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救赎的新方法

一、救赎的力量： “生产—分配”理论

传统救赎之道似乎始终局限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思路上。然而，我们发现这个思路对于解释福利国家危机及其解决办法，并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打破这个传统思路。

本书认为应当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两个维度来理解西方福利国家救赎的实质。其市场化或私有化改革绝大多数只发生在生产系统，而在其分配系统中，市场化或私有化不仅没有明显推进，政府反而扮演着比改革之前更加积极的角色，改革进程呈现了一种混合态势。换言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只有把政府和市场关系放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多维结构中理解，它们的这种关系调整才具有分析意义。我们对福利国家救赎之道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市场是如何扩张和运转的，还应探究政府是如何在生产和社会中扮演应有的角色的。否则，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分析就是缘木求鱼，对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理解就只能是停留在腠理而不能深入脊髓。事实上，无论是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市场化或私有化，还是代表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混合衍生品的“第三条道路”，以及看似由此产生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都不能全面把握西方福利国家救赎的实质。诚然，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采取了一些自由主义路径的政策和措施，但这并不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简单调整；西方福利国家在90年代中期之后采取的国家和社会相结合的折中方案，也绝非只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杂糅。我们把西方福利国家自我救赎的过程简单化和固定化，盖因我们受限于这一分析思维和框架。如果我们跳出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维论，则有可能发现不同的图景。

本书的方法论核心要旨是：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为视角，从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两个方面来探讨福利国家的危机和自我救赎之道。

生产系统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调整分为两个层面：内核调整和外部链接。

内核调整主要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上，或更近一步，体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自由市场中心模式，如美国、英国等具有以英格兰历史文化为宗的英联邦国家；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如日本、法国等国家；社会统合主义模式，如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1]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模式。^[2]但总体划分类型相似，即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坐标轴，按照对国家和社会的权重程度和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程度来进行模式划分。按照这种研究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企业私有化改革，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流动；在企业融资方面也进行市场化改革，更加强调金融市场融资手段而非银行融资手段^[3]；在原料供给、销售渠道等方面，政府放松管制，确保以价格机制协调为主导；企业间关系也大多恢复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出现了一种趋同性（convergence），体现在协作市场经济模式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靠拢。^[4]总之，在国内层面，政府进一步退出市场，小政府大市场的局面在这一维度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加强。

外部链接主要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上，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被全球化打破。在资本主义内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建立了体现美国体系的嵌入性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5]，即强调全球自由市场要建立在保护本国贸易的前提之下，突出国际自由市场和国内贸易发展的均衡，以及限制资本流动，政府应运用关税、补贴等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劳动分工和减少关税壁垒等措施逐步瓦解了之前的具有国家性特质的嵌入性自由主义体系，各国的政府角色权重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有所降低，市场化趋同性明显加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欧洲货币的统一都是全球化特征的局部反映。

然而在分配系统方面，资本主义体系则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19世纪末俾斯麦在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准社会保障体制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在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大本营、以拉斯基为代表的费边主义影响下，依据《贝弗里奇报告》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其他OECD国家也受该思潮影响，在50年代到70年代大力发展公共福利，为社会边缘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逐步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网。一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石油危机、经济滞胀和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压力下，资本主义体系内各国政府财政濒于崩溃，故而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或私有化改革，大力削减福利开支，收缩政府职能，以图维护其正常运转。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在分配系统领域进行了市场化或类市场化的福利改革，但其改革实质却并非市场化。相反，资本主义体系中各福利国家的政府角色总体上在扩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表现为福利的调适，而不是福利的紧缩。^[6]80年代美国和英国保守主义者期望减少国家干预和削减公共支出的政策结果并未实现，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保罗·皮尔逊（PaulPierson）就此进行解释。他用斯考切波的历史制度主义框架，把原因归结为福利国家的制度特点和路径依赖，由此导致紧缩难以实现。政治紧缩的逻辑不同于福利扩张的逻辑，民主制决定了福利的缩减只能是渐变的和悄然的。因此，福利国家的新政治更意味着调适（recalibration）而不是紧缩（retrenchment），从而使得当前的福利国家更符合社会供给的需求。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福利国家发展的影响，随后还会谈到。

其二，多项数据表明，从宏观上看，自1960年以来，社会开支的GDP占比始终在增加；1980年以后，社会开支的GDP占比依然在增加。^[7]从微观上看，如英国的医疗保障方面，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起始终在增加，并且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幅大于GDP的增幅。^[8]

其三，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用筹资、服务供给和管制三个变量来分析OECD国家福利发展状况，发现在某一领域的私有化常常伴随着另一领域的政府加强干预。比如在筹资和服务供给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可能伴随着管制领域的政府干预的加强。^[9]进一步讲，如果具体到某一个领域内部，如服务供给领域，虽然公共服务供给指数在多数国家降低了，但数据表明有的国家是因为原来的私营部门因需求扩大而增加了服务数量，公共部门服务并未减少，故而不能说明该领域私有化程度加深。

其四，即便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更加靠近自由市场模式的国家如英国，近年来国家的职能依然在扩张。^[10]一方面，1999年以后，医疗和卫生的公共支出增加。英国国家医疗体系（NHS）的GDP占比从1998年的5.8%到2008年的9%，增速大于过去50年。另一方面，体现国家统筹性质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并未削减。除此，国家面对社会变化进行了某些调适，如在家庭和儿童政策上，更趋向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福利政策，福利供给面有着巨大的延展。总体上，在英国，通过增加国家开支、加强私人养老金市场的管制，政府的作用得到加强。

故而有学者提出，福利国家是无法逾越的，必须要捍卫福利国家，从而保持国家所应扮演的角色。^[11]“国家的福利分配会变小，但不会无穷小。”^[12]“在福利领域，统治力最小的国家统治得最好，这一论点存疑。……国家事实上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3]

概言之，西方福利国家危机背后的原因，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表现不一：在生产系统集中表现为市场化或私有化的趋同性，而在分配系统则表现为类市场化和政府管制化的混合作用，政府职能的加强更为突出，通过扩张性手段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有学者更直接指出，福利国家不是简单地膨胀或收缩，而应被理解为用不同的干预模式进行发展的混合福利政治经济形态。^[14]西方福利国家正是在深植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的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双重合力作用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中政府角色的反向运动，反映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生产系统的市场化或私有化，表现在外部链接和内核调整两个层面，而外部层面的政策调整的差异实质是由各国国内结构的不同导致的，如国家和社会组织关联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不同国家采取何种措施应对石油危机^[15]；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深刻影响着国内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全球化加速了国家间贸易的自由流通，打破了国别间的贸易壁垒，催生了浮动汇率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减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了国内企业融资的自由性^[16]，也对一般技术工人的政治偏好产生影响^[17]。另一方面，分配系统的类市场化和政府角色的扩张产生矛盾。其中类市场化现象，如内部市场机制（internalmarket），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或私有化导向的改革，其初衷只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消费者及其利益关联^[18]，实际上是为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才表现得和政府角色的扩张在逻辑上一致；同时，公共开支的GDP占比持续增长、民主制度使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形成路径依赖、工会对政府的持续压力^[19]，都使得政府在分配领域的作用得到了增强。由此，生产系统的市场化或私有化，与分配系统的政府角色扩张，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结构性张力。它进一步衍生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民权利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悖论。公民权利体现在三个维度，即民事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社会权利（socialrights），它们按时间先后代表了公民权利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言论、财产权到选举权，再到社会福利权。^[20]所谓社会权利，又叫社会公民权（socialcitizenship），是公民权利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公民不论身份皆享有福利平等的权利。社会公民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基础，因为它事实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精英阶层消弭阶级差异、淡化阶级观念，进而维系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然而，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福利水平的高速提升之后，经济、社会和人口等问题接踵而至，当福利国家政府无法维系其高额福利开支而希望削减时，民主制度本身成为民主政府面临困境的原因。在民主政治国家中，福利国家扩张给民众带来了基本福利保障，因此增加公共开支的政策很容易获得通过；但紧缩的政治所要求的减小福利的改革，很难在民主制度国家实现。一方面，民主体制的否决性特征使得激进和快速的变革很难在这种体制中通过。人民不喜欢税收，但最终也不会投票给那些减少公共服务支出的党派。另一方面，由于民主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要改变已经形成的既有福利制度有很大难度。^[21]于是悖论产生了：公民权利的实质是福利平等，而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但在福利困境时期，民主政治制度却试图削弱福利水平，实质上是在破坏公民权利；同时，公民权利理应促进民主制度发展，但公民权利带来的高福利支出又给民主政府的运转带来了困境。如何解释这样的悖论？

第二，阶级冲突和二次分配之间的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福利国家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劳资关系看成具有冲突性的阶级关系。按照这一逻辑，具有平衡和调节性质的二次分配和具有冲突性的阶级关系之间就构成了矛盾。为什么资本家要调节与其阶级对手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意识形态之间的叠加冲突。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系统的市场化和分配系统的政府角色扩张之间的张力，实质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混合和冲突。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叠加混合又更进一步，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衍生出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所谓“新民主党”和“新工党”实质就是这种深入叠加混合的派生物。此外，基督教民主主义思潮则在欧洲大陆地区对福利国家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显著影响。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之间的交融混杂，给福利国家改革的未来走向平添了哪些不确定因素？

第四，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和资本主义国家多样性带来的趋异性之间在逻辑上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规则融合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差异化之间的矛盾，福利国家理论是如何应对的？

此外，这些问题之间亦有逻辑关系。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制度间的悖论先发生于分配系统中，从而引发了分配系统中政府角色的逆向运动，进而构成了分配系统与生产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种冲突对意识形态产生了新的影响，促生了意识形态的叠加、混合和冲突；同时，意识形态的混叠冲突又反作用于结构本身，加剧或调节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之间的冲突。而构成生产系统国际国内层面的全球化趋同性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趋异性之间的矛盾又会反作用于生产系统，对其与分配系统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见图1-8）。因此，研究福利国家危机与救赎背后所体现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进而破除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惯性理解，是福利国家研究的重大命题。

二、救赎的新方法论

本书反复使用了两种方法论来拆解和分析福利国家的危机和自我救赎之道。

一是生产—分配理论统领下的结构主义。理解本书的关键是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结构——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入手，研究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其区别于传统研究之处在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对象。本书和传统研究的对象都是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但方法上迥异。传统研究只是针对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扩张与紧缩问题，是一维的；本书则把政府和市场关系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分析其在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不同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同关系特点。

具体来说，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是针对以往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改革主要表现为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入手，以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二维视角来分析政府和市场关系，提出了福利国家改革的市场化主要集中于生产系统领域，而在分配系统领域则表现出去商品化特性的观点。不同领域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同趋势，是由其各自的内在属性决定的，它体现了西方福利国家改革进程的复杂性。福利国家正是在这种双重合力的推进下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发展。此外，本书对这种特有的结构及其所导致的矛盾与困境，抽丝剥茧、逐条分析，并尝试对资本主义在特定发展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解答。

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特点在于整体性。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逻辑哲学论》中，用短句和编码构成了奇幻般的哲学论述。^[22]其要义正在于编码语句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单独剥离出某一编码语句，或不具任何意义；唯当其构成一体时，方具有意义。维特根斯坦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恰构成了社会科学行为主义定性研究的方法论依据，因为定性研究的核心便是对材料的编码。本书只敢做效颦之想，倘若单独抽离出某一片段，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看似并不和全书主旨关联，但如若将其纳入政治经济结构的生产系统中，就会发现该理论所描述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趋异性正是福利国家生产系统演进的产物，并构成了复杂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表征之一。又如对全球化的分析，看似和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并无关系，但全球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恰恰构成了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市场化特性在国际层面的表现，从而使全球化在逻辑上体现为生产系统之一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基于生产—分配理论的类型学。本书的核心方法是生产—分配系统的方法。运用好这一方法的关键之一在于类型学，即如何把海量的理论线索和材料按照生产—分配理论的框架各归其位。本书类型学方法的核心是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分类。生产系统会涉及马克思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经典理论，也会涉及当下研究福利国家的前沿理论，如“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雇主中心”理论、公私混合理论，以及全球化和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等。分配系统会涉及福利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包括工业化逻辑、权力资源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福利国家的变迁理论，包括历史制度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路径依赖和路径打破理论，以及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双重化理论；政治对分配系统功能的影响，如选举制度、政党和政体。如何把这些庞杂的子理论逻辑化地归置于“生产—分配”根理论的统领下，需要基于生产—分配理论的类型学方法论的全面统领。

关于方法论，我再就几点浅显却易忽视的原则进行说明。其一，特殊性不等同于因果性。常常有这样的论证，诸如把政治冲突的现象归因于不同文化，或者把战争胜负的事实归因于不同传统，等等。其问题在于将特殊性等同于因果性。不同的特性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不同结果的原因。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就曾对这样的论证感到绝望，认为“用某种特殊属性来解释异常高或异常低的增长率，就无法辨明隐含于其中的因果关系”^[23]。同时，这种单一归因法也容易不自觉地陷入绝对主义的思维局限。基于此，在方法的使用上，将特殊性作为自变量来解释某些因变量会出现问题。相反地，以普遍性或一般性来解释社会结构以及人类行动中的因果关系更具说服力，因为并不存在一种介于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特性。

其二，由经验事实归纳的结论，在政治研究中会有问题。政治现象的素材是如此浩繁以至于很难获取涉及某一研究题域的全部素材，这有可能是由于素材仍处于保密期不能对外公布，也有可能是因为遗失或是没有记录在案而难以确证，等等。即使研究者能够搜集到绝大部分素材，并且确信未获取的素材不会造成归纳的偏颇，也难以确保研究者不会选取其中有利于自己期望获得的那个论点或结论的论据。即使研究者在选取材料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仍难以确保研究者的归纳水准足以驾驭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掌握的材料，并避免归纳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而对规范理论背后的逻辑性进行检验更具可信性，因为相比于经验归纳的方法论，规范研究只需对逻辑进行有效推演。

其三，理论的简明性甚为重要。繁复而佶屈聱牙的论证会使问题复杂化。无论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以社会契约将自我保存确立为个人权利的理论表述，或是休谟在《人类理解论》中搁置超验而关注经验的哲学思辨，还是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把分利集团视为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变量，这些经典文献并未因其开门见山的表达和言简意赅的结论而使其理论有丝毫的减色。理论的普适性并非在于其表述的繁简程度。同时，检验理论的事实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类别的差异性。事实差异性越大，则理论解释性越强。^[24]此外，理论的简洁度和适用度往往成反比。理论越简明，则包容度和一般性可能越大。当然，也有例外。如黑格尔的著作晦涩难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难以爬梳出清晰的逻辑线索。但这顶多只能作为强大理论的特殊性而不构成因果性。

[1] R.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2] P.A.Hall and D.Soskice,“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in P.A.Hall and D.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Advantage,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 D.Verdier,“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Banking in OECD Countries”,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33（3）,2000,pp.283-318;D.Verdier,“State and Finance in the OECD:Previous Trends and Current Change”,PoliticsandSociety,28（1）,2000,pp.3565.

[4] V.A.Schmidt,“Industrial Policy and Policies of Industry i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Nations”,ComparativePolitics,28（2）,1996,pp.225-248;V.A.Schmidt,TheFuturesofEuropeanCapi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Howell,“Varieties of Capitalism:And Then There Was One?”,ComparativePolitics,36（1）,2003,pp.103124;Gregory W.Noble,“Review Essay:Recent Tren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Japan”,Japanese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4（1）,2003,pp.135-151;Alain Klarsfeld and Christopher Mabey,“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Do National Models Persist?”,EuropeanManagementJournal,22（6）,2004,pp.649-658.

[5] J.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36（2）,1982.

[6] P.Pierson,“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in P.Pierson,ed.,TheNewPoliticsoftheWelfare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0-456.

[7] C.Pierson,Beyond the Welfare State?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3r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N.Ginsburg,DivisionsofWelfa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London:Sage,1992;H.Glennerster,“Welfare Reform”,in M.Flinders,A.Gamble,C.Hay and M.Kenny,eds.,TheOxfordHandbookofBritish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M.Seeleib-Kaiser,WelfareStateTransform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2008;P.Pierson,“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in P.Pierson,ed.,TheNewPoliticsoftheWelfare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0-456.

[8] M.Seeleib-Kaiser,WelfareStateTransform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2008.

[9] M.Seeleib-Kaiser,WelfareStateTransform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2008,pp.211-221.

[10] H.Glennerster,“Welfare Reform”,in M.Flinders,A.Gamble,C.Hay and M.Kenny,eds.,TheOxfordHandbookofBritish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684-698.

[11] C.Pierson,Beyond the Welfare State?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3r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

[12] Ibid.,p.232.

[13] Ibid.,p.234.

[14] M.Seeleib-Kaiser,WelfareStateTransform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2008,pp.211-221.

[15] P.Katzenstein,“Conclusion: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in P.Katzenstein,ed.,Between Power and Plenty: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16] D.Verdier,“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Banking in OECD Countries”,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33（3）,2000,pp.283-318;D.Verdier,“State and Finance in the OECD:Previous Trends and Current Change”,PoliticsandSociety,28（1）,2000,pp.3565.

[17] Woojin Lee and J.E.Roemer,“The Rise and Fall of Unionised Labour Markets: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TheEconomicJournal,No.115,2005,pp.28-67.

[18] H.Glennerster,“Welfare Reform”,in M.Flinders,A.Gamble,C.Hay and M.Kenny,eds.,TheOxfordHandbookofBritish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9] W.Korpi,“Social Policy and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in the Capitalist Democracies:A Preliminary Framework”,WestEuropeanPolitics,No.3,1980,pp.296-315.

[20] 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in C.Pierson and F.G.Castles,eds.,TheWelfareStateRead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

[21] P.Pierson,“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in P.Pierson,ed.,TheNewPoliticsoftheWelfare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410-456.

[2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3] Mancur Olso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andSocialRigidi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10.

[24] 对此，奥尔森有相关阐释。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and Social Rigidi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