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秦风》与早期秦文化及甘肃的关系
杨玲
（兰州大学）
研究文化与地域之间的关系通常从三个角度切入：一是传世文献，二是考古发现，三是民俗遗存。秦早期文化与甘肃的密切关系随着陇南礼县大堡子山秦文化遗址以及周边相关遗址的发掘已得到证明。至于从民俗方面看二者的关系，也有学人曾经予以探讨。但是从传世文献，特别是秦国流传下来的屈指可数，因而显得弥足珍贵的文学作品入手考察秦文化与甘肃的关系，还有一定研究空间。现存最有代表性的秦国文学是《诗经·秦风》。《诗经·秦风》收录诗歌凡十篇，是秦人、秦地的土风乐歌，是早期秦人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因此也是研究秦人历史、地理、礼制、文学、思想极其宝贵的经典传世文献。《秦风》各篇大致产生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至秦康公十二年（公元前609年），其间历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等朝，共计161年，时间跨度在十五国风中最长。对《秦风》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作为进入周王朝视域的秦地文学，它生动鲜明地表现了甘肃南部西汉水流域的地理特征，以及秦文化产生于斯成长于斯的历史必然性。从中可以看出，没有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这片神奇土地的孕育，就不可能有后来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秦文化。
一、秦人善养马与其早期生活地域的关系
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发展历史与马关系密切。秦人的祖先因驾御或养马而发迹。秦人的先祖之一费昌曾为商汤驾车，助汤打败了夏桀，因此立功。另一先祖中衍因御技高超，被太戊帝请来驾车，嬴姓子孙由此显贵。中衍的后裔造父又因善驾立功，得到周穆王的宠幸，封于赵城，造父族人从此姓赵。中衍后裔的另一支非子居犬丘，擅长养马。周孝王让他在汧、渭之间管理马匹。马匹在非子精心管理下大量繁殖，周孝王因此赐给非子秦地作为封邑，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1)可见，早期秦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关键转折都离不开马。因此，《诗经·秦风》对马与秦人的密切关系有间接表现。
马在先秦人的生活中既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又在战争中扮演着不能缺少的角色，所以《诗经》中多有关于马的描写。如《小雅·采薇》有“戎车既驾，四牡业业”“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等诗句。“业业”“骙骙”“翼翼”都是形容马匹的雄壮威武之词，是人对马的主观感觉的描写。《大雅》中的《桑柔》《崧高》《烝民》《韩奕》同样有类似描写，却无一涉及马匹具体外形。《秦风》则不同。《车邻》说：“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朱熹《诗集传》解释：“白颠，额有白毛，今谓之颡。”这就是非常具体的关于马的形体的描写。通常要对马有仔细观察，了然于心，方能为之。《秦风·小戎》是《诗经》中写车的名篇，写车必然涉及驾车之马，其中对马的描写也非常细致。第一章有“文茵畅毂，驾我骐馵”。朱熹释曰：“骐，骐文也。马左足白曰馵。”“文”通“纹”。骐文指马的皮毛呈青黑色，有如棋盘格子花纹。诗人不仅注意到马之皮毛的纹路，还能关注到马的左脚颜色。假如不是近距离的细致观察，假如不熟悉马匹，断然做不到如此细微的描写。第二章中有“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骝指赤身黑鬣的马，即枣骝马。騧特指毛皮为黄色、嘴是黑色的马。骊指黑马。如此具体地刻画马的外形皮毛的诗句在《诗经》中实为少见。能与《秦风》相媲美的只有《鲁颂·駉》。《駉》言“僖公牧马之盛”(2)，即歌颂鲁国牧业兴旺发达。故其中写到各种毛色不同、形态迥异的马匹：“有驈有皇，有骊有黄……有骓有駓，有骍有骐……有驒有骆，有骝有雒……有骃有騢，有驔有鱼。”这说明重视牧业、擅长养马、经常与马匹打交道的地区的人在写马时更能抓住细节，因为他们对马已经熟悉到仿佛庖丁对牛、文与可对竹一样，胸中有马。由此可知，《秦风》之所以多有关于马的描写，且对马的描写能够做到细致入微，反映的正是秦人对畜牧的重视和他们与牧马的密切关系。而秦人之所以擅长驾御和养马，又与他们的发祥地陇南不无关系。
早期西汉水流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不但有与秦人长期对立的西戎，还有氐人。《逸周书·王会解》说：“正西昆仑，狗国，雕题。”“狗国”即西戎，“雕题”即氐族。(3)这两个民族都善于畜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受周边少数民族影响，秦人也逐渐发展起养马之业。而陇南一带丰茂的牧草，富含盐分的水源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水经注·漾水注》说仇池山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4)。又说：“西汉水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煮盐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5)仇池山、盐官镇均位于陇南市西和县境内，自古盐业发达。经盐水滋润的牧草对马匹的成长非常有益，故而这一带富产良骏。《秦风·车邻》所言“白颠”之马就是俗称的戴星马，著名的良马之一的卢。《史记·秦本纪》记载造父因善御得到周穆王的赏赐：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括地志》也说：“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白马氐是氐人的一支，因奉白马为图腾而得名。其中反映的均是早期秦人生活的陇南一带多骏马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陇南礼县出土了两件家马鼎，其上铭文曰：“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九斤。”“天水家马鼎，容三升，并重十斤。”家马是秦官，其职责是给天子提供私用的马匹。班固《汉书》有：“太仆，秦官，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颜师古云：“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需，故谓之家马。”恰说明秦人生活的西汉水流域一带养马业非常发达，否则国家不会在此设养马官。畜牧业的发达还带动了这里的骡马交易，所以在陇南礼县盐官镇形成了西北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
二、从《蒹葭》看秦人早期生活环境
《诗经·秦风》中最引人注目、最令读者不解的是《蒹葭》一诗。人们不明白在彪悍好武的秦地何以会产生《蒹葭》这样柔媚深情，被王国维先生称之为最得“风人之旨”的言情诗篇。方玉润说：“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诗经原始》，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3页）而陈继揆和陈子展两位先生不仅注意到《蒹葭》一诗风格与《秦风》其他诗的不同，还指出了此诗呈现的地域特点。陈继揆《读风臆补》说：“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蒹葭》使读者想象到的情景是迷离缥缈的蓬莱仙境，是绿竹茵茵的江南水乡。陈子展在《诗三百解题》中说：“不错，我们不能确指其人其事。但觉《秦风》善言车马田猎，粗犷质直。忽有此神韵缥缈不可捉摸之作，好像带有象征的神秘的意味，不免使人惊异，耐人遐思。在《三百篇》中只有《汉广》和这首诗相仿佛。”(6)陈先生不仅注意到《蒹葭》与《秦风》中其他诗歌的不同，而且还注意它与产生于汉水流域的《周南·汉广》的相似。这种相似从表面看是诗歌风格的相似，深层却是二诗产生的地域在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上的接近。《蒹葭》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与人们通常对甘肃的理解和认识有很大差距。一说到西北，一说到甘肃，人们立刻想到的是干旱少雨、植被稀疏、漫漫黄沙。自然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有巨大影响。即使同一个诗人，作于西北的诗歌与作于江南的诗歌也常常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如唐代大诗人王维笔下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豪迈粗犷，也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清新灵动。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主要在于诗人所处的自然环境。那么，《蒹葭》为什么表现出浓郁的水乡泽国气象？假如我们对早期秦人活动的甘肃南部西汉水流域的地理和气候特征有所了解，答案就瞬间明了了。
《诗序》说：“蒹葭，刺襄公也。”言下之意，此诗作于秦襄公（公元前777—前766）时。彼时秦人尚未东迁，生活区域就在现今陇南一带。所以《蒹葭》表现的凄美迷离的秋晨美景就是西汉水流域水边秋色的写照。陇南地处秦巴山区，古属梁州，是甘肃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也是甘肃四大地理区域中唯一的南方地区。陇南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境内高山、河谷、丘陵、盆地交错，气候垂直分布，地域差异明显，既具南国之灵秀，又具北国之雄奇。作为早期秦人发祥地的西和、礼县、天水等地在气候与地貌上更是得天独厚，颇具江南风情。著名秦史研究专家祝中熹先生说：“以西邑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这一地带，又是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即今日西起大堡子山、东至祁山的永兴川。西和河（古建安水）由南而北与西汉水汇合，山川交错，河流纵横，地势开阔平坦，气候温润，物产丰饶，人烟稠密。”(7)了解了陇南的气候和地理特点，再来读《蒹葭》就不会诧异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陇南秀丽的山水孕育出的秦民族虽然好战，但那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和平时期，秦地儿女面对青山绿水、奇峰幽峡也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情深意长的一面，发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绝妙好辞。假如没有此般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景，诗人单凭想象，即使手握生花妙笔，也很难写出这么空灵优美的诗篇。
《兼葭》之外，从《秦风·车邻》所述“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及《晨风》所描写“山有苞栎，隰有六駮”(8)“山有苞棣，隰有树檖”也可以看出秦人早期生活环境的特点。阪指山坡，隰指湿地。漆指漆树，落叶乔木，大体生长在北纬25°～42°，东经95°～125°之间的山区。秦巴山地和云贵高原为漆树分布集中的地区。栗即栗树，桑指桑树，虽然我国南北广泛栽培，但以长江流域为多。苞栎即栎树，分布在北半球温和地区。在中国，陕西、四川是其产地。檖，落叶乔木，高可达10米，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河南等低海拔地区。从这些树木也可判断出早期秦人生活的西汉水流域气候接近陕南和西南地区。另，《小戎》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板屋指用木板做的屋。朱熹特别指出以板制屋是西戎的习俗。这样的习俗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地盛产各种树木。《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恰说明了这一点。屈原《九歌·国殇》有“带长剑兮挟长弓”。洪兴祖注《汉书·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为弓干。”都说明早期秦人的居住地植被丰富，林木众多。据统计，现今陇南有各类树种1100多种，有不少被列为国家级、省级保护的珍稀树种，如银杏、红豆杉、香樟、法国梧桐、油松、华山松、冷杉、桦柏等优质乔木。一些温带和亚热带植物如生漆、板栗、茶树、楠木、棕榈等也在这里生长。可见《秦风》相关诗篇的描写完全是对先秦时期这一地域自然条件的真实反映。
三、秦人好战与其早期生存环境的关系
今人一说到秦文化，首先想到的是好战。公允地说，好战非秦人本性，而是因其早期所处地域邻近西戎等少数民族，为了生存不得已而战，由此形成了好战之风。
从《史记·秦本纪》记载可以看出，秦人和西戎关系错综复杂，时好时坏。为了使强悍的西戎臣服，秦人曾与其通婚。但是借周室内乱，西戎反王室，灭了秦人的一支犬丘大骆之族。大骆是非子的父亲。周宣王即位后，授命非子的后代秦仲为大夫，诛讨西戎，却被西戎杀害。(9)其后，周宣王召见秦仲的五个儿子，交给他们七千兵卒，于是秦人与西戎展开了又一场激战，将其打败。秦人立国前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2004年，甘肃礼县考古发现与西北少数民族密切相关的寺洼文化遗址22处，它们与同一地区发现的周秦文化遗址既有各自的分布范围，又有彼此对峙、交错的地段，考古学界认为此即文献中与秦人敌对的戎人的遗存(10)，由此证实《史记》所言秦与戎或毗邻或部分混居之言不虚。张天恩先生形象地描写这一情景：
试想使用着两类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人群，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场景呢？当然不难想象这是一种对峙状的分布，或彼此进退，杀伐之声盈耳；或鸡犬之声相闻，而互不来往；或和平相处，互通有无。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基本已经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文化无疑。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11)
这种特殊的居住状况决定了秦人必须为生存而战，由此培育了秦文化鲜明的军事性和好战的特点。秦之好战从《诗经·秦风》可一睹其风貌。
《无衣》和《小戎》是《诗经·秦风》中描写征战的名篇。《小戎》中的女子对在前方与敌作战的丈夫思念心切，为此心烦意乱，辗转反侧。但她同时想到的又是丈夫出征时秦军威武雄壮的场面：战车列阵，兵强马壮，武器精良，置身于其中的丈夫英姿勃发。其中表现出的豪迈之情远远多于思念的忧伤。联系此诗写作背景，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女主人公虽然承受着剧烈的思念痛苦，却没有怨言、不憎恨战争的原因。《诗序》说得很清楚：“（《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对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夫人能闵其君子焉。”朱熹《诗集传》说：“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与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故其从役者之家人，先夸车甲之盛如此，而后及其私情。盖以义兴师，则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12)因为是对西戎的战争，因为关系到秦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诗中的妇人虽然饱受思念之苦，却无丝毫埋怨之情。
说到《秦风》中的战争诗，最典型、影响最大的还数《无衣》。班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有：“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山西”即陇山之西。秦汉时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13)之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加上上郡、西河，合称“六郡”，或是秦人生活居住的区域，或邻近秦人生活居住区，也就是秦文化的发祥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即出自《秦风·无衣》。《毛传》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而不与民同欲焉。”但是在解释第一章时却又说：“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前后矛盾显而易见。拿毛氏对《小戎》主题的阐发做对比，这一矛盾就更加明显了。于是，宋代朱熹《诗集传》对《无衣》进行了全新解读：“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之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把《无衣》的主题由“刺”——讽刺国君好战，转而为“美”——称赞士卒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结合同为表现战争的《小戎》，我们可以断定朱熹说更切合诗意。《无衣》巧妙选取“共衣”这样一个角度表现士卒们齐心协力、保卫家园的决心，使全诗洋溢着昂扬的斗志。一般来说，如不是为了保卫家园，士卒很难有如此高涨的士气。
《无衣》和《小戎》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秦风》中的《车邻》和《晨风》对秦土多战争的含蓄反映。
《车邻》主旨，众说纷纭。诸种描述中，认为《车邻》是对享乐生活的歌咏这一观点虽然后出，却平实且贴近诗歌本意。如高亨《诗经今注》说“这（《车邻》）是贵族妇人所作的诗，咏唱他们夫妻的享乐生活”。把《车邻》主旨从前人所说的写君或君臣转到夫妻家庭生活方面。但是高亨先生说得过于简略、笼统，没有交代首章妇人“未见君子”的原因何在。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的解释弥补了这一欠缺：“妇人喜见其征夫回还时欢乐之词。”此说甚得诗歌要意。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把《车邻》《驷驖》《小戎》和《无衣》归为一类：“皆言车马田狩之事。”那么“车马田狩之事”具体指什么？“田狩”即狩猎，是古代练兵的一种方式，因此从宏观角度说田狩诗可以归入战争诗。姚际恒《诗经通论》有言：“此篇（《驷驖》）言平时讲武完备整暇，见在我为习练之师。惟其豫习平时，故临敌勇往，是《驷驖》正《小戎》之张本也。”此说道出田狩诗与战争诗的关系。“车马”在《诗经》时代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充当交通工具，另一种是作战车战马。班固既然提到了《无衣》《小戎》这两首著名的战争诗，那么这里的车马一定指战车战马。由此可知他所说的“车马田狩之事”就指战事。《车邻》全诗找不出一点儿田狩的迹象，显然与《驷驖》不类，因此，依班固所言，它应该与《无衣》《小戎》相同，属战争诗。
通过分析《车邻》的诗句，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是一首反映秦土多战争的诗歌。朱熹《诗集传》解释“邻邻”：“众车之声。”“邻邻”通“辚辚”。假如是一两辆，两三辆车是难以用“邻邻”形容的。所以认为说此诗描写朋友到访，表达了友人相聚之乐显然说不通。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有众多车马集聚到一起？在《诗经》时代一般来说只有两个场合，一是出征，二是凯旋。而从《车邻》表现的喜悦之情判断，应该是写将士凯旋。“有马白颠”句通过马匹的与众不同突出女子思念的男子独出于众。“寺人”即侍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寺人者，即侍人之省，非谓《周礼》寺人之官也。”高亨《诗经今注》释“寺人”为官名：“寺读为侍，侍候王侯贵族的人。”所以“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是说女子急切地希望见到胜利归来的丈夫，但是一时见不到，只能等待丈夫身边近侍的通报。此句再次强调女子的丈夫不是一般士卒，而是秦军将领。二、三章写女子终于与夫君相见，喜悦之情难以按捺，夫妻二人“并坐鼓瑟”“并坐鼓簧”。打仗必有伤亡。女子的丈夫能够平安归来，夫妻相见感慨万分，因此发出“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的慨叹。那种经历了生死离别后再次相聚产生的巨大喜悦溢于言表。战争的残酷也使他们认识到相聚不易、欢乐难得，因此要抓住眼前机会尽情享受。所以蓝菊荪先生《诗经国风今译》认为《车邻》主旨是“妇人喜见其征夫回还”(14)，非常正确。牛运震《诗志》评《车邻》说：“莽莽草草，写出古风霸气。读其诗，可以知其俗。读此篇，简易之风、悲壮之气俱见。”(15)牛运震作为清代评点《诗经》的著名学者，在人生经历上与其他评点者不同的是曾长期为官秦地（在现今的甘肃天水和徽县做过县令），对秦地风土人情有着深切体察，这是他理解品评《秦风》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特点体现在《车邻》一诗上就是他对此诗主旨的把握贴切而精准。“莽莽草草，写出古风霸气”指诗的第一章短短数句就写出了秦军凯旋的盛大场面、昂扬的士气，展现了战车涌动、战马嘶鸣、战将意气风发的景象。“读其诗，可知其俗”意即通过读《车邻》可了解秦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战以及秦土多战争的特点。“简易之风、悲壮之气”显然指《车邻》第二、三章表现出的秦人坦率开朗的性情和那种经过战争洗礼后对生死的豁达认识。重逢、美酒、音乐本是欢乐的元素，但是面对无常的生命，欢乐背后是难掩的悲伤。悲至极致，又化而为及时行乐的潇洒。
《晨风》的主旨亦多种。朱熹的“妇女念其君子”之说影响较大。他在《诗集传》中言：“妇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风，则归于郁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见君子，而忧心钦钦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朱熹明言女子是因为丈夫不在，故而看到归林的晨风鸟而起忧思之情。又因忧思而生埋怨，“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女子的丈夫为什么不在，朱熹没有解释。从诗歌表现出的浓郁思念之情来看，应该是夫妻暂时离别。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也说：“（《晨风》）丈夫在外，其妻思之。”我们再继续追寻下去：夫妻为什么离别？在《诗经》时代，要么是男子出差役，要么去打仗。结合秦地多战争的特点和《晨风》内容，此诗所述夫妻离别的原因应是女子的丈夫上了战场。《晨风》诗凡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方法表达忧思之深：“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未见君子，忧心靡乐。”“未见君子，忧心如醉。”谢枋得《诗传注疏》说：“始曰钦钦，中曰靡乐，终曰如醉，一节深一节。”“未见君子”之后紧跟忧愁的描写，这种句式在《诗经》中出现十次，除《晨风》三次外，其他七次下文均有“既见君子”之乐。另外，《诗经》中还有十六次写到“既见君子”之乐，而无“未见君子”之忧的诗篇。只写“未见君子”之忧而无“既见君子”之乐的仅《晨风》一篇。这种写作上的独特情形，加之对忧伤一层深过一层的描写，说明诗中女子面对的不是出差役这种寻常的分别，她的丈夫是出征打仗。此去生死未卜，所以她无尽思念，深深担忧，思念、担忧至极时不免淡淡埋怨。朱熹特别强调“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一句“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扊扅之歌》写秦相百里奚在虞灭亡后，流离失所，后被识才的秦穆公拜为相。百里奚发达后，一日在府中举办宴席，千里寻夫的百里奚之妻扮作洗衣女佣为众宾客操琴抚弦而奏，唱道：“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贵，忘我为！”百里奚听后大为惊讶，仔细询问，方知是失散的妻子，于是夫妻团圆。导致百里奚与其妻分离的原因是战争。虞君不听百里奚之言，贪图晋国之宝，致使虞君和百里奚被俘，虞国灭，百里奚被迫逃亡，因而与妻离散。朱熹认为《扊扅之歌》中百里奚妻对丈夫的思念和埋怨与《晨风》中女子相同，而且说这是秦俗。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句话。为什么《晨风》与《扊扅之歌》所述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埋怨被朱熹视为秦俗？把《晨风》中女子的忧思与秦地频繁爆发的与周边西戎族的战争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早期秦人在与西戎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秦仲被杀，世父被俘，于此可以想见普通将领和士卒在战争中的境况只会更危险。男子在疆场上拼杀，他们的妻子在家既担心他们的安全，又因思念而生忧伤，所谓“忧心钦钦”“忧心靡乐”“忧心如醉”即是。时间久了，难免因思念之痛、担心之重而产生些微埋怨，认为丈夫“忘我实多”！战争频仍，被思念与担忧裹胁的女子就多，以至成为秦地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诗中的女子只有“未见君子”之忧，无“既见君子”之乐。
有学者认为，“甘肃东部周秦遗址的出现是伴随着军事征服与人口迁徙而实现的，秦人进入西汉水上游地区具有军事殖民性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表明，先周文化晚期和西周早期，周、秦文化已经先后进入甘肃东部的牛头河流域和西汉水流域。而这种进入，是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张，在对戎人征伐的过程中实现的”(16)，这就决定了秦人在其发展中必须重视军事，好战是早期秦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它关系到生存。周人在其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是他们没想到，由他们一手培养出的好战的秦人，最终埋葬了周王朝。秦人后来虽然东移至今陕西，但他们在甘肃西汉水流域形成的早期文化特点一直伴随着他们。因为那是秦文化的根柢。于此可见甘肃对秦文化的影响。
其后，这种军事性与商鞅变法的奖励军功不谋而和，因而造就了战国时期秦兵闻战而喜的好战风格，使得在农耕文明、礼乐文化熏陶下的六国面对秦的大力进攻，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最终土崩瓦解，被秦国统一。
(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6页。
(2) [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8页。
(3) 关于“雕题”与氐族的关系，详见赵逵夫：《古代神话与民族史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4)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8页。
(5)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页。
(6) 转引自赵逵夫注：《诗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第146页。
(7) 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8) 《毛传》：“駮如马”。《疏》陆机云：“駮马，梓榆也。其树皮青白驳荦，遥视似駮马，故谓之駮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兽。”宋沈括《梦溪补笔谈·辩证》：“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按，驳、駮同）今人潘富俊认为“駮”是鹿皮斑木姜子，常绿乔木，分布于河南、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低海拔阔叶林中。见《诗经植物图鉴》，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81页。
(9)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6页。
(10) 王辉：《寻找秦人之前的秦人——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发掘记》，《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11) 张天恩：《甘肃礼县秦文化调查的一些认识》，《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12) [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6页。
(13)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2页。
(14) 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页。
(15) 聂石樵、李山：《诗经新注》，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36页。
(16) 王志友：《考古材料所见早期秦文化的军事性》，《兰州学刊》，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