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

传统中国所谓帝王专制的政治制度与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实际成立于战国时代。不过当时的列国局面，使专制好似并不专制，使社会好似仍无定型，经过了秦与西汉二百年的大一统之局，战国时代已经成熟的一切才完全表面化，呈显一般所公认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政治社会形态。在此之前，穿过春秋时代，有殷商西周五六百年的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有两个大的阶级。权利阶级称士或士族。士受封土或爵禄，称贵。所以贵人是士族阶级中积极参加政治的一部分。贵是政治的名词，士是社会的名词。若撇开政治地位不谈，由天子以至一般士子，大家都是士，甚至可说都是平等的。《仪礼·士冠礼》讲得最透彻：“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但只有士才可贵可贱，平民永是贱的。士都有贵的机会，至少可说都有贵的资格。与士族相对的平民阶级，称庶人，黎民，或黎庶，分而言之，又称“农商工贾”。工与商贾占庶人中的一小部分，多数的庶人都是农夫。农夫都是佃奴，附属于田地，不能自由离开，须世代地为士族农耕，士族也不能随意剥夺他们农耕的权利。

介乎这个阶级严明的封建时代与阶级不明的传统中国之间的，有春秋时代。就政治社会制度的根本上言，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上一个大的过渡时代。此时士族仍为政治社会的重心，政治仍操在士族之手。但士族至此已失去西周以上自立自主的地位，列国内部已经统一，现在士族是在国君的笼罩之下当政。士族阶级的发展，由礼制方面言，达到成熟的阶段，“君子”的观念发展完成，成为一种富有内容的理想。但同时士族阶级的衰微也由春秋时代开始。宗法制度是士族社会的基础，至此渐趋破坏。平民也渐兴起，平民有的起而为士，士族也有的降为平民。工商业兴盛，平民中出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即或未能干政，在社会上已成了不可忽视的一种新兴势力。最晚到春秋末期，平民中已有人出来议政，而特权的士族不敢随意干涉或禁止。

（一）世卿

世卿的制度，就是少数士族之家世世代代为大贵族并操国政的制度，在封建时代就已成立。例如王畿之内自周初就有周公召公，世传不绝；春秋初年齐国即有高氏，也是西周时传下的世卿之家。世卿之家的子弟得为高官，但并非必为高官或每个子弟都为高官。西周时代“世官”的制度恐怕非常流行，父为司徒，子子孙孙往往袭职。郑桓公为王室的司徒，子武公袭职，后来又升任卿士。武公子庄公为卿士。这个西周末东周初的例子，大概可以代表西周时代一般的情形。春秋时代，国君统一列国，不愿士族享受“世官”的权利。齐桓公在葵丘之会的盟书中规定“士无世官”，禁止官位的当然世袭，“官事无摄”，不准大士族之家兼职揽权，“取士必得”，就是封官必须“得”人，“得”的标准当然操在国君之手。前此士族，尤其世卿之家，可以把持全国的政治，现在国君大致统一全国，国君靠世卿与一般士族帮助他维持国运，世卿与士族由国君得官得权。但现在官位的支配权操在国君之手，不再似封建时代官位的当然世袭或多数世袭。到春秋时代只有卿子弟才能为高官的制度，是西周时代世官制度的仅余的痕迹。

世卿的制度各国不同。晋国自献公屠杀公族后，世卿中没有近亲的公族，远族的姬姓也只有韩魏二氏，其他的世卿似乎都是异姓。但晋国地势多山，利于割据，所以世卿特别发达，势力也特别的大。鲁国最为保守，宗法制度盛行，所以世卿都是公族。在春秋时，出于桓公的三家，所谓三桓，地位特别重要，其中季孙氏尤强。其他的鲁国世卿也都是公族出身。楚国也重用公族与公子，但有罪必诛，权势不似鲁国三桓的强大。其他各国大概都不出以上三类，或为三者的斟酌损益之制。只秦国的情形无考。春秋时代秦与中原的关系，至少在文化上仍然不深，所以《国语》《左传》以中原为重心的作品对秦国的内情都少提到。

春秋时代政治已甚繁复，官位甚多。一般的士族子弟只能占有政治上的次要地位与下层地位。较高的地位多由世卿之家的子弟包揽。执政的首相之位，尤非普通士族所能企望，春秋各国的首相都是由公子或世卿担任。

（二）君子观念

“君子”为士族阶级男子的尊称，本是纯阶级的名词。但在封建时代恐怕就已有许多伦理的与理想的意义渐渐渗入其中。进到春秋，理想的君子观念发展到极点，有许多士族子弟也极力想要达到理想的标准。周代传下的六艺教育仍旧，但至此这只能说是士族子弟最起码的训练。六艺之外，此时又增添各种比较高深与专门的科目，至少一部分士族子弟是要学习的。第一种流行的科目是“春秋”，就是本国的历史，是各国史官所修的官史。第二种新的科目称“世”，就是天下各国的通史，也为士族子弟所习。两种历史，除供给史实的知识外，又有以过去的事实作为劝戒的作用。第三，“诗”是古代与当时诗品的选集，选本甚多，最后才标准化为传到后世的三百篇。政治活动与外交折冲常须赋诗，所赋的都是古诗，所以诗教是政治教育的一种必修科目。第四，“令”是国家的官法时令，《国语·周语》中提到夏令，先王之令，周之秩官，都属此类，性质近乎宪法与法律的研究。第五，“语”是古人的名言嘉句，战国时代传到后世的《国语》仍有此种意味，等于一种实行的伦理学。第六，“故志”或“前志”是私人的作品，是半历史半哲学的文字，所讲的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左传》《国语》中所屡次引到的史佚之志属于此类。第七，“训典”是《尚书》类，乃天子诸侯或卿士的正式训词或记事的档案，或后人附会的此种作品，传到后世的《尚书》中有《尧典》 ，佚书有伊训与高宗之训，古代所传的三坟五典大概都属此类。

以上这一切的科目，王侯的子弟或世卿的子弟都有专请的师傅在家教授。另外，学校的内容大概也渐充实，除六艺外，至少这些新科目中的一部分成为多数学校的教课，凡士族子弟想要成为理想的君子的，都可入学受教。

教育的目的是训练理想的君子，君子的人格，据当时的一种说法，应当合乎下列的十二条标准：

（1）忠—“明施舍以导之忠”。

（2）信—“明久长以导之信”。

（3）义—“明度量以导之义”。

（4）礼—“明等级以导之礼”。

（5）孝—“明恭俭以导之孝”。

（6）事—“明敬戒以导之事”。

（7）仁—“明慈爱以导之仁”。

（8）文—“明昭利以导之文”。

（9）武—“明除害以导之武”。

（10）罚—“明精意以导之罚”。

（11）赏—“明正德以导之赏”。

（12）临—“明齐肃以导之临”。

君子的人格在理论上应当完善无缺，所以因“悦礼乐而敦诗书”而得将中军，就是作晋国的首相。由《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我们可与上列十二条的理想标准对照，知道春秋时代君子人格具体表现的大概。例如君子当知识丰富，一事不知也是君子之耻。第二，“士可杀，不可辱”。士大夫有罪，多自杀，不待国君或国法的制裁。如果自认有罪，君虽不加责备，君子也往往自罚或自戮。君子受辱必报，但如受君上的诬枉，义不得报，就自杀以示抗议。第三，忠於君命，从一而终，也是君子行为的一个标准。已受君命，必须将使命完成，否则死于君命。此外对朋友，对他人，也要言而有信。第四，君子勇而不鲁，粗野的蛮勇是可鄙的; 君子绝不畏死，但也不似野人的横冲直撞。第五，君子善于辞令，在国内，尤其在国外，须能应对如流，不辱君国。第六，君子绝不自矜，一个人尽可文武全才，但不骄傲，也不在不适宜的场合显示本领。第七，君子必须有礼。古诗中所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可代表理想君子的最高行为标准。其他即或皆合标准，如果没有礼法作为陪衬，一切皆属枉然。君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须处处合节，方是春秋时人所佩服的标准男子。

（三）士族之渐衰

历史上向来没有能够维持永久的权利阶级。撇开一切其他的问题不谈，生物学上的自然趋势就是无可飞渡的难关。权利阶级生活优裕，人口增加率必定高于社会的平均标准。最后多数的士族子弟必定也无土地，也无官位，实际与庶人无异。粥少僧多，争夺必烈，失败者往往降为庶人，甚至堕为奴隶。春秋时代此种例证甚多。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的庆封灭崔氏，“尽俘其家”，世卿之家的士女一时间都堕为奴婢。昭公三年，追述晋国的情形：“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据《国语·晋语九》，晋国的范与中行二氏失败后，族人逃往齐图，降为平民。昭公三十三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所谓夏商周三代的子孙到春秋时代也多已成为庶人。

到春秋时代，连未降级的士族子弟也多有贫贱不堪，非刻苦求禄不可的。《左传》宣公二年，追述赵宣子田猎时遇到灵辄的故事，讲到灵辄在外求学三年，自己几乎饿死，同时也不知母亲是否仍然在堂。这种贫苦的士子，在当时恐怕并不是例外的。

在士族趋于衰微的春秋时代，士族所依赖的宗法制度与大家族制度也渐渐不能维持。大家族制度是士族阶级与封建社会的基础，主要的象征有二：一为婚礼与严明的嫡庶分别，一为三年丧与丧服制度。这些制度本身无大关系，但它们是大家族与封建社会维系的绳索，一经松解后，整个的封建机构与士族团体就随着倾倒了。齐桓公召聚葵丘之会，盟约中明载混乱嫡庶的禁条“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前不久周惠王曾想废太子而立庶子，葵丘的约条虽直接对此而发，但春秋时代废嫡立庶或以妾为妻的事相当普遍。这也是士族阶级中纷争日多、混乱日甚的一种表现。三年丧的制度，据《孟子》的记载，保守的鲁国就早已不行此礼。孟子虽未明言三年丧由何时废弃，但由春秋末年孔子的极力提倡，正可看出三年丧早已不为一般人所遵守。天下通行而毫无问题的事，是不需任何人提倡的。“三年丧”一词是只就守丧的极期而言，族中每死一人，少数人守丧三年，其他按血统远近，守丧九月，五月，三月不等。封建的基础在家族，庞大家族的基础在礼制，最足表示礼制精神的就是远近分明的三年丧制。三年丧的废弃，象征整个封建社会趋于破裂。

（四）平民之渐兴

士族之衰与平民之兴是一种变化的两个方面。春秋时代少数庶人升为士族；平民出身的工商阶级势力渐大，由侧面开始参政；士庶趋于不分之后，士庶的生活标准与生活方式也渐混淆。这三种发展，都象征庶民开始得势。

管仲变法的齐国是最早允许平民的子弟进入士伍的。管仲规定，凡农家出身的优秀份子皆可为“士”。“士”在当时有两种含义：一是“兵”，一是“特权阶级”，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封建时代只有特权阶级能当兵，所以“士”字既可解为“特权阶级”，也可解为“兵”。正式进入国家军队的人，无论出身如何，当然就成为特权阶级。齐国以外的情形无考，但大概有同样的发展。然而在春秋末期之前，此种情形恐怕仍属例外，各国的士族仍多为殷周时代传下的旧族，世卿阶级没有例外的全为旧族。

工商业在封建晚期必已开始发达。平王东迁，西周之地的商人有的随迁，许多都随郑武公到东方建设新的郑国。进到春秋，商业愈盛，至少中原一带，尤其郑国，有少数富商活动的范围已遍天下。僖公三十二年，秦师袭郑，适逢郑商弦高奚施二人将往周畿经商，路遇秦师，遂矫郑君的命劳师。一面奚施回国告警，一面由弦高冒充使臣。能够摆出使臣的架子，随从的人必多，商业的规模相当大。犒师时，辞令得体，举止自然，使秦人不能看出破绽，证明商人的知识程度甚高，对士族的礼制也甚熟习。此外，弦高奚施的行为并可证明商人已有爱国的思想，对于国事的热心已不是士族所专有。

《左传》成公三年，追述晋卿荀在楚的故事。荀在楚为战俘，一个郑国的商人暗中谋将荀救回晋国，事未成熟而楚已将荀释归。后来郑商到晋活动，荀把他当恩人看待。但郑商不肯无功受禄，赶快离晋往齐。此事证明国际商人的活动并不限于两国之间，此商由郑而楚，由楚而晋，最后由晋而齐，已经走遍当时天下的大半。同时我们又可看出，商人也有士族的道义观念，并不专以利为事，无功不愿受赏。

商贾的地位并且受有国家的保障。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聘郑，要强向一个郑商购买宝环，郑商不欲出卖，宣子请郑国的执政子产代为设法，子产不肯，并说明郑国的政府自从随平王东迁之后就与商人立有誓约，政府绝不向商人强制购买。

大商贾并不限于郑国，晋国首都所在的绛也有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以富埒王侯。其他各国也必有同样的富商大贾。但这些人尽管阔绰，却“无寻尺之禄”，在政治上仍无地位，春秋时代的政治大体仍操在士族之手。

平民在法律上虽无政权，但于社会上的地位提高后，很自然地也要干政。孔子曾经愤慨地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最晚到春秋末期庶人议政的已经很多。但此种风气的开始，恐怕早在孔子之前。并且议政的当然不限于平民。据《左传》的记载，郑国的人常到乡校谈论国事，似乎是士庶都有。此段记载，在襄公三十一年，其时孔子方十岁，可见议政的现象来源甚远。据《左传》的语气，乡校议政并非方才发生的事，而是已有相当时期历史的一种风气。

平民中一部富庶之后，封建时代士庶之间日常生活的贵贱之分必定难以维持。衣服文绣，每日肉食，是士族的特权。布衣素食，是平民的本分。但富商大贾在生活习惯上要摹仿士族，是很自然的事，国家虽想禁止，也难生效。子产主持郑国，规定“上下有服”，衣裳的制度要恢复旧日的上下之分。郑国的人当初对此极力反对，后来子产的政策虽然相当的成功，但这种成功恐怕也是暂时的。饮食为各人家中的私事，更难管理，所以子产根本未曾规定。

一部平民的生活豪侈，同时许多士族之家的生活反倒趋于寒酸。季文子历相二君，为鲁上卿，衣食节俭，“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有人劝他不必如此自苦，文子说：“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所谓“国人”，就是鲁国首都曲阜城中的人。首都中的人虽不见得都是士族，但士族必甚多。并且平民当然“食粗衣恶”，不足为奇，季文子所谓衣食甚苦的父兄必指鲁国士族中的贫苦长老而言。

（五）大革命的开始

春秋时代已不是纯粹的封建时代，但封建的士族阶级仍然存在。上面所举的各种社会变化，象征半封建的春秋制度到后来也不能维待。彻底的革命是春秋末战国初的事，上列的变化是大革命将要来临的征兆。

春秋时代工商阶级势力日大，到末期政治社会渐趋混乱，各派竞争时必不免有人援引工商为同党，工商阶级也自动地想乘机参政。此种经过，可惜记载简略，只关于周室的王子朝之乱有较易捉摸的痕迹。周景王（公元前544—前520年）崩，太子猛立，为悼王，不久又崩，弟立，为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王子朝争位作乱，同党的人除近族的子弟外，尚有旧日因故丧失职位的失意百工。王室本来养有许多工人，在法律上为佃奴，此种工人繁衍之后，有人不免失业，成了现成的捣乱份子。百工的势力甚大，人数必定很多，可能也有未失业的百工加入，所以王党也极力拉拢，与他们定盟，强求他们背叛子朝。不久百工又反复，仍与子朝同乱。公元前518年晋遣使到王城问明周乱的曲直，召聚民众大会，请公意表决。看当时的情形，所召的不只士族，平民百工也在内。民众大会拥护敬王，盟主的晋国于是也决定承认敬王。到公元前516年晋败王子朝，乱平。但王城中子朝的余党仍多，须靠诸侯派兵戍守，敬王方能安于其位。公元前509年晋率诸侯重修规模较小或已残破的成周，请敬王迁都，诸侯的戍卒始得归国。

子朝之乱，因记载不详，意义不甚清楚，但平民参加春秋末期的内乱，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公元前470年卫乱，也有匠人参加，许多工匠没有兵器，以斫木所用的刀当为兵器。一般平民，尤其是工商人，参加各国的内乱，在春秋末战国初大概是很普遍的事。可惜关于这个时期，前后一百年间，史料非常缺乏，不知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千古湮没，不知多少轰轰烈烈的人物名氏无存。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最后的结果：到历史的局面又比较清楚的时候，以血统为标准的士阶级已不存在，天下各国的人民在法律上已都是平等的国民，若再有高下的分别，那只是职业的不同与身份的差异了。在根本上，这已就是我们后日所熟知的士农工商的所谓四民社会。

政治与社会相辅而行；社会既变，政治必变。春秋时代，各国国君虽然统一境内，大权虽已在握，但因一切行政必须经由士族出身的官吏之手，政府高位必须由世卿之家的子弟占有，士族与世卿对于君权有形无形间是一个很大的牵制力量，春秋时代的诸侯绝不是专制独裁的国君。士族推翻，四民的社会成立，全民平等之后，“平等”的含意或者很多，但在实际政治上，一个重大含意就是全民在国君前一律平等，平等地受国君地统治。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君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制独裁的国君。秦始皇帝统一天下后的种种设施，并无新奇，在根本上是战国时代已经成熟的现成制度。

（原载《社会科学》 1947年4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