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不稳定性是一种情况，发生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又是一种情况。在这里，经济原理的应用同其他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是在市场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边际变化引起瞬间调整。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调整只发生在个人收益超过个人成本的场合；反之，白搭车问题将会阻止调整。这种情况严重限制着选民的调整意愿；并且它虽有助于解释无效率产权的存在，但显然不足以说明当个人收益微不足道或为负数时，大集团改变产权结构的行为。
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解释了大集团改变产权的行为，但没有为解释克服白搭车问题的方法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缺口是解释长期变革的一个关键问题。非正式的经验主义提供充足证据表明大集团有时对改变国家结构起作用；但没有模型，我们不能预测白搭车问题何时会妨碍、何时不会妨碍这种作用。意识形态研究和白搭车问题的某些实证模型的发展，对于制定一种国家变革的动态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我们还应指出在白搭车问题会阻止大集团活动的场合严格坚持新古典方法的含义。这些含义加强了新古典模型的解释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它的局限，在总结这一讨论时，我希望就其若干要点概述如下。
首先，白搭车可以解释国家在整个历史上的稳定性。个人反抗国家强制力的费用，历来导致对国家规章的冷漠和顺从，而不管这些规章是多么不堪忍受。当代许多民主国家投票人名额减少与这一历史状况相应的则是个人不能作为阶级起作用，大集团不能推翻过时的社会。虽然这一简单观察的意义似乎在许多关于国家的文献中没有得到正确评价，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阶级团结和意识形态的浩繁文献却充分地（虽然并非是有意地）证实了这一点。列宁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们，都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已面临白搭车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其次，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因为后者始终面临着白搭车问题。至于统治者一方，他将不断使制度变革创新以适应相对价格变动，因为他没有白搭车问题。这样，土地和劳动相对短缺的变化使劳动变得匮乏，从而导致统治者创新制度变革以适应劳动力租金上升。只要劳动的机会成本不变（即来自其他统治者的潜在竞争没有变化），这些创新便将进行下去。
第三，革命将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或竞争的统治者所发动的宫廷政变。
第四，凡是统治者充当一个集团或阶级的代理人的地方，为了尽量减少统治者死亡时发生破坏性变革或革命的机会，将会发明一些规章来解决继承问题。如上所述，破坏性变革或革命，大多数可能便是由统治者的代理人引起的。
以上四点，有助于解释大量有关国家在整个历史上结构变革的根源和稳定性的情况。不过，只用一种分析来说明行动者只认同个人纯收益（狭义的经济学术语），那会给国家结构变革的研究造成重大障碍。为了解决白搭车问题，必须构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
[1] 这篇论文最初曾以“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析国家的框架”为题刊载于《经济史探索》（1979年7月）。
[2] 参见鲍莫尔（1962年）；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年）；唐斯（1957年）；尼斯卡宁（1971年）；布雷顿（1974年）。
[3] 参见科斯（1937年）；阿尔切安和登塞茨（1972年）。
[4] 参见诺思（1978年）。
[5] 在对国家起源的另一有趣的分析中，卡尼耶洛（1970年）未能将国家与产权的建立联系起来。
[6] 昂贝克的分析（现有的）是最认真的分析。
[7] 在这一章我也不考察国家政策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8] 关于代理理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詹森和梅克林的论述（1975年）。
[9] 经济史中最不受重视的部分之一，是对与国家规模密切相关的军事技术的研究。虽然有大量的关于军事技术本身的文献，但很少探讨它对政治结构的含义。比恩的论述（1973年）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外。
[10] 参见巴泽尔（1974年）；切昂（1974年）。
[11] 参见登塞茨（1968年）关于垄断情况的分析。
[12] 这两种选择与赫希曼的退场和发言略相似。参见赫希曼（1970年）。
[13] 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统治者可以先设计一组有效的规章，而后议定他的租金，但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假定完全没有考虑实际的交易费用，而这是竞赛的实际情况。连最偶尔的一些对历史和当代社会的观察都表明，“无效率的”产权就是规章，而并非例外。
[14] 格申克龙的相对落后假设仅在这一点上有意义。
[15] 产权和多元主义的分配含义，在别处作过探讨。我在这里只想强调，无论是选民跟统治者就产权谈判，还是争取到对规则制定权的某种控制，就产权有效或无效而论，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前面第六节提到的论点仍然有效。我可以用以下例证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在当代世界上，像苏联和美国，在国家控制上就有巨大差异。前者与我的单一统治者国家模型接近，后者当然是一个多元主义国家。在前一种场合，关于产权的谈判是在控制结构内进行的；在后一种场合，利益集团普遍为控制国家而斗争。但我知道，光凭这一差异是没有理由预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产权的相对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