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的治绩
朱棣是以诛讨主张削藩、变乱祖制的奸臣为借口起兵的。但是,他当皇帝后,在对待藩王的问题上,却不怕冒违反祖制之大不韪,同样是采取削藩政策。他本人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对于军权过重的藩王和中央皇权的矛盾对抗这一教训,是认识得很深刻的。他即帝位后,为掩人耳目,恢复了周、齐、代、岷4位亲王的封藩,但过不了几个月,就又找个罪名,削除代王和岷王的护卫军队。接着,永乐四年(1406年)废齐王为庶人。十年(1412年),辽王的护卫军队被削除。朱元璋时代护卫军队众多的宁王,也于永乐二年(1404年)被从边塞改封在南昌。宁王到南昌后,以韬晦为计,建筑华丽的宫殿,终日躲在里面鼓琴读书,所以在永乐帝时代得保无事。周王为了减少永乐帝的疑忌,就自动献出护卫军队。在几年的削废中,威胁最大的几位塞王的护卫军队几乎全被解除。朱棣削藩的结果,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使国家统一的基础更为坚实、牢固。
削藩之后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北面的边防。朱元璋所以给边塞亲王那么大的军事权力,目的是要他们镇守北面边防。而现在骤然尽释诸王军权,面对倏忽往来的蒙古骑兵,如何弥补因削藩而削弱的边防力量呢?永乐帝决定迁都北平,一则北平是他的发祥地,二则地近北面边防,天子居此,正所谓居重御轻,可以直接加强对边防的防守。
▲京杭运河畔吴江段的纤道
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帝定北平为北京。打定迁都的主意后,就着手修浚大运河。元朝增修通惠(自北京至通州)、济州(自山东济宁至东平)、会通(自东平至临清)三河,连接隋代的运河成京杭大运河,但从没有全线通航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临清至济宁的会通河(元修济州河在会通河之先,会通河修成后,人们连其北段的济州河也通称全通河)淤塞报废。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帝命疏浚会通河,引汶水和泗水入其中,沿线建闸38座。其后,又派官在淮安到扬州的这一段修筑堤堰,以防淮水侵漕和运河水分泄。至此,京杭大运河才真正畅通。运河的修通,使得南方的粮米和丝帛等物资能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输往北京,保证了首都的物资供应。北方的物产也能通过运河南运,增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
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帝下令筹建北京宫殿,并重新改造整个北京城。十八年(1420年)竣工。就在这一年,他宣布自第二年起,以北京为京师,即首都,改南京为留都。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种官僚机构的设置完全和北京一样。皇帝派一个亲信在此作守备,掌管南京一切留守、防护的事务,企图依靠南京这一中心来保护运河交通线和加强对南方人民的统治。
▲郑和像
永乐帝在经济上继续推行洪武以来的移民、屯田和奖励垦荒的政策。即帝位后,就移直隶、苏州等10郡和浙江等9省的富民充实北京,以后又多次从南方移民到北方。对“靖难”战争中受到破坏的地区,政府发给耕牛、农具,使尽快地恢复生产。同时,实行惩治贪污、赈济灾荒的政策。这些措施的实行,使永乐朝的农业经济比洪武时代又进一步发展。国库殷实,每年的赋粮除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各地府县的仓库还储存很多,陈陈相因,至红腐不可食。这现象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阶级的严重剥削,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繁荣之一斑。在农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边防问题上,永乐帝除了对蒙古采取通好和积极防御并用的政策,以及加强对黑龙江下游地区的管辖工作外,又积极经营西域地区。永乐元年(1403年),他派官到哈密招谕,允许哈密王输马到中原贸易。不久,又派官出使哈密、撒马儿罕(今前苏联乌兹别克境内)、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拉和卓)、吐鲁番等地,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友好往来,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永乐四年(1406年),明政府在哈密设卫,派官辅助当地首领执政。哈密卫的设立,恢复了明朝在西域的主权,使明帝国的政令行达天山南北,而且重新打通了与中亚的通道,有利于和西域各国、各地区的交通往来。
在西南,当时的安南国王胡不仅屡次侵占占城,拘夺来中国的使者,逼迫占城国王为其臣属,而且不断武装侵犯明朝的西南边疆,占领土地,掳掠人畜,边境人民“横被虐害,实所不堪”。永乐四年,永乐帝出兵安南,有力地支持了占城人民反安南的斗争,也保证了我国南疆的安全。
另一方面,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朱棣也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永乐初年,组织、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西洋各国,发展了明朝与西洋各国的政治关系,增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永乐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乃至对外关系上等一系列的措施,繁荣了社会经济,巩固了统治基础,维护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并且扩大了对外影响,提高了国际声望。但是,因为他是以藩王起兵,从侄儿手中夺取帝位,加上即位后杀了忠于建文皇帝的臣下,因而历来受封建文人的责难,认为这是不义行为。这种责难,纯粹是从封建宗法的伦序角度出发的。对他的政绩公允而论,永乐帝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对于历史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