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也会失灵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名副其实的开创性洞见。生产者迫切地改良产品设计并进行降低成本的创新活动，仅仅是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和利润。短期看来，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但是竞争企业会立即效仿创新行为，由此导致的竞争将迅速使价格降至更低的水平。斯密认为，消费者会成为所有这些变动的最终受益人。

斯密的许多当代追随者认为他提出了更为鲜明的主张，那就是市场总会借由个体的自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密自己的阐述要谨慎得多。他写道：“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只是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无论怎样，他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原本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结果。对社会来说，不参与并不总是坏事。”⁶

斯密从未确信由“看不见的手”促成的结果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好的。他的怀疑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写道：“哪怕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从事相同行业的人也很少聚在一起，他们交谈的结果往往是针对公众的共谋，或者抬高价格的办法。”⁷对斯密来说，神奇的是这些自利行为通常会导致对社会有益的结果。⁸

如斯密一样，现代的进步批评家倾向于将市场失灵归咎于抑制市场竞争的阴谋。但是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市场竞争要比现在更容易受到抑制。“看不见的手”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竞争过程本身的逻辑。

达尔文是最早清楚地发觉问题症结所在的人之一。他的核心洞见之一是，自然选择对某些行为和特征的偏好主要依赖于这些行为和特征对生物个体的影响，而不是对群体的影响。⁹他承认，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得到类似“看不见的手”造成的结果。举例来说，一只鹰的基因突变带来的更敏锐的视力可以增加这只鹰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一突变在鹰群中的扩散使鹰这一物种更加成功。

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基因突变虽然对个体有所助益，但对群体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内部斗争激烈的种群中，基因突变的这种影响是必然的。雄性动物体形大小的演变便是佐证。多数脊椎动物是一夫多妻制的，意味着一个雄性个体可以与多个雌性个体交配。对这些雄性个体来说，关键是获得交配资格，因为一些雄性个体获得多个配偶就意味着另一些雄性个体得不到配偶，无法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们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因此，雄性会通过激烈的争斗来抢夺配偶也就不奇怪了。在这些争斗中，体形大小是很重要的，因此便有了进化的“军备竞争”，从而产生块头越来越大的雄性个体。

象海豹的演化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颇具启发性。¹⁰雄性象海豹的重量通常有将近2.7吨，是雌性象海豹重量的5倍多，相当于一辆林肯领航员越野车的重量。在交配季节，一对对成年雄性象海豹进行持续1小时的激烈斗争，直到一方落败，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爬走。获胜者会拥有对将近100只雌性象海豹近乎排他的交配权。但是，尽管块头比对手更大使雄性象海豹个体更容易在争夺配偶的斗争中获胜，身躯过于庞大却会明显阻碍雄性象海豹群体的生存，因为这使它们更易受到鲨鱼和其他捕食者的攻击。

如果雄性象海豹有机会通过投票决定每个个体的体重是否减半，它们有充足的理由投赞成票。因为，在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相对大小，而不是绝对大小，所以，对于特定的一对一的较量而言，这一改变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却会降低每个雄性象海豹个体被鲨鱼捕食的风险。然而，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能让雄性象海豹进行这样的投票，每个雄性象海豹个体也不会单方面让体形变小，毕竟，体重比同类差太多的个体是永远无法与雌性进行交配的。

人类互相争夺奖励时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冲突。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¹¹，借以说明这些冲突的实质。谢林发现，冰球运动员可以自由选择在冰场上是否要戴头盔，但他们总是不戴头盔，而如果可以对此进行投票选择，他们反而会支持制定规则要求他们戴头盔。这使谢林感到疑惑：如果头盔这么重要，他们直接戴上不就得了？为什么还需要制定规则呢？

谢林为了解决他的疑惑而进行了观察。他发现不戴头盔能带来一些竞争优势，可能是不戴头盔可以使运动员看或听得更清楚，也可能是不戴头盔使他们可以恐吓对手。获得竞争优势的吸引力胜过了不那么实际的利益，也就是降低受伤的概率，因此运动员们欣然接受了随之而来的额外风险。问题在于，当每个运动员都不戴头盔时，并没有人取得相对优势，所以才需要外在的规则。

正如谢林所阐明的，冰球运动员遇到的问题与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控力或者认知能力不足无关，这些缺陷往往成为政府干涉的依据。¹²显然，问题也不是由剥削或其他不完全竞争造成的。相反，这正是再平常不过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运动员们支持戴头盔的规定，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在比赛中确保他们的安全的途径。像在更衣室放一块牌子，提示大家戴头盔可以降低重伤风险这种简单的“助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他们需要的是强制性的规定。

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一规定剥夺了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又该如何应对呢？这种反对就类似于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因为这剥夺了协议签署方选择军备投入的权利。当然是这样，但是这就是协议的关键所在啊！处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中的各方，往往会意识到：只有约束他们各自的行动，才能实现想要的结果。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在他所著《论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只有在没有其他干涉性更低的办法来避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才可以限制个体的行动自由¹³。戴头盔的规则似乎是满足这一条件的。不戴头盔的运动员会给对手造成威胁，降低对方赢得比赛的可能性，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戴头盔的规则反而带来更大的伤害，就不会有人支持了。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并不涉及深刻的哲学原则。

回报取决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会催生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例如，在达尔文学说中的军备竞赛里，造成个体与集体利益冲突的隔阂，同样可能解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场所中无法自行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传统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出发点基于这样的观察：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危险的工作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一是因为雇主节省了安装额外的安全设施的花费，因而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二是因为人们一般偏好安全，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工作，除非做更危险的工作确实能赚得更多。根据“看不见的手”的一般原理，员工之所以会为了更高的工资收入而选择接受更低的安全保障，是因为额外的收入足以补偿安全性的降低。但是这一论述的前提是，对额外收入的价值衡量仅仅基于其所增加的绝对消费量。然而，如果一个员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他还可以获得其他收益。他当然可以增加绝对消费量，但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相对消费量也更多。

例如，多数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一些人可能为了支付更好的学区房的月供，接受薪水更高但更危险的工作。然而，其他员工也是这么想的，学校质量是一个内在的相对概念。因此，如果其他员工也通过牺牲安全来换取更高的工资，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哄抬了好学校附近的房价。最终，每个人的工作安全性都会降低，然而没有人可以实现自己最初甘愿牺牲安全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样，在军备竞赛中，当各方都大肆置办武器时，没有任何一方会比以往更加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更希望世界是一种人人都更加安全的状态，即便这意味着工资水平更低。但是，每个员工只能掌控自己的工作选择，而无法左右他人。如果一个员工选择了一份更加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并没有这样选，那么这个员工将被迫把孩子送进差一点的学校。如果想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这些员工就必须联合行动。此时，轻微的助推仍旧不会有效果。仅仅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不采取某种行为，也不能消除促使个体这样做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