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人生各有幸与不幸。我很幸运，自大学毕业后所供职的几所大学历史系，均遇到很好的领导，得以在较好的小环境中治学。戏文中常说光阴荏苒，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眼来北大已近六年，虽学无寸进，而本书各文均撰于这段时间。个人生性直鲁，对领导时有不敬，北大历史学系各位领导则向来优容，令我既感且愧！今日任职学术管理者多是治学有成之人，人生能有学术创造力的时间是一个常数，用之于此，便会失之于彼。在推动其所在机构学术发展的同时，他们都奉献出了大量可用于自身学术发展的时间和精力。个人身受其益，对此非常敬佩，也分外感激！

本书研究与撰述过程中，颇得师友提点，多已于相关各文中致谢。北京大学的鲁萍同学代为核看全书重复的文字语句，特致谢忱！也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新史学》、《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和《四川大学学报》各刊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惠允使用曾经刊发在各刊物、文集中的文字。

以前拙作的序言之中，例有一段话，说明倘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若有观点相近相同、而别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今日人心不古，有人曾因此产生一些特别的猜想，这段话似不便特别重申。不过，下面一段也是此前拙作例有，我非常愿意重复：

尽管本书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烈五中学）、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27—32页。

[2] 说详本书《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型》。

[3]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页。

[4]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成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典型负面象征：“家庭”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却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其中许多人却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各类革命。前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妍杰同学的研究题目，后者可参见本书《士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

[5] 不过，后来的教育体制的确是在传授和学习“知识”，所培养出来的真是所谓“知识人”。故对本书中那些出于新教育体制的学生群体，我仍沿用“知识青年”的称谓。

[6] 原文是：“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册，545页。

[7] 按近代的“过渡”不仅体现在古今，也体现在中外：西方也有所谓社会责任意识明显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但仍是一种藕断丝连的区分（今人在“知识分子”之前加上“公共”的定语，以“公共知识分子”来表述那种侧重社会责任的读书人，就是两者之间实际难以区隔的表征）。这类观念也逐渐进入中国，给那些本已在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读书人增添了一分困惑。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本拟不谈政治，后又转而谈政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好几个外国人在那前后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89—190页。类似现象我已在多处言及，此不赘述。

[8]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394页。

[9] 胡适认知中梁对胡的影响，均见《四十自述》，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49—50页。

[10] 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引文在4、8页。

[11] 今日一般虽已将学术和思想两分，但研究到近代时便发现两者很多时候确实难以区隔，一方面因为时人往往不加区分，另一方面也常能看到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沿着思想、学术各自的内在发展理路进行探索和梳理当然是必须的，同时也可以从两者互动的角度构建某种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12]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

[1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8页。

[14] 杨度：《〈游学译编〉叙》（1902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以下径引书名），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249页。

[15] 未署名：《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735页。

[16] 马君武：《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1903年），《马君武集（1900—1919）》，莫世祥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87页。

[17] 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93—94页。

[18] 震（何震）、申叔（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947页。

[19] 刘光汉：《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2年（1906年）第5期，“学篇”7页。

[20] 未署名：《与同志书》（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393—394页。

[21] 云窝：《教育通论》（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551页。

[22] 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3] 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选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54页；《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12页（文页）。

[24]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页。按这也反映着过渡时代“民”意识的上升，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5]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5月），《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203—204页。

[26] 未署名：《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577页。

[27]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页。

[28] 参见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收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68—174页。

[29]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答易宗蘷》（在《新青年》刊发时原署名胡适、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卷，175—179、224—229、408页。

[30]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5页。

[31] 参见罗志田：《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6月）。

[32]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黄遵宪集》，吴振清等编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491—492页。

[33]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且牵涉甚广，当另文专论。

[34] 《国民日日报》曾刊发一篇不署名的《道统辨》之文，一再凸显“道统”和“学术”的新旧对立，恰最能体现二者的承接关系。参见未署名：《道统辨》（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735—739页。

[35] 不仅所谓“学术思想”，在经学边缘化之后，史学也曾一度被赋予一些外在的功能，获得某种程度的“道德提升”。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台北），第15卷第2期（1997年12月）。另一个在更小的范围（主要是菁英圈子）但更长的时间里部分取代了“道”的传统功能的，是被象征化了的“科学”。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果同学提示的。

[36] 参见余师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收入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33—50页；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91—241页；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275—302页。

[37]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89—90页。

[38] 白话道人（林懈）：《〈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03—605页。

[39]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40页；章太炎：《革命之道德》（1906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513页。

[40] 梁氏并指出，若反过来，“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32页。

[41] 梁启超：《政治上之监督机关》（1907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26页。

[42]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34—36、39—40页。

[43] 梁启超：《多数政治之试验》（191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35—37页。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波同学提示。

[44] 梁启超：《痛定罪言》（1915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8—9页。

[45] 黄远庸：《致甲寅记者》、章士钊：《答黄远庸》（1915年9月27日），《甲寅》（月刊），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2、5页（通讯栏页）。

[46] 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月刊），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7—11页（文页）。

[47] 陈时：《发刊词》，《光华学报》（武昌中华大学）第1期（1915年5月1日），2、5—6页。本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波同学提示。

[48] 原文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1920年1月），《李大钊文集》（3），李大钊研究会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170页。

[49] 杨荫杭在五四运动的次年观察到：“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杨文原刊于1920年12月20日《申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3页。

[50] 瞿世英：《五四与学生》，《晨报》1921年5月4日，第2版。

[51] 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147—148页。

[52]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参见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3] 陈独秀：《青年们应该怎样做！》（1923年），《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41—542页。

[54]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1916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06—207页。

[55] 如鲁迅就特别重视改造国民性，既存论著多已述及，此不赘。

[56] 胡适非常认同黄远庸“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这句话，视其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他强调新文化人无意把社会分作“我们”与“他们”两部分，主张“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以区别于早年的“开民智”取向（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237、252—253页）。然而这只是理智层面的心向往之，“吾辈”和“一般人”毕竟是两类人。

[57]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223—224页。

[58] 鲁迅：《致许广平》（1925年4月8日），《鲁迅全集》（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9—40页。

[59] 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香港龙门书店1968年再版，9页。

[60]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5页。

[61]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纳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的《古史辨》第1册，28页。

[62]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3页。

[63] 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415页。

[64] 柳诒徵：《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1页。

[65] 前引顾颉刚以“在民国之下这样说，在帝国之下也是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下还是这样说”来强调学术的超越性，多少也有些相似的感触。

[66]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年），《严复集》，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166页。

[67] 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68]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30页。

[69] 史华兹、张灏、林毓生等先生已论及近代中国“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崩溃引发的全盘危机及其在清末民初的表现，参见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76-88;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70] 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1924年），《徐志摩全集》，赵遐秋等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卷，148—149页。

[71] “五四”之后五年，恽代英便观察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1924年），《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卷，493页。这很能说明当时人就把“五四”视为一个时间上的分界标。

[72] 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1944年5月），《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卷，262页。

[73] 本段与下段，参见本书《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

[74] 茅盾：《“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1926年），《茅盾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310页。

[75] 张太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49—51页。

[76] 清季民初很多人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当做同义词使用，如邓实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便明言社会主义“即世界主义”（文载《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96—97页）；后者参见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1917年3月），《蔡元培全集》（3），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年，27页。而且他们在转换使用这些词时丝毫不觉有必要作任何解释，可知这是当时较流行的用法。

[77]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205页。

[78] 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1932年11月），《鲁迅全集》（7），387—388页。

[7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63页。

[80]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1页。

[81] 无独有偶，“民族主义”也出现类似的诡论性分裂和对立：那时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正提倡民族主义，而青年党则鼓吹国家主义，双方虽有些学理上的歧异，从其西文来源看同是一个“主义”（即nationalism），但却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国民党在与中共决裂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才逐渐走向与青年党的合作。

[82] 参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收入其《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200—226页。

[8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280页。

[84] 蒙文通曾说，解读古代的“语言词汇”非常不容易，几乎“等于学一种别国文字”（蒙文通致汤用彤，1957年，《蒙文通先生论学来往信函》，收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36页）。这方面更详细的讨论，参阅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79页。

[86] 傅斯年：《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1924年），《傅斯年全集》，第1卷，428页。

[87] 傅斯年：《台大〈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368—369页。

[88] 傅斯年：《随感录》，《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924—925页。

[89] 关于本书的取向，原来曾做较长的说明，有喧宾夺主之感，遂抽出独立成文，侧重探讨两点，一是让思想回归历史，二是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著述，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拙文《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90]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298—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