与其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毋宁说是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1]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鲁迅研究》1983年第1期全文转载。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鲁迅研究室编选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03～104页。
[3] 杜勃罗留波夫：《逆来顺受的人》，《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第494～495页。
[4]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34页。
[5] 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6]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62页。
[7]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34页。
[8]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57页。转引自吉尔波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1821～1859）》，俄文版，第264页。
[9]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87页。转引自吉尔波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1821～1859）》，俄文版，第263页。
[10] 吉尔波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1821～1859）》，俄文版，第262～263页。
[11] 这些人物当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罪与罚》中的马尔美拉托娃、《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中的叶非莫夫、《白痴》中的退役将军伊伏尔庚、《鳄鱼》中的谢苗·谢苗内奇、《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等。当然，鲁迅也不只是塑造了一个阿Q，具有阿Q相的人物，他不仅在杂文中多次描述，而且在小说中塑造了孔乙己、方玄绰等形象。
[12] 吉尔波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1821～1859）》，俄文版，第264页。
[13] 严格地说，这种分法也许是不够科学的。但此处为了比较的方便，我是将发出动作时的阿Q当作主体，接受动作时的阿Q当作客体。因为阿Q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阿Q想象中的这“别一个自己”，即为阿Q的客体自我。
[14] 转引自吉尔波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1821～1859）》，俄文版，第262页。
[15] 笔者原文为“切腹复仇”（以自戕形式进行的变态复仇），责编将其改为“复仇主义”，与笔者原意不完全相符。为尊重论文历史原貌，此次收入文集，一仍原样。
[16] 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第134～135页。
[17]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67页。
[18] 罗莎·卢森堡：《文学论文集》，俄文版，第112页。
[19] 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68页。
[20] 库德里雅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个范畴》，俄文版，第175页。
[21] 《伤逝》借鉴过《淑女》，对此笔者将在另文中阐述。
[22]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