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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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都经历了反思与批判，进行了重新评价。为的是走出困境，寻找新的道路。面对新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新的文学思想的涌现，以及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旧有的文学史观念需要修正，对原有的文学史的写作，也必须进行反思。

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大体公认的文学经典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文学史界就掀起了对现代文学再评价的热潮，过去的那种以政治倾向为原则的文学史编写原则，普遍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不断读到重写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种主张。

重写文学史，意味着重新评价以往公认的那些文学经典：或者对原来被认可的经典维持现状，或者进行升级、贬低或删除，或者把那些被读者广泛阅读的、新出现的畅销书奉为经典，等等。相应地，在现代作家再评价方面，以往那些文学成就卓著、名声显赫、但被视为由于政治原因而抬高了的作家，常常受到了降格处理，排行榜上甚至不见了他们的踪影；过去投降日寇、政治上严重失节的一些作家，其著作因文采斐然、富有韵致，而被视为怠慢了的经典，由国家出版社大量刊印，并得到一些人的推崇。与此同时，同样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一些评价偏低或未曾提及、备受冷落的作家，现在一经“高人”点拨，立时红得发紫，一下子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并同新的武侠小说领袖人物一起，光荣地登上了前十名排行榜。这样，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就成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有关经典解构与重构的相当长时间的讨论中，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观点：文学经典的产生，是被过去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操控的，所以现在解构、重构经典，就必须摆脱它们的影响，建立文学经典自身的准则，驱除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因素。文学史编写也是如此。这似乎讲得很对。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一些现当代文学史来看，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要说已经脱离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操控，似乎难以使人相信。问题在于，这些文学史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经典与准则，也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即为替代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消解过去的文化操控，而建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权）的产物而已。话语权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它随形势而不断消长。这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编写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或者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者由于商业实利的需要，在自立的纯粹的文学准则名义下，一夜之间可以把某个作家的作品，抬到经典的位置，而不顾其品格、人格与国格；也可以把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一笔勾销。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或一种文化权力的导向。

在今天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自然可以成为消闲、玩乐之物，乃至参与目下“娱乐至死”的狂欢、快乐活动，但要说到文学经典，那么，它们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类作品，本身自然必须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作为文学中审美创新与新的形式的发现，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它们应当具有意识到的较大深度的历史内容，蕴涵较大的社会意义；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蕴的具体的描写中——不管其描写方式如何，它们应是表现了最具人性的东西，具有属于全人类的、未来的成分，以及在“自律”与“他律”张力之间维持高度紧张的因素，并能进入“长远历史”而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经典大致和人文科学其他部门的经典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自应高度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培养新的“审美的人”，以利于促进并维系民族长期的生存与发展。

文学经典实际上不可能会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地产生。自然也就更不会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一不小心便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但是，今天的写家何其多，文学的“经典”也就何其多！不少出版商为物质利益所驱使，把不少文化泡沫标以“经典”叫卖，使得“经典”遍地泛滥；还有一些人，本身缺少创新精神，却以平庸的见解，戏说经典、反说经典、亵渎经典、解构经典，使得这些文学经典中原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被消解得无影无踪，而只为从出版商那里，分享一份高额收入，并讨得读者一笑！

吴子林博士将其书稿《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送我，并要我为它写一序言。我阅读后，十分愿意谈谈我的感想。《经典再生产》的意图是，探讨三百多年前金圣叹通过自己的评点，如何将《水浒传》推上文学经典的地位。看来作者并不想以古论古，而是一开始就将金圣叹的评点，置于“经典再生产”的位置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觉的理论支点的起点，一个很有意义的起点。

《水浒传》在民间传诵已久，毁誉不一。但金圣叹却给予了它以高度评价，并且竟然将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等置于同一地位。这在明末清初时代的文化氛围中，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显示了旧的文化体制与思想走向解体以及新的启蒙理性应运而生的巨大冲击力。《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历史上大体上已有定论，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要使《水浒传》与上述宏篇巨构比肩而立，就必须进行全新的阐释：第一，必须阐明何以这种原本不能登入大雅之堂的小说文体，能够成为以《庄子》、《离骚》等为传统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原有的文学传统获得更新；这种小说文体如何拆除文学语言的鸿沟，揭示白话的巨大魅力。第二，需要阐明小说自身的、高度的艺术价值，如何能够在整个文学的潮流中，显示创新活力，引领文学潮流。第三，必须阐明金圣叹评点的这种批评形式的创新特征。可见，经典的生成不是速成的，还要具有宏大的理论魄力的批评家们强有力的推动。也许，文学经典的生成，在电子化时代的今天，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经典再生产》作者在《导言》中说：“更新理论思维的方式，实现既有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是推动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准确估价金圣叹小说评点价值的关键。”并同时认为，应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与作者的“对话”、交流中完成。我以为这一出发点，不仅适用于讨论金圣叹及其评点，而且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即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原有的话语评价范式，从而使自己的阐释获得新质，有所更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应该说，《经典再生产》的作者自身，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吴子林博士在这部书稿中，运用了文化透视的方法，深入与之相关的诸多文化现象，从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发现时代的征候，并从地域文化的探讨中，导出“才子文化”的建构及其核心观念，阐明金圣叹作为批评家的独到见解及其远见卓识，批评个性及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描述金圣叹式的评点的产生及其话语系统。我还发现作者把细读法移用于理论阅读，来解读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他从细读中，归纳出了“形式批评”、“政治批评”，并与西方的理论相互比照，贯以通过批评家的阅读、评价而参与经典再创造的接受美学思想。运用多种新的批评范式，来解读金圣叹及其评点，不仅使人看到了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金圣叹，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金圣叹是如何发现《水浒传》新的巨大的潜在艺术价值，也即堪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相提并论的学理，从而使得金圣叹本人的著作，也大放异彩。三百多年前的金圣叹的评点，在对于小说的细读上，在对于小说语言多层次的细致分析与标榜上，在由独特的话语中发现作品的多重涵义与思想的批判上，在对于小说人物塑造的要求与对于小说创作的章法、结构的整体评价的认识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式的、宏大的叙事理论。它在见解的独到、细致、深刻方面，与我们现当代不少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方法，竟是如此的接近与契合。这真使我们深为惊叹！

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推动了我国小说的“合法化”，文学的白话化、平民化，预见到了我国现代文学兴起的先兆；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新文学运动兴起的理论先声。

对于金圣叹的复杂的思想分析，吴子林博士运用了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探索，可自成一说；如果能够同时辅之以两种文化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许更会增添理论的雄辩力。

《经典再生产》站在一个独特的起点上，在沟通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外国文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它以多种新的角度入手，发掘了古代文学理论中活着的东西与具有现代价值的成分；它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经验。

吴子林博士的理论探索，很富新意，令人欣慰。是为序。

2006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