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结构转型：跨越式选择与经济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规模小，人均收入水平低，具有典型的低收入水平国家特征。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均仅为119元。按照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测算，195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990年国际元为537元，远低于当年亚洲57国或地区人均794国际元的水平，即使同东亚16国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比，中国除了比尼泊尔、缅甸略高外，均低于其他国家收入水平。[2]。从产业结构看，中国农业比重高，工业比重低，具有传统农业社会的产业结构特征。在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比重高达51%，第二产业为20.9%，其中工业17.6%，第三产业占28.2%。在工业结构中，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森林工业、造纸工业等为主的轻工业比重高于以冶金、电力、机械等为主的重工业比重。在1950年的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比重为70.7%，重工业为29.3%。从需求结构看，中国消费率高，投资率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值。1952年，消费率78.9%，投资率22.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率-1.1%。按照当年投资、消费需求推算，1952年中国的储蓄率是21.1%，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全国人均储蓄余额仅为1.5元。

（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确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

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发展实情和结构状况，当时中央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安排是正确的。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房屋及农具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实行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另一方面，允许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存在和发展，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都是在市场导向下运营的。

但是，面对西方国家封锁和包围的不利国际环境，新中国领导人不满足经济发展现状，怀着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急于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1952年后决策者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选择。1953年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现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手段。针对当时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情况，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3]然而，要想在一个储蓄率低进而投资率也很低、农业占绝对比重的经济结构起点上超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依靠市场力量、仿效欧美先行工业化国家经验是行不通的。于是，中国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为完成工业化奋斗目标改造和设计了一套制度。

第一，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分散的小农经济进行集体化改造，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将农业初级社迅速发展成高级社进而快速过渡到人民公社，将农民的土地、大型农具由个体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为国家工业化能从农业持续顺利获取低廉农产品供给和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组织制度保障；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采取合作社、公私合营、全民所有制形式进行改造，将他们改造成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为国家直接跨过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发展阶段直接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创造了所有制结构条件。

第二，实行高度分割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扫除了工业化的制度障碍，从制度上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但是，在储蓄不足、资金短缺的条件下，面对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制度，任由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必然会有大量乡村低收入人口涌向城市和工业部门。低收入人口的大量进入，不但会加剧城镇化与工业化在资源配置上的矛盾，还会大大降低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阻碍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设立一个门槛，限制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以及工业部门流动，就成为又一制度选择。

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在1953年前，政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劝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此后，我国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又先后制定了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粮食、副食品和燃料等生活资料供给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和兵役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二元“世界”和两种不同身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与实施，为农村人只能发展农业、非农业人口主要发展工业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三，垄断和控制生产要素的配置权。有了完善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可以有效地限制人口向城市和国家大工业流动。但是，如果不控制生产要素的配置权，任由农民和城市居民自由支配手中的生产要素，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发展资本门槛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以及服务业。这就必然会造成与国家工业化争夺资源的矛盾。为了控制工业化资源，国家还相继垄断和控制了主要生产资料的配置权。一方面，政府对用于非农产业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政策，只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企业，才能申请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和资金。另一方面，政府还对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塑料薄膜等，根据需求量和供给能力，进行计划管理和分配，农民只能按照农业生产计划获得上述生产资料和流动资金。

第四，对主要农产品和重要工业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度。要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社会储蓄率低的情况下，只有人为压低原材料价格，控制劳动力成本，才能提高积累率，保证重工业发展。为此，一方面，国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购销制度控制农产品供求。对于农产品供给，国家对230多种产品实行统购派购政策，由国家指定的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低价收购，其他单位或个人都不准到农村去收购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消费，对非农业户口居民国家实行定点凭证供给的统销政策，这些居民凭证定量低价购买食品。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实质上是国家超越和替代市场职能，垄断农产品的购销经营权，既从生产来源上控制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又从最终消费环节上控制农产品的需求总量。另一方面，为了控制轻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对主要日用工业消费品实行票证（券）配给政策，以保证更多的资源用于重工业发展。

至此，一整套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并能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提供食品、原料和资本积累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在计划经济体制支配下，农业、工业实行严格的计划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指定商业部门严格按照计划实行购销。这些安排，完全受行政力量支配，并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化战略，城乡居民和企业只能做出被动选择。

（二）经济结构转型及其影响

国家工业化战略选择和计划经济体制安排确实推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1952～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增长了3.72倍，年均增长6.2%。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经济结构转型引起的。从需求结构看，这一时期最终消费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8.9%下降到62.1%，投资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2%上升到38.2%，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作用在提高，消费贡献作用在下降。另外，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内向型特征突出，对外经济依赖度很低，外汇长期短缺。1952年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为6.1%，即使到1978年也只有9.7%。

从产业结构看，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农业转向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拉动，而工业增长从依靠轻工业转向依靠重工业。1952～1978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1%下降到28.2%，第三产业则由28.2%下降到23.9%，而第二产业比重由20.9%上升到47.9%，其中工业比重由17.6%上升到44.1%，就是说26年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替代了农业和第三产业27.1个百分点，其中由工业替代了26.5个百分点。26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量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第二产业。1952～1978年，农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23.0%和22.9%，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为54.1%，工业的贡献率为50.1%。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工业增长从主要依靠农产品加工业向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转化。1952年，全国工业产值有56.4%的份额是由农产品加工业创造的，但到1978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29.5%，相反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值比重由43.6%上升到70.5%。二是工业增长从主要依靠轻工业向依靠重工业转化。1952年，我国工业有64.5%的产值份额是由轻工业创造的，到1978年该比重下降到43.1%，而重工业对工业产值贡献的比重则由35.5%上升到56.9%。[4]在重工业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的发展重点是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和机械工业，基本上是以基础原材料、能源为主导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末期，重工业发展转向石油、化工和机械工业，基本上是以化工、机械等为主导的加工型产业。

从要素配置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资本投入获得的。1953～1977年，我国资本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6.96%，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为12.88%，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0.16%。[5]

依靠计划经济体制，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明显的。一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城乡居民生活的同步改善，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状态。1952～197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2%，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仅增长2.2%，城镇职工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17%，到1978年农村人口中年纯收入在100元及以下的就有2.5亿人，贫困发生率30.7%。[6]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人们的购买能力弱，消费增长缓慢。1952年到1978年，农民消费支出从62元增加到132元，实际年均增长只有1.8%；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从149元增加到383元，实际年均增长只有2.6%。[7]显然，由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相应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式增长”。二是过度超前发展重工业导致工农之间以及工业内部结构失调，造成食品和日用工业品长期短缺。在农业和轻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优先推进重工业发展，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向农业和轻工业征税，压低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收购价格，抬高向农业和轻工业销售的工业或重工业产品价格，将更多的资金投向重工业方面。从农业和轻工业过多过量抽取资本和资源，严重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的自我发展能力，造成农产品持续短缺，日用工业消费品供给长期不足。三是这种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还造成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转换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形成严重的工农、城乡二元结构。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转换是靠重工业带动的，而重工业又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同轻工业相比，重工业越超前发展就越需要更多的资本，同时就越排斥更多的劳动力。在这种发展模式作用下，大量剩余劳动力被排斥在工业化之外，长期沉淀在农业部门，形成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对称转换。1952～1978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51%下降到28.2%，共下降了22.8个百分点，而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总量比重仅从83.5%下降到70.5%，只下降了13个百分点。[8]与此同时，长期超前的重工业化也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1952～1978年，我国的工业化率由17.6%上升到44.1%，提高了26.5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口比重从10.6%上升到17.9%，仅上升了7.3个百分点。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城乡人口结构转换滞后，大量人口滞纳在农村，结果是人口不能随工业化在城市有效集聚，服务业需求和发展空间小，工业化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

排斥市场经济，强制推行国家工业化战略，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一场体制改革和战略调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