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五代之乱后，北宋时发现《作原》鼓遭损而成臼
在郑余庆将石鼓迁入凤翔孔庙半个世纪（874）后，即发生了唐末、五代的大动乱，直至公元979年北宋统一（宋代实际上一直未能完成统一），从中唐至北宋前期，二百多年间未见有关石鼓动态的记载。石鼓的再次被提起，已到了北宋皇祐元年（1049）后。
据南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记载：“本朝司马驰知凤翔，復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并对石鼓“以木櫺护之。”
这所亡的一鼓，不久即被找回。据宋人程大昌《雍录》和薛季宣《岐阳石鼓记》说，司马池将石鼓用车拉到府学门庑下时，是十面鼓。但是经过向传师的察看，发现其中的一面鼓比其他鼓都小，文字也不相类，即断定这面鼓系伪造，而其真鼓已经丢失了。经过多方寻找，皇祐四年（1052），他偶尔在一农户家发现一个舂粮的大石臼，上面刻有文字，经仔细察看，正是轶失的那面鼓。向传师便另用一个石臼将这面鼓换了回来，十面鼓又得以完数复聚。不过，令人永远遗憾的是，这面找回的石鼓已经被凿去了上半截，下半截则被凿成了石臼。因此，鼓上所刻文字，每行都缺失三字。这面鼓就是《作原》鼓。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原》鼓正是这个样子。
这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作原》鼓是什么时候遗失的？什么时候被毁损为石臼？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因何故造出一面假鼓来？这些问题都成了后世研究者们争讼的公案。
徐宝贵先生在其《石鼓文整理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说法。他认为，《作原》鼓在唐代郑余庆将石鼓取置凤翔孔庙时就已经佚失了。他断言：“《作原》石的亡失和成臼俱在唐代。”他作此断言的证据有三：（1）徐先生说：“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石鼓文》说此时（指郑余庆将石鼓移置凤翔孔庙时——引者按）已‘亡其一’。”南宋郑樵、薛季宣也有同样记载。（2）唐人窦蒙文中有“石寻毁失”之语，徐先生认为，“当指石鼓《作原》石不久被毁与丢失（完好之石不会说成被毁，‘毁失’只有《作原》石可当之）。”（3）徐先生又认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的石鼓文摹本即是唐代摹刻本的摹本。理由是它的部分字与唐人《碧落碑》中所采用的石鼓文字很一致。徐先生据此推断，二者所依据的是同一种唐代岐下摹刻本。他接着说：“薛氏摹本《作原》石上部跟北宋拓本一样，亦每行残缺三字。这进一步证明了《作原》石亡佚和残损的时间俱在唐郑余庆将石鼓迁于凤翔孔子庙之前。”
徐先生的结论不能说没有可能性。因为，如果唐代时十鼓齐全完好，而唐初已有拓本流传，那么《作原》鼓的上半截文字不大可能无一字留存下来。所以，有理由怀疑《作原》鼓从初唐发现时就已经残损了。
但是，我们说，另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即《作原》鼓残毁于唐末五代之乱时。我们的理由有二：第一，从武德到元和间，有苏勖、窦蒙、韩愈、李吉甫等多人记述石鼓，皆称石鼓有十，可见当时并未“亡其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原》鼓已经残缺成臼，这么大的残损，唐人不可能无一人提及。可见，当时《作原》鼓是完整的。第二，徐先生的三条理由，都有曲解引文原意之处，其推断是不能成立的。（1）徐先生首先曲解了所引欧阳修、郑樵之文的原意。其所引郑樵《石鼓文音序》的记述是：“石鼓文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取置于凤翔夫子庙，而亡其一。”欧阳修之文与此类似。细味其文意，当理解为先置而后亡。如果说这两人的文字还易产生歧义的话，那么薛季宣《岐阳石鼓记》的记述是很清楚的：“岐阳石鼓十，在凤翔天兴山阿，唐郑余庆节度凤翔，移置文宣王庙，唐衰，亡其一鼓。”这里，明确地说，“亡其一”是唐末衰乱后的事。（2）“亡其一”的说法只见于宋人记述，唐人仅窦蒙说到“石寻毁失”。这个“石寻毁失”是指整个十面鼓的埋于地中，而非毁失一鼓的意思。前文已经指出，这个“毁失”可能是石鼓被有意埋藏地中时散布的诓语。徐先生将此“石寻毁失”说成是《作原》鼓的毁失，是曲解了原文。（3）薛尚功摹本即使有部分字与唐碑《碧落碑》所摹石鼓字相似，也不足以证明二者同据唐人的某一岐下刻本。因为，薛摹本很可能是依据宋人伪造的唐摹本摹刻的，而这个伪造的唐摹本，很可能就是摹写了《碧落碑》中的一些字来迷惑人的。在我们看来，薛摹本的《作原》鼓跟北宋拓本一样“亦每行残缺三字”，不仅不能证明《作原》鼓的亡佚和残损是在郑余庆将石鼓迁于凤翔孔子庙之前，而且恰恰证明薛摹本所依据的是北宋时的刻本。
据南宋程大昌、薛季宣等人的记述，都说是北宋皇祐时司马池将石鼓搬到府学后，发现一石是假，因而推断此石先前已亡失；经向传师寻访复得后，才发现此石已被毁去半截而成臼。综合起来推断，《作原》鼓的亡失和成臼只能是在唐末五代之乱这一时期，具体的时间，因没有史料记载，已不能得知。同理，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伪造出一面石鼓来，也无法弄清。如果做推断，很可能是五代战乱中《作原》鼓被盗后，看守石鼓的人员之所为。从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始，凤翔一直是靠近战乱中心的。但其时凤翔节度使、府尹虽数易其人，在凤翔也发生过兵祸，但总体上一直是有管辖的。估计，在唐末五代之乱中，石鼓一直存放于凤翔离孔庙不远的某处，并派有专人看管。当时，不管是农民起义军，还是藩镇将领，虽到处杀人抢掠，挖掘帝陵，但他们注重的是军队粮饷、金银财宝等，像石鼓这样的巨石，搬运困难而又不能变为钱财，当不在他们的注视范围之内。所以，石鼓在战乱中被劫掠抛散的可能性极小。《作原》鼓的丢失，可能是乡民趁某次战乱无人看管的空子，盗去做了舂粮之臼的。战局稳定后，看管人员发现一鼓丢失，怕上司追究，故而伪造了一面假鼓。于是有了向传师寻访真鼓的故事。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