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张发奎将军

父亲与张发奎将军相识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的东战场。张发奎时任国民革命军淞沪战场（即东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防区是黄浦江东岸到杭州湾以北的一大片土地。而杨应彬则于1937年9月13日参加柳乃夫率领的“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离开上海出发到太湖南岸活动去了。半个月后，父亲收到一封挂号信，要他立即转回嘉兴，到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找石凌鹤报到。父亲于客岁6月经王洞若、王东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组织关系仍由王洞若掌握。因此，调到战地服务队工作，父亲分析是党组织的指示。到战地去，到前线去，是当时每个热血青年的最大抱负！从此，刚满1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杨应彬与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名将张发奎在东战场上相识相知，并在之后漫长的10年岁月中，演绎出一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国共合作抗战的传奇故事。

周恩来亲自建立的统战据点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是张发奎向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国救亡总会会长的郭沫若提议组建的。郭沫若、田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张发奎推荐了上海文化界40余人，原先想成立类似北伐军的政治部未获蒋介石批准，便用战地服务队的名义仍按政治部的架子组建起来了。战队成立时有共产党员10人，他们是钱亦石、杜国庠、左洪涛、刘田夫、石凌鹤、何家槐、孙慎、杨应彬、朱河康、王河天。1967年7月22日广州市委党校“造反派”调查“特支”成员郑黎亚到北京找到郭沫若，他对调查者说：“战队的性质是恢复军队的政治工作，对内做军队工作，对外做群众工作”，“张发奎知道我是左翼，国民党对政治工作者都认为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左派”。又据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记载，张发奎当时不但知道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的钱亦石是共产党，而且是中共中央委员。钱亦石问张发奎：“在战地服务队我将主要聘用共产党员，你是否害怕？”张发奎坚定地回答：“我不怕，我们现在是共赴国难。”张发奎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因此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抵御外侮时，他不惧怕而且欢迎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工作。尽管张发奎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把战地服务队的职责限定在从事民众宣传及部队文艺演出上，但却给共产党在他的总司令部建立一个统战的战略据点提供了方便。

父亲进队不久，1937年10月12日，在南桥地区，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秘密建立起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左洪涛任书记。特支初期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1938年底长江局撤销后，则改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特支成立后，又在战地服务队的成员中先后吸收了麦新、吉联抗、沈振黄、郭弼昌、吕璧如、方兮、沈丹风、郑黎亚、杨冶明、黄凛、常学等11人入党，1938年8月，长江局又派进党员张敬人，这样，先后在特支过过组织生活的党员共有22人。1938年以后，特支成员陆续调离、撤退，到1947年8月，杨应彬、郑黎亚最后安全撤退，完成了特支的历史使命。

中共特支的称呼，也随张发奎部队序列番号的变更而变化。最初叫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后来改为第二兵团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第二方面军中共特别支部，广州行营中共特别支部。由于在第四战区的时间最长，一般统称为第四战区特别支部，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分别担任第一任至第四任书记。中共特支是秘密组织，从来没有在国民党军队内暴露过，每一个特支成员也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父亲参加战地服务队时，才刚满16岁，还是一个孩子。由于和张发奎都是广东籍的客家人（张是广东始兴人，父亲是广东大埔人），加上父亲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工作努力，备受战队工作者的敬爱，也得到张发奎将军的青睐。1938年初，张发奎在武汉招待孩子剧团的席上，对生活教育社一位朋友提起说：“杨应彬是上海山海工学团的同工，是做小先生工作的小先生”，对刚进队不久的父亲俨然流露出欣赏器重之情。后来，在父亲多次受到国民党顽固派怀疑刁难时，张发奎都以“杨应彬从小在东战场和我一起抗战”为由保护了父亲。

现在媒体在报道父亲母亲“特支”工作经历时，为吸引眼球，往往片面地把那段经历描绘成“潜伏”、“暗战”一类的情报战，把他们比喻为“余则成”、“翠萍”这样的特工，这是一个误解，是对当时历史条件缺乏认知的表现。父亲母亲所在中共特支这个战斗集体，主要不是做“暗战”、搞“情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1937年9月到1938年底）的工作，是在国共关系比较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以战地服务队这个组织，进行宣传组织群众，搞好军民合作共同抗日；后期（1939年1月战地服务队撤销至1947年全部撤退）的工作，是在国民党制造几次反共摩擦，国共关系比较紧张的形势下，特支成员分散在张部的各个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秘密活动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要求，以做好本职工作，广交朋友来团结影响包括张发奎本人在内的四战区国民党中高级将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局势。

1938年4月，周恩来、博古在武汉接见了特支10位党员，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并聆听他的指示：“现在全国坚持民族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帮助和推动国民党实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坚持全面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打一场波澜壮阔、空前伟大的人民战争。”他针对特支在张发奎司令部工作的特点说：“张向华所属总司令部这个据点，是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据点，撤出来容易，要再进去就难了，一定要坚持下去。”会后，周恩来与大家一一握手告别，热忱慰勉，当轮到父亲时，左洪涛向周恩来介绍说：“杨应彬同志是我们队里年纪最小的同志，他打破常规，不到十五岁即入党，今年才十六岁。”恩来同志握着父亲的手，连声称赞说：“好，好，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后生可畏，后来居上。”

战地服务队的同志们创作并在部队教唱抗战歌曲，如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父亲的《献给母亲》等，鼓舞士气；他们出版报，画壁画，演街头剧，动员民众抗战。在保卫武汉战役中，因武汉外围是水网地区，需征调民船运送物资，开始并不顺利。特支成员发现问题后，从关心群众疾苦出发，把队里的奎宁药丸全部拿出来治疗当地百姓的疟疾，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很快就完成了征调民船的任务，受到了张发奎长官部的表彰。

张发奎看到战地服务队一年多来在淞沪战场和武汉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战队解散了，但仍把这批文化人留在身边，安排在司令部下属各个岗位上。1939年蒋介石先后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以中央名义通令国统区党政军各部门所有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这一举措遭到特支成员坚决抵制，并向张发奎婉言推托说：“青年人爱自由，加入进去怕受约束，故不愿参加。”张发奎一再催促说：“我知道国民党腐败，所以你们不愿意参加。其实你们参加进去，不就可以帮助和推动国民党革新进步？”在这关键时刻，李克农同志转来周恩来的指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最大的危险。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对日反攻准备力量，创造条件。为了掩护自己，坚持在国统区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在被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不宜久拖，越拖越暴露。”这样，特支成员才由张发奎介绍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杨应彬差一点成为烈士

1940年春，父亲和朱河康、郑黎亚、吉联抗按特支指示，进入四战区党政分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政治助教，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并掩护和保障中共地下党选派进去受训的一批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安全。游干班工作结束后，父亲回到柳州见到左洪涛，老左告诉父亲说：“前几天我到桂林向李克农（中共驻桂林办事处主任，代表中共南方局领导特支）会报工作，他要求我们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情况下，对四战区军政方面的人除顽固派外要广交朋友，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粤系余汉谋方面的人士尽可能多做工作。从长远看我们要进一步设法打进国民党核心部门去掌握军队或军事秘密。他建议特支挑选两个年轻有为、政治上完全信得过的同志，由张发奎保送到中央军校、陆军大学去学习。”左洪涛向李克农推荐杨应彬，说他在政治、年龄、才智方面都很合适，李克农认为很好，批准父亲去军校学习。父亲这时刚刚与郑黎亚确立恋爱关系，又要分离了，一去就是几年，不知将来情况如何？当父亲把此事告诉她时，母亲很坚定地说：“你去吧！学点武装斗争的本领很重要，而且这是党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经张发奎的同意，由他保送父亲去贵州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十七期（即黄埔军校十七期）学习。父亲于1940年5月，离开柳州，离开特支的同志们，只身来到贵州独山军校，一场艰苦的学习与战斗生活从此开始。父亲当时才19岁，身高只有1.55米，长期打摆子，体质虚弱，但他是带着党组织的任务去学习的，所以他以坚定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刻苦训练，在升学时的技术测验中竟然在总队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因父亲在战地工作了三年，当过连指导员、大队指导员，搞宣传教育很有经验，于是他教同学们唱抗战歌曲，管理图书馆，主编墙报，把业余生活搞得相当活跃。父亲既会广东话又能讲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和百分之九十来自江浙皖地区的青年同学感情融洽，威望很高，俨然成了大家的代表。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抗战演剧二队同志时，曾形象风趣地表彰说：“你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工作，给人民工作，这多好啊！”随后又严肃郑重地告诫：“做统战工作有斗争，可是这种工作锻炼人”。这种血与火的考验很快就发生在父亲身上，1940年底，军校从严格的邮检中发现父亲的三封朋友来信有进步的词句，怀疑杨应彬是共产党，于是一连十多天，白天照常训练，晚上睡到半夜就把他叫到队部轮番审问。父亲从一开始就沉着应对，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一定要顶住不能跑，跑了就证明我真有问题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会影响到整个特支。”他冷静分析能处理好这件事情的四个有利条件：一是张发奎保送来的；二是学习成绩很优秀；三是和同学关系好，威信高；四是这三封信是别人写来的，不能凭这几句话就说我是共产党。于是父亲就以攻为守，向大队长提出几个要求：第一，希望学校向张发奎调查；第二，希望向全总队公布我的事，向同学调查我是否有不法行为；第三，我绝不开小差，在学习中考察我。军校对父亲却采取“外松内紧”的做法，即不公开，暗中审查。表面上说：“不用了，不用了，你先回队里安心学习”，暗中却秘密监视和处置。

当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酝酿一次更大的反共阴谋—发动剿灭华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父亲深知国民党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于是他利用一位四战区战地服务队成员彭朗返回柳州的机会，托他带了封用拉丁文写的密信交郑黎亚，郑黎亚收到信后知道父亲有危险，立即告诉左洪涛设法营救。老左跑去对张发奎说：“应彬在四分校，无论学课、术课考试都取得第一名”，张听后觉得自己“很光彩”、“有面子”，十分高兴，当即嘱咐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是给军校主任韩汉英的，信中称赞杨应彬年轻有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务期多加爱护培养；另一封是写给父亲的，主要是表扬父亲勤奋上进，成绩优异、不胜欣慰，勉励父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前途无可限量。韩汉英曾是张发奎部下，收到这两封信后就愣住了，只好把审查父亲的事草草结束了。父亲解围后，三两个月就给张发奎去一封信，向他汇报在校近况、学习成绩，把自己和张发奎的关系拉得更紧，艰难而又平安地渡过了两年半的学习生活。父亲在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受到军校表彰，授予一把“中正”剑，韩汉英自觉有愧父亲，在毕业典礼时还点名表扬了父亲，大概也想对他的老上级张发奎有个交代吧！

40多年后，父亲在与当时军校区队长王应锻儿子王作台（台湾气象台台长）的交谈中，才得知军校当时已经下达暗杀杨应彬的命令，但王队长十分犹豫：杨应彬刚刚考了总队第一名，又是张发奎将军保送来的，也没拿到违法乱纪的证据，怎么能随便乱杀呢？而且在学校营区也不能随便杀人呀？给他交代任务的人说，你把他带到营房外的荒山野岭一下子把他杀掉，埋了就是了，对队里学生就说杨应彬开小差跑了。由于王队长不忍心加害一个优秀的热血青年，并没有立即奉命行事，张发奎的营救信又很快到了军校，父亲的问题便由韩汉英通知“不再审问”而结束了。父亲记得最后一次审问他的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余拯，他是军统特务，后来跑到台湾当上国民党中常委，大概这时已经接到张发奎的信，所以他心有不甘悻悻然地冲着父亲说：“我们军校是不会给共产党培养人才的！”

在张发奎掩护下杨应彬智救东纵北撤部队

1942年冬父亲回到四战区后，在司令部参谋处当了两个月的见习参谋，又调到警卫团机枪连当代理连长。父亲在军校时学的是步兵，但专修步兵重武器，对重机枪、迫击炮的性能、使用技术等比较熟悉。他到连队后加紧对士兵使用重武器的技术训练，很受士兵欢迎。他经常给士兵上政治课、分析国内外形势，讲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的道理，教唱抗战歌曲。父亲还把驻地的两块大墙壁，一块画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图，一块画了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图，大大提高了士兵分析形势的兴趣。父亲在机枪连的表现又触动了顽固派的神经，有人跑到张发奎面前说怪话：“你让杨应彬当机枪连连长，不怕再来个广州暴动啊？”张发奎大笑说：“他从小跟着我在东战场一起抗战，有什么可怕的？”团结抗战的这面旗帜，在特支成员的推动下，张发奎始终高高举起。

1943年冬，张发奎又以四战区司令部名义保送父亲到桂林上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学习军事，及至1944年8月，父亲毕业回到柳州分配到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当参谋。不久桂柳会战开始，父亲日夜忙碌，联络各个部队，了解战况，向美军联络处介绍作战情况。父亲把一些重要的军事动态和作战部署，如国民党军队桂柳大溃退、张炎在南路起义、蒋介石与桂系闹矛盾、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史迪威去职、何应钦、陈诚、魏德迈到南宁开会研究华南对日战役等情报及时通过左洪涛转报中共南方局，使我党中央及时掌握国民党和美军在西南的战略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9月3日，父亲和母亲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示，实践了他们在抗战初期定下的“不打败日寇不结婚”的誓言，这对年轻人终于以“抗日为媒”、“革命为媒”喜结连理，同时迎来了更加艰巨、更为复杂的斗争局面。9月3日这一天，现在已经被我国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纪念日，成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传统节日。

1945年9月下旬，父亲随四战区司令部从南宁乘船沿西江抵达广州，参加了广州对日受降的接收工作。父亲后来回忆说：“受降仪式于9月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我未参加，但到广州后听到了当时的情况。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在接受张发奎将军的命令时，一脸沮丧之气，是中国人都会为抗战胜利而自豪。”父亲和广州行营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罗晋淳接到任务，以行营参谋处名义编辑出版《广东受降记述》一书，经过半年多时间收集资料、图片、统计数据、绘制地图等工作，这本全面反映当时广东抗日武装部队（包括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在广东各地接收工作的著作于1946年6月15日面世，为纪念抗战胜利留下了珍贵史料。

父亲母亲和特支同志对时局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蒋介石发动全国性的内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时，父亲知道党中央表扬了特支，说他们在抗战中“能坚守岗位，能联系群众，能保存自己”，并要求“继续坚持一段时间，不要撤退”。

新的考验、新的斗争在“双十协定”签署后立即摆在特支成员面前。左洪涛利用张发奎的名义启封了我地下党掌握的《晨报》，广州行营参谋处处长李汉冲对父亲大发雷霆说：“《晨报》是共产党的报纸，左洪涛是《晨报》的后台老板。你去告诉左洪涛，如果同我们作对，我是不会客气的！”接下来，广东的军事当局对中共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打得很激烈，广州行营内一批顽固派也在制造神经战，企图挤走特支成员。有的人对左洪涛说：“老左，你真是左派，既左又洪涛哟！”又对父亲说：“老杨，你看了中共沙面地下电台被破获的消息吗？你也要当心哦！”

为继续坚持岗位，适应军事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左洪涛与父亲母亲商量，在结婚时举行一个讲点排场的仪式，请张发奎证婚讲话以作掩护。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段既在情理又不在情理的经典对话：“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费事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者一个要做寡妇。”张发奎突然问道。父亲母亲沉着应对回答说：“我们从小出来跟你打日本鬼，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呢？我们都不是。”张发奎答应当证婚人，并在1945年12月3日，在广州行营迎宾馆（现广州解放中路迎宾馆）礼堂举行的婚礼上讲了一番很带感情的话，他说杨应彬郑黎亚从小在东战场跟着我抗战，现在抗战胜利了，也应该成家了。八年来他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有作为、有成绩，说了好些鼓励的话，堵住了一批顽固派的嘴巴。现在留下来的那张结婚照，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历史见证：作为父母婚礼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的都是国民党广州行营的高级将领：高若愚中将（行营办公厅主任）、官其慎少将（行营军法处长）、甘丽初中将（行营参谋长）、吴仲禧中将（行营军法执行监）、李汉冲少将（行营参谋处长）；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亲率行营二百多位将校，出席只是上尉军衔的杨应彬、郑黎亚这对共产党人的婚礼，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这只能是见仁见智、任人评说了。

1946年1月25日，根据《双十协定》，军调部派出第八执行小组到广州，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美方代表米勒，主要是解决东纵北撤问题。就在第八小组到达沙面后不久，行营参谋处李汉冲处长对父亲说：“杨应彬，大王（张发奎）要我转告你，你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管不了，你可不能有行动啊！如果你有行动，党纪、国法、军纪都要制裁你！”父亲知道，张发奎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有所表示，怕特支成员泄露他们的机密，有意进行试探和警告。

父亲在参谋处作战科分管兵力、驻地和装备，有机会获悉蒋介石关于打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命令和广州行营的具体布置，以及参谋处谍报队化装成宾馆服务员监视方方等人这些情报，尽管张发奎有言在先，但他都及时通过左洪涛送到方方处。

6月下旬，父亲又获悉了广州行营遵照蒋介石之命，秘密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密令驻扎淡水、龙岗、宝安的三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向集结在大鹏湾准备登船北撤到山东的东江纵队2500余骨干部队采取突然袭击，企图将我北撤精英“聚而歼之”、“一网打尽”。父亲在会签完作战命令后，冒着牺牲的危险，立即将这个情报告诉左洪涛。左洪涛通过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将情报带到香港告诉尹林平，尹林平马上告诉方方、曾生并报告周恩来、叶剑英。一方面在军调部和香港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方面下令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迫使张发奎不敢发动围歼战，避免了一场新的“皖南事变”，挽救了广东的中共抗日武装骨干。这批人后来以“两广纵队”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序列，在解放全国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也成为广东党政军的骨干。

1947年8月，父亲接到周恩来“相机撤退”的指示后，去向张发奎请长假说：“广州费用实在太高，我们一家老小、父亲、母亲、大孩子、黎亚又怀第二胎，靠我这一点薪水根本维持不了生活。我打算到南洋投靠亲戚做生意。”张发奎体谅父亲一家生活艰难，但不赞成父亲请长假去南洋。他说：“你现在才26岁，正是做事而不是做生意的时候，怎么能离开军队去做生意呢？”父亲和他磨了很久，最后父亲说：“我有12年没有回家了，那就请个短假，把全家老小送回乡下后再回行营吧。”张发奎立即答应了。

张发奎“放虎归山”，父亲母亲立即动身乘船到香港，回到革命队伍，并相继奔赴粤桂边和闽粤赣游击区参加解放广东的战斗。张发奎在得知父亲藉假不归后，装出甚为震怒的样子，下令通缉杨应彬，并把通缉令发到父亲的家乡大埔百侯。同时广州行营还派了两个姓王的参谋来到香港找到父亲住地，侦察父亲行踪。父亲分析，张发奎这样做只是例行公事，做做样子而已。如果真要捉拿他就不会说“藉假不归”，把政治问题当作行政问题，而是会照会港英当局逮捕后引渡回广州去了。

相隔两年多后，父亲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在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广州的解放接管工作。与此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完全失去信心的张发奎，婉拒蒋介石要他到台湾的邀请，于1949年7月黯然孤身息影香港，在跑马地蓝塘道做起寓公，度过了他的余生。

杨应彬协助张发奎遗骨落叶归根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台湾方面蒋经国特颁褒扬令，称赞张“执节怀忠，拥护国策”；而大陆方面，叶剑英委员长则发唁电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上世纪80年代中，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女士就多次找到张发奎的旧部、时任广东政协副主席的左洪涛和广东省委常委的杨应彬，表示想按照张将军叶落归根的遗愿，把遗骨迁葬广东始兴。父亲立即回信给张夫人：“向公遗骨迁回始兴祖坟安葬，此事甚善。不仅可慰公等在天之灵，即往日袍泽亦可心安。办理此事，手续不繁，省政协暨省委统战部均可协助。”

左洪涛、杨应彬认为张发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一生戎马倥偬，北伐中，他与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叶挺、叶剑英等人合作无间，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战功彪炳，荣膺“铁军”军长；抗战中，他真诚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淞沪、武汉、湘南、桂柳等战役中重创日寇，为国家和民族功勋卓著；他不支持蒋介石反共、熔共、限共政策，在他身边，始终聚集和团结了一大批公开和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12个战区司令长官，有11个在报刊上公开通电反共，唯独张发奎例外。张发奎在香港逝世后，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发去唁电，实际上是摘掉了其“战犯”帽子，仍属中共的高级统战对象。其旧属在海外和港澳台地区人数众多，如果能支持和协助张夫人移葬张发奎遗骨回广东始兴，将有利于感化团结海外旧部，对祖国统一和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具有深远意义。

广东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对此事高度重视，父亲母亲等积极行动，做了大量细致工作。1992年11月6日，刘景容女士及其家属、旧部护送张发奎将军骨灰到达广州，父亲等有关领导亲自到车站迎接。翌日，广东省各界人士在当年张将军主持华南侵华日军受降的中山纪念堂里，隆重举行缅怀张发奎将军仪式。父亲宣读张发奎将军生平，缅怀一代名将的丰功伟绩。11月9日，在父亲母亲和其他领导陪同下，张发奎将军灵骨安葬在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的青山绿水之间。张夫人在迁葬张将军遗骨过程中，和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的工作人员结下深厚友谊，她后来逢人就说：“我现在已把统战部当作娘家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把共产党的统战部当作娘家，这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中共特别支部成员对张发奎将军及其家属的统战工作，至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父亲在安葬张发奎灵骨时作诗一首，怀念这位忘年之交：

南征北伐光华夏，抗战军功耀日明。

伟烈英魂归故里，丹心共与碧山青。

至于张发奎将军当时知道不知道左洪涛、杨应彬等这批人是共产党员，现在已无从考据。1939年夏，叶剑英应张发奎邀请到韶关，在漫谈中，张发奎突然问：“你们那里也有好几个同志在我这里工作哦？”叶帅回答说：“没有吧，我都不知道呢”。解放初期叶帅对左洪涛讲起这件事，认为张发奎当时还不能断定他们这几个人是正式的共产党员，更不曾料到在他自己身边有中共的党组织，只是试图向他摸底。

1992年夏，父亲出访美国回到香港，到跑马地蓝塘道69号去看望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女士。席间父亲问张夫人：“当时 ‘大王’（张的部下都称他为大王）知道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张夫人答：“从政治思想倾向上看，大王知道你们是那边的，但有没有组织，大王不予深究。”

张发奎将军对中共特支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知道与否已不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已将这位北伐英雄抗日名将定格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至今仍受到中国人民的敬仰与怀念。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父亲又作“敬献张发奎将军”诗一首：

汀泗桥头压阵云，柳营威武冠群伦。

只缘国共同生死，赢得雄师号铁军。

这首诗把父亲与张发奎，或者说是“特支”与张发奎之间的关系表达得一清二楚：只缘国共同生死，统一战线威力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