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我国经济“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之前，国内专业人士间讨论曾提“稳中有忧”。显然，“变中有忧”作为努力体现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过渡性质特征的客观表述，从全局考量可能更为稳妥。“变”是客观事实，也体现了“逻辑中性”：向好变与向坏变皆有可能。当然，“好”与“坏”的边界可以讨论商榷。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逻辑，从力争“稳中求进”目标，到坚持“企稳向好”定义，再到提出“稳中有变”陈述，进而不避“变中有忧”现实，筛除“中国经济下行”背景过程描述中可能夹杂的文字辨析之虞，应当充分肯定的是决策者和研究者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稳中求进是当今中国经济生态的生动写照。

笔者以为，在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企稳向好、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逻辑演进中，再次生动体现了国民经济运行进程中“不确定性或非确定性”规律的客观存在。更具体的分析可以认为，这一客观规律绝非是与中国宏观经济保持长期总体稳定趋势的对立或悖论；恰恰相反，关注不确定性或关注非确定性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总体稳定“战略定力”的对立统一之义。因此，类似认为应当通过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性，克服应对中国经济的即期不确定性的观点不尽合理、值得商榷。应当强调，维系经济长期稳定性与应对经济即期不确定性，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周期性战略内涵之一。

在现有关于学习研究评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献中，认为“稳就业”最重要者有之，否则何以理解其被排在“六稳”之首？认为“稳投资”最关键者有之，否则何以正视“没有真金白银稳定投入哪有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现实？认为“稳预期”最根本者有之，否则何以解释中国经济如此长周期地稳定发展？等等，不一一列举。其实，应当慎用“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本”之类绝对化性质较浓厚的判断词语（当然，不是不能用）。尽管众多专业人士以“一家之言”参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判无可非议，但谨防片面性、情绪化是大家应当共同具有的专业水准和共同遵守的学术底线。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或许是正确坚持“六稳”政策方略的“低成本路径”：最重要、最关键、最根本的政策目标应当是“稳”。其一，应当关注“六稳”在稳定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总体政策合力，不宜一般性“发现并揭示”某一稳定政策的“成败”。其二，应当增强“六稳”在保持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综合政策定力，不宜简单化“判断并解释”某一稳定政策的“功过”。其三，应当谨防目前的“六稳”举措陷入类似当年的“保八”误区，尤其是在缺乏严谨调研、尚未获得真实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要谨防固化“六稳”思维定式。“矫枉过正”“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经验教训，应当时常被人们所牢牢记取。

（源自夏汛鸽：《正确坚持“六稳”政策方略》，载：《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百名学者前瞻中国经济2019》，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第242～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