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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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内战末期的美国工业

如果我们在内战末期对美国的社会状态做一次深入调研,我们会发现:调查结果中所展现的那个美国和我们今天所处的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今天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生存基本条件的东西,那些为我们带来了舒适生活,但也同时带来经济负担和政治烦恼的东西,基本上都还没有出现。内战时期的美国,没有横贯大陆的铁路,没有电话,没有连接欧洲的电缆,没有无线电台,没有汽车,没有电灯,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价值百万的高档酒店,也没有有轨电车以及千千万万其它的天才发明。但正是这些发明才使得我们能享受到今天的各种便捷和舒适,从而使我们所谓的美国文明成为可能。内战时期的美国城市,没有下水管道系统,道路也没有铺砌,只有昏暗闪烁的煤气灯提供照明,交通工具则是摇摇晃晃的马车,城市里还存在着丑恶的贫民窟。这一切,倒是能和当时尚未成型的社会生活,以及仅仅只能算是初步形成的美国民主政治体系相配套。当时的铁路虽然仍然非常简陋初级,铺设的还是脆弱的铁质轨道,使用的还是气喘吁吁的小火车头,桥梁也还是木制的,座椅也没有加热设备,照明只能使用煤油灯,却已经成为当时主流商业模式的前沿和经济组织的典型代表。虽然这种商业模式和经济组织在我们看来很原始,但如果想要理解这五十年来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们就必须基于这些事实和当时的商业领袖们进行充分的交流。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商业词汇,我们的父辈或祖辈可能根本没有概念。他们的词典中不会有“信托”这样的词,而“贸易管制”则只有穷经皓首的律师才能理解;至于“连锁董事”、“控股公司”、“子公司”、“承销银行团”以及“利益共同体”等现代商务的行话对于我们的祖先们就更加完全没有意义。1865年的美国,是一个由农民、城市里的工匠以及一些勤劳的个体商人、一些小型生产制造商组成的国家。百万富翁虽然已经零星地出现,但并没有特别知名的人物。至于奢侈品,虽然销售量在战争末期出现了较大的增长,但距离大众将其作为幸福生活的标准还要再过一段时间。过去这五十年,美国工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经济变革故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包括: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家独立石油公司成长为标准石油公司;以及阿勒格尼河岸上的一个古老的露天锻造厂成长为美国钢铁公司等。

时间流转,造物主在这块大陆上积攒下了无价的瑰宝。到1865年,美国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尚未进行深度的开发,有很多甚至还没有被发现。虽然有些最为明显的资源,如森林和土地,已经进行了开发;前者使得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造船工业的两大强国之一,而后者则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从而使得美国联邦政府有可能进行这场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对位于大陆深处的大草原的开发活动却刚刚开始;要等到60和70年代,铁路建设延伸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爱荷华、奥克拉荷马、明尼苏达以及达科塔州等地方时,这个区域的定居居民数量才会逐渐地多起来。这块区域一直被科学家们评为人类历史上最适合耕种的土地:降水量不多不少,可耕种土壤的厚度从8英寸到20英尺,整个区域内都很少能看到石块,就连树木也多生长在不碍事的河边。美国的矿藏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等待着新一代美国人民的发现。现在美国的铜产量已经占到世界的一半,但在1865年的时候,还得进口相当一部分的铜以满足国内的需要。石油方面,直到1859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第一口“自喷井”建成才标志着一个新的财富时代的开始。煤炭方面,虽然地质科学史上已知的最大储量的煤炭资源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却一直从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地区进口这种生活中无法或缺的资源。煤和铁一直被认为是影响现代文明的两种矿藏。因此,目前在工业和商业上最为发达的三个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也正好是这两种矿藏储量最丰富的三个国家。人类已经探明的煤炭储量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位于美国。大自然对于美国及其偏爱,远超任何其他地方:西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利亚有一块480平方英里的区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无烟煤矿藏。无数的烟煤矿藏则混杂在这些无烟煤的矿脉之间,从宾夕法尼亚一直延伸到阿拉巴马、密西根、落基山脉以及太平洋区域。不光是煤炭资源丰富,如果说到铁矿资源,简直可以说是夸张了。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对散落在大西洋沿岸的铁矿进行了充分的开发,但位于明尼苏达的最大的铁矿,却连碰都还没碰一下呢。从殖民者定居点开始出现到1869年,美国一共开采了五千万吨铁矿;而到了1910年,铁矿的总开采量达到了六亿八千五百万吨。这个时期的河流、瀑布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只能让它们奔流到海,白白地浪费了他们的能量。而仅仅六十年后,水电所产生的电能点亮了我们的城市、驱动我们的汽车、推动我们那横穿大陆的火车穿越崇山峻岭,还有其他各种无穷的应用。

工业化的美国是内战后几十年不断发展的累计结果,但即便是在1865年,我们就已经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了。那时的工业和现在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个体化。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从家庭作坊阶段发展过来的,虽然工厂体系已经出现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甚至开始出现了公司制,但小型生产单位仍然占据了绝对的大多数。战前十年,大篷车还在频繁往来于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将一捆一捆的草帽辫卸在农户的门口,而农户的家庭成员们则将这些草帽辫插在他们的帽子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潮流。农夫的妻子和女儿们已经穿上了成衣,但仍然在制作一些手工品卖给城里来的贩子,好补贴家用。在马萨诸塞州的郊区小镇上,仍然能看到一些小型的鞋店,制鞋工人的前辈们正是在这些小店里钉鞋底、上鞋跟,而内战早期的军人们穿的正是这些鞋子。那个时候,每个城市和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屠宰场;纽约则有超过200个,现在的第五大道所在的地方,那个时候总是因为有大量的牛群经过而导致堵塞,现在矗立着漂亮的俱乐部、火车站、饭店以及高级商店所在的地方,那个时候还大多是牲畜围栏。

在内战开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由相对小型的个人企业主控制的。当然合作伙伴制也很常见,新英格兰地区大型的棉纺和毛纺企业的企业主不再是那些罕见的封建贵族权势家庭,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企业主。而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周的钢铁行业的企业主们,也主要是个人企业主。实际上,要等到战争爆发,公司制才会在钢铁行业推广开来,现在一般认为,是钢铁行业最先采用了这种组织形式。缝纫机、枪炮以及农业耕种机械都在内战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主要的组织形式仍然是个人或合作制。在很多生产行业中,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但即使在这些领域内,现代经济中标志性的合并重组事件也还很少出现。

这个时代,竞争已经成为了主旋律:60年代的工业是个完全自由的市场。这和现在这种托拉斯盛行的状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对比。1865年,有数千家独立的小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开采石油,进行石油精炼的厂家也超过200家。从事煤炭开采的公司则有将近450家,这些公司的规模非常之小,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有一天他们的生意会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垄断公司。割草机和收割机的生产厂商有200家,其中有75家位于纽约州,完全看不出国际收割机公司会出现的迹象。第一起大型的产业收购发生在70年代早期的食盐产业里,但就在内战即将结束时,仅在密歇根州萨基诺谷,就有50家相互竞争的盐业公司。在同一个州里,还有将近50家铜矿企业;而在内华达州的康斯托克银矿矿脉上,有超过100家企业。在现代,托拉斯浪潮席卷了资源行业,甚至包括木材和矿山;但在1865年的时候这些富饶的资源却是被分成了多块,被不同的人所拥有:每家企业都在独立运行,而最有可能产生现代融合兼并事件的行业是我们的城市电车业。

1865年,大多数大城市都有了那种闲适的公共马车系统,但基本上每条大街的线路都属于不同的公司。仅在纽约就有30家不同的公司经营本地交通业。实际上,整个内战期间,只出现了一家企业可以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托拉斯,即西联电报公司。虽然说起来难以置信,但在内战爆发前十年,有超过50家公司从事电报业务。这些公司电报公司紧跟着铁路的走向来铺设电报线路,在任意两点之间都需要建设独立的线路。自然而然地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分散的线路应该置于一个统一的控制中心下,否则会无法为公众提供便捷的服务。在战前数年,西联电报公司通过长期激烈的竞争,成功地合并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类似的原因也让有些线路相连的铁路公司进行了合并,但合并后的公司尚未形成巨型的干线系统。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50年前人们对于商业的看法和现在有多大的不同:当时波士顿、伍斯特以及西方铁路三家公司计划合并,涉及到的资本额高达一千五百万美元,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交易都持谴责态度,认为是“畸形的”、堕落的力量,会对整个共和体制造成损害。以小型为主的企业规模分布自然也会体现在财富分布上。那时候的“巨富”们的财富来源和几百年来欧洲贵族的财富来源几乎一样的。一个人在城市里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拥有土地的多少。阿斯特家族、杰莱特家族、维兰特家族、贝克曼家族、布雷乌特家族,以及纽约几乎所有有权势的荷兰籍纽约上层社会的家族,都是大地主。他们的财富来源和今天普鲁士容克贵族的财富来源一样。不过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财富相比,要少的多。50年前,究竟有多少百万富翁很难有精确的数字。唯一确定的信息来自一本1855年由纽约太阳报的所有者摩西·耶鲁·毕池印刷的小册子,小册子的标题是《纽约的有钱人》。这里记录了19位纽约市民的名字,根据权威人士的测算,这些人每个人的财富都在100万美元以上。名单中最富有的人是威廉·B·阿斯特,他的财产估计能达到六百万美元。第二富有的是史蒂芬·惠特尼,他也是个大地主,财富估计能达到五百万美元,然后是詹姆士·奈诺克斯,还是个大地主,财富在三百万左右。而那个即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令人恐怖的财富”的大亨,康尼琉斯·范德比尔特,这时只有150万美金的财富。毕池先生的这本小册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美国内战之前的经济情况。这时的经济组织结构更多的还是古代的,和凯撒皇帝统治时期的经济组织结构没有多大区别。他的研究中列出了将近1000名纽约的“富裕市民”。进入这个名单的最低限是个人名下有10万美金的财富,而这些入选人士中的百分之九十的财富也只是刚刚达到这个低限,这个事实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对比,能让我们看到这60年来财富是如何集中的。今天的话,如果一个人有10万美金的财富,有多少纽约人会认为他是个“富人”呢?

从这些财富的来源上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历经了如何的变化。今天,当我们谈论百万富翁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使用“工商巨头”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而在毕池先生的年代,则更多会用“商业巨擘”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在他用来形容百万富翁的词汇里,不会出现“石油巨头”、“钢铁之王”或者“铁路大亨”这样的词的,不同于那些财富来源于继承的上层社会人士,内战之前的产业巨人们几乎所有的的财富来源基本都是通过日常平凡的商业贸易而积累起来的。只有彼得·库珀(通过生产明胶和胶水攒出了百万美金)和乔治·洛(投机于轨道建设,走运发财获得了百万美元的财富)的出现,可能能多少说明未来的方向,但主流仍然是类似威廉·阿斯平沃尔和A·T·斯图尔特以及彼得·哈默利这样的富翁。前者在航运生意中赚出了400万的身价,第二位则通过纺织品的批发和零售贸易获利200万美元,最后这位则是在古巴和西班牙的贸易中获利一百万元。其中很多富翁的致富道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比如,约翰·哈格蒂通过当拍卖商挣到了一百万;威廉·L·科格斯韦尔从葡萄酒进口生意里赚了50万;贾菲特·比夏普开了一家五金店,老老实实经营,也挣出了60万;而P·T·巴纳姆则通过无法准确描述的各种生意积攒了80万美元,在名单上排名靠前。实际上,以上这些人中,可能只有巴纳姆和上文提到的那些大地主才能把财务传承下去。但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洛克菲勒、卡内基、哈里曼、弗里克和亨利·福特。

在内战结束之前,美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农业和小型产业为主的国家向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业国演进了。也许对这个转变影响最大的单个因素就是战争本身。战争进行的四年虽然苦难深重,但却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最生动的方法展现了在军事行动刺激下,一个民族所能迸发出来生产力的伟大力量。如果是在一个人口稠密、资源开发殆尽,也几乎没有未开发区域的国家,长期的战争通常会导致产业秩序混乱、金融枯竭。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特别是导致英国社会和工业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紧张。滑铁卢战役刚刚结束后的几年里,英国的纺锤停止转动,煤矿关闭,监狱和教化所里塞满了可怜的无产阶级、憔悴的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挤满了乡间的道路。饥饿的民众在伦敦大街上发动了骚乱,他们点燃贵族的房子,并且在任何摄政王胆敢出现的时候向他的头上扔石头。这种无序的情况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并未出现,或者说最少在北部和西部没有出现。从精神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唤醒了这个国家,使其看清了所面对的巨大机会。我们可以在一天内花掉一百多万美元——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在那个时候却是前所未有的——以及战争状态结束后迅速还清了我们的大笔欠款。这些事实,使得外国资本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自然资源上,并且在这个崭新的投资领域内树立了的前所未有的信心。战后的移民涌入速度也大大地加快了,超过了年鉴上的所有记录。战前的几年,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主要是政治难民或者民主理想主义者。但现在主要的来源是德国北部和南部的德国人,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是基于经济的考虑。德国人在密西西比山谷中建设了他们的农场;爱尔兰人则再次充斥了我们的城市;斯拉夫人涌向宾夕法尼亚的矿井;斯堪的纳维亚人则遍布一些西北地区的州;犹太人开始了他们在裁衣行业的征途,成为一百万美国人的衣服提供者。在这次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美国提供了土地、资源、商业领袖,而欧洲则提供了流动资金和劳动力。

战争甚至更直接地刺激了我们的工业发展,尤其体现在战争对交通体系的改造上。由于要不断地运送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不清的后勤物资,交通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大规模的重建和重新装备。美国内战中铁路第一次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军事角色,战争四年来铁路系统所取得的进步使得他们能够从容面对和平时期的新需求。战争的到来首先就导致了密西西比河河运的关闭,因此西部农场的货物不得不通过铁路运到东部去,这导致了干线运输的产生,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几乎在一夜之间,芝加哥变成了西部最大的航运中心,虽然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上仍然有些小船,但他们的数量在逐年减少。在内战的最后两年间,这个国家从未见过的繁荣出现在北部的各个地方。

同样,为百万大军提供食物和后勤也为很多工业奠定了基础。在战争早期,北方士兵还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时候甚至会难辨敌我,向友军开枪射击的事情发生的也不是一次两次,这完全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毛纺作坊根本没有准备好供应大军的服装。但是政府的大笔订单使得经营者能改进他们的作坊,安装最新的机器,形成有效的管理和蒸蒸日上并持续到今的业务。为北军士兵制作靴子和鞋子奠定了美国强大制鞋工业的基础。在鞋子生产方面,虽然早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但使用范围并不大;而由于战争的压力,聪明的美国人几乎为每个手工制作的流程环节都发明了机器替代的方法。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发明之一,麦克凯式缝纫机,就是在战争的第二年得到了完善。在为我们的士兵提供了舒适良好的鞋子方面,这部机器做出的贡献可能是最大的。另外,为这些军队提供食品的需求也催生了我们的大型罐头厂。同时,尽管麦考米克是在战前几年发明的收割机,当时这个新的农业机械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但如果没有这台机器,西部的农民可能就无法收割完那数不清的庄稼,这些粮食不但要供给我们的士兵,也是我们整个经济繁荣的基础。战争就这么直接地为我们最伟大的,也是最浪漫的工业——农业机械业奠定了基础。

虽然如此,但阿波马托克斯的胜利仍然一下子就让这个国家多了一百万的失业人员。欧洲的批评家预测说,这一百万人从军队退伍肯定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和政治连锁反应。不过这些批评家是基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来想象我们;他们没想到,美国有大量的领土还尚待开发。这些从内战战场上退下来的人有着良好的冒险精神和坚韧性格,正是开拓新领土这一伟大事业最需要的品质。即便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密西西比河两岸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以矿井和农庄为目标的移民浪潮。在阿乐甘尼斯河(Alleghanies)以西,只要稍微重要的城镇或者区域都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退伍士兵都会成为社区的领袖。最能生动典型地体现这一进程的景象出现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韦南戈县,在这里北方军队的退伍军人建设了一个石油生产区,这里的退伍军人的人数据说比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

内战期间也涌现了几位精英,他们的成就体现了一种新型的领导力,虽然这种领导力还处于很原始、很粗糙的阶段。每个年代都会有卓越的人物,当内战步入尾声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用无穷的能量、不尽的想象力和超凡的智慧,展现了建设新美国所需的各种能力。虽然这个人的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了铁路交通这个领域,而且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这个领域的规模非常小。但综合来看,应该说康尼琉斯·范德比尔特连接了旧工业时代和新工业时代。从研究角度讲,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无论是从个性还是从成就来说,康尼琉斯都可以说是截至目前金融史上最传奇的人物。要知道范德比尔特出生于1794年,在我们所谈论的那个年代,他已经71岁了。从年岁来看,很显然,他的事业期应该是在战前。但令人惊叹的是,他过了70岁生日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事业。到1865年,范德比尔特的财富达到了一千万美元左右,这些钱主要包括了他的蒸汽船队;范德比尔特于12年后,即1877年逝世,那时他的财富已经达到了1.04亿美元,数额如此巨大,是第一个让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的美国富人。积累这么多财富却仅仅花了十年,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说明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经济时代。铁路,这一刚刚出现在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新生事物,是他成功的关键。范德比尔特是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人物之一。他的相貌堂堂,可能是纽约最引人注意的人物。73岁时,范德比尔特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位美丽的、刚刚三十岁的南方寡妇。人们经常能看到这对夫妇肩并肩地坐在一辆最潮流的马车上在中央公园里漫游,拉车的是两匹最棒的马。即便是在这样一副画面中,范德比尔特也并没有因为年纪而显出一丝的不协调。他个头高挑、外形硬朗、依然挺拔,他那硕大的头一直高昂着,红润的面颊、深陷的闪耀着光芒的眼睛还有雪白的头发和胡须,都让他和拉风的马车非常相配。这使他的公众形象比其在实际生活中增添了更多的愉悦和感性的因素。实际上,他是一个严苛粗俗、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写起文字来没几行就会出错。虽然他很爱他的赛马、喜欢音乐,可以在冬夜通宵陪着他的妻子唱传统南方民歌,但范德比尔特那无法控制的坏脾气,让他和他几乎所有孩子们的关系都非常糟糕。他一生有13个孩子,他去世时,还有11个孩子在世,他一手创建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但他的孩子却以他是个疯子为由,对他的遗嘱提出了异议,将他的怪癖暴露在公众目光之下。范德比尔特的行为和气质与之前美国工商界中绝大部分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行为和气质被认为是其成功的原因,也就毫不奇怪了。他观察事物总是从总体出发,而在他要做重要决策时,他好像总是凭着本能的冲动和直觉行事。他从来都不解释一个重要决策的思考过程,但这些决策却无一例外地完善充分。看起来就好像,他自己也经常这么说,他有预言未来的能力。他能看到一些景象,而且他也相信梦和启示。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却是个降神会上的常客,而且还亲自创立了灵媒协会;得病的时候,他通常会选择精神治疗师,催眠师或者超视者而不是医生。在开始他那伟大的铁路事业之前,范德比尔特先去拜访了一些巫师,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关于他召唤吉姆费斯克的鬼魂来咨询关于股票问题的详细记录。他的虚荣心极强,在他滨湖公司的债券上都会印上他的头像。他甚至建议过纽约市,应该在中央公园建一个大型的纪念碑,用以纪念两个伟大的名字:范德比尔特和华盛顿。实际上,他在圣约翰公园新建的哈德逊河站那真的树了一座他自己的雕像。至于他对公众的态度,可以在他对下面这件事的评价中看出来。有一次他的一个合伙人告诉他,公众评价他刚刚努力完成的一桩交易是“每一分每一角”都“绝对违反了纽约州的禁令”。“天啊,约翰”,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大亨给出了这样的言论,“你不会以为如果遵守了纽约州的那些规定,你还能经营一条铁路吧?”“法律!”有一次在和亲信交流时他大声地这么说,“我为什么要关心法律?我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

当然这些不过是一个极有活力、激情四溢、富有想象力的人的一些毛病。天才往往都有这样的问题。范德比尔特的事业直到今天都是我们经济组织中的重要部分。在他之前,乘客如果要去趟芝加哥,需要倒车17次;如果是货运的话,货物也要卸下来这么多次,然后用马车装着,穿过城镇,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再装到一辆新的火车上。起始于哈德逊河,穿过莫霍克河谷,再沿着伊利湖延展,全程都几乎在水边修建的这条高速铁路非常重要。将这些线路连接起来其实并不全是范德比尔特的功劳。1853年的时候,有几个百万富翁和政客联手,将几段铁路线连接了起来,从奥尔巴尼一直通到了水牛城,但是这条新线路的经营非常差,以至于到了1867年,最大的股东就来请求范德比尔特接管这条线路。到了1873年,这位大亨已经将哈德逊河铁路公司(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从奥尔巴尼到水牛城),以及滨湖铁路公司(从水牛城到芝加哥)的三条铁路收归己有。几年后,这几条铁路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运营体系。虽然,为了把这些相互隔断的铁路连接起来,范德比尔特贿赂了立法机构和一些腐败的政客;他还发起里截至那时规模最大的股票增发活动,并且可能利用内部消息在股票市场上大赚特赚,但他也的确将老旧的铁质轨道更换成了钢轨,将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用钢铁大桥替换了木头桥,淘汰了老旧的火车头,替代以更新、功率更大的火车头。他建设了漂亮的新火车站,在数百个车次上设立了经济舱,将纽约到芝加哥之间的距离从50个小时缩短到了24小时,使他的高速铁路成为货运的迅捷通道,将火车从之前仅仅是华尔街常年亏损的玩具变成了利润丰厚、高分红的产业。范德比尔特的事业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冷酷、自私、腐败、罔顾个人权利、无视法律法规,但却带来了巨大的进步。这个时代的人往往为了达到目标不顾一切,但他们毕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范德比尔特管理下的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河铁路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让美国人民惊叹,也震惊了欧洲的投资者。它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组织形式,和之前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种都不相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力图概述一下这个新的商业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