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2.1.1 贫困化增长研究述评
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50)利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净实物贸易条件(NBTT)存在长期恶化的现象[1]。
辛格(H.Singer)(1950)在普雷维什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有全面恶化的趋势。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替代初级产品,结果只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有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观点也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这一命题所揭示的是一种“长期性和总体性”的历史性趋势[2]。
战后在有关美元短缺的讨论背景中,增长会使经济恶化这一现象是被人们首先关注的一个矛盾,大量贸易理论学家发展了有关增长对增长国的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的“真实”分析,即由于增长的初始收益会因为贸易条件可能恶化的后继损失所抵消,所以在开放经济中增长的福利效应可能会被削弱,从而导致贫困化的增长。这种贫困化增长的条件由贾格迪什·巴格瓦蒂(1958,1968)在贸易理论的2×2模型中建立。巴格瓦蒂研究认为,贫困化增长甚至在市场稳定状态条件下也会出现,即使是增长国面临的外国提供曲线富有弹性,贫困化增长也同样会出现[3][4]。
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1991)在其著作《国际经济学》中指出,贫困化增长是指扩大一国贸易意愿的增长可能导致该国贸易条件恶化,福利效应变得更差。同时他认为增长的初始收益与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损失相抵消,需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第一,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第二,该国出口的商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较小;第三,该国出口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5]。
1.2.1.2 稀土资源研究述评
由于世界稀土资源尤其是应用价值极高的中重稀土资源主要分布于我国,因此,在稀土资源研究方面,国外研究文献较少且零散,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1)建立稀土资源国家战略储备研究;(2)稀土高科技新材料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3)稀土资源的回收、高效利用以及替代材料研究。
Roskill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2001, 2004)的The Economics of Rare Earths and Yttrium详细分析了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稀土资源分布、采选冶炼、生产加工、消费及贸易情况,以及稀土高科技新材料现状和发展趋势;利用详细完整的数据对世界稀土市场供需和价格进行了分析[6][7]。
1.2.2 国内研究现状
1.2.2.1 有关贫困化增长的研究述评
王如忠(1999)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实施开放性战略的目的与贸易小国有明显差别,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主要是为了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从而实现本国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贸易大国的一些基本特征也增加了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具备健全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出口能力,因而每次出口供给的增加都面临着价格的下降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处于产业链价值低端,对本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无法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收入贸易条件的提高主要通过出口数量的扩张来实现,而在要素贸易条件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8]。
吴亮(2001)认为仅仅从价格贸易条件来考察贸易利益和福利效应还不够全面,还必须将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结合起来具体分析一国贸易状况的变化[9]。
许云华(2001)将巴格瓦蒂国家层面的贫困化增长应用于行业层面分析,以中国钨产品出口为例,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两个角度分析,认为钨产品市场属于竞争性市场,据此建立中国钨产品出口贫困化增长分析模型。研究表明,中国钨产品行业勒纳指数(2)为0,市场对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6/7,所以出口企业相互竞销的结果是出口量增加,但出口价格却以更大的幅度下降,收益减少,出现出口贫困化增长现象。为此提出,按照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分配产量,实现从“价格接受者”到“价格制定者”的角色转变,解决出口贫困化增长问题[10]。
龚家友和钱学锋(2003)利用1980—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实证数据,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国际竞争力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贫困化增长问题。研究认为,政策引致型的扭曲以及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内生产结构的偏离是造成中国对外贸易存在贫困化增长危险的根本原因[11]。
陈烨、刘志迎、孙钢(2007)通过分析1995—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根据贫困化增长相关理论,从贫困化增长的前提条件和贸易条件角度以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价格贸易条件之比较,用实证方法验证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所恶化,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明显改善,虽没有出现全面贫困化增长,但有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12]。
戴勇、俞立、徐立青(2007)对我国1995—2004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进行了估计。研究表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收入贸易条件呈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出口量的迅速扩张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损失[13]。
1.2.2.2 有关稀土资源的研究述评
通过梳理国内有关稀土资源和稀土产业的相关文献资料,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稀土资源和产业进行研究。
1.关于我国稀土资源竞争力战略研究
王志宏(2000)根据矿产资源开发的特点,对矿产资源竞争力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矿产资源竞争力进行了静态测算[14]。
苏文清(2009)对我国稀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稀土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美国、日本等主要稀土产品供应国和消费国进行分析评价,最后对我国稀土产业提出了竞争战略和措施[15]。
张丽颖等(2012)通过构建我国稀土资源竞争力指标体系,并用AHP对指标进行优化排序,选取储量规模、开采成本、贸易差额、年度收益作为核心测算指标,利用2007—2010年面板数据,进行Malmquist指数动态评价。研究显示,中国稀土资源竞争力随着外部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总体上竞争力在弱化[16]。
刘亦晴、许春冬(2012)运用“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四个关键因素以及政府、机遇两个辅助因素对江西稀土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江西虽然具备稀土资源禀赋优势,但由于缺乏高级生产要素和应用产业链支持,以及企业战略选择的失误,致使江西拥有的独特中重稀土资源难以形成产业竞争力[17]。
李胜连等(2013)认为稀土资源竞争力应该体现为由资源优势的存量概念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货币化概念的能力,对江西、广东、内蒙古三个区域的稀土产业竞争力进行计量分析,并对影响竞争力绩效水平的因素进行弹性分析[18]。
2.关于我国稀土资源出口及国际定价权研究
李红卫、黄小卫(2005)从我国过去几十年稀土资源出口实证数据出发,分析了我国稀土资源出口现状、产品走向、产销失衡、应用失衡、管理不善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与建议[19]。
孙泽生、将帅都(2009)利用边际成本模型对中国稀土出口市场势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稀土出口的实际市场势力非常微弱,这与我国作为全球稀土储量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的“寡头”地位明显不相符合,同时还发现中国稀土出口贸易的最优规模经济区间为市场份额占0.5%以下、0.5~1%和1~10%[20]。
董君(2011)从我国稀土国际定价权回归角度分析,对政府近年来针对稀土产业采取的一系列调控和治理措施重新思考,认为主要是供需失衡、技术落后、行业混乱以及储备体系不完善等原因造成我国稀土国际定价权缺失,并对其回归进行客观评价,认为目前稀土主要以政府约束供给为主,以市场配置为辅,价格功能欠缺[21]。
曾先锋、李国平、汪海洲(2012)认为矿产资源理论价格应该包括生产成本、正常利润、使用者成本、环境外部成本。据此,基于完全成本核算的碳酸稀土理论价格远低于其出口价格,原因在于使用者成本和环境外部成本没有被充分补偿[22]。
周晔、王万山(2012)采用C-D函数形式,对2000—2009年8个主要从中国进口稀土的发达国家进口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稀土出口的需求价格弹性为0.64,收入弹性为0.73,都是缺乏弹性[23]。
翟亚婧(2015)从贸易条件指数和贫困化增长的前提条件出发,以1996年我国稀土贸易相关数据作为基期,实证研究了稀土出口的价格贸易条件以及收入贸易条件,认为中国稀土出口存在贫困化增长现象[24]。
3.关于稀土产业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阮玉婷(2010)利用SCP分析法,分别从市场结构(企业数量、规模分布、产品差异化、进入壁垒)、市场行为(价格、竞争策略、兼并重组)、市场绩效(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对江西稀土产业进行分析,并提出江西省稀土产业应该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25]。
魏龙、潘安(2012)通过构建中国稀土资源可持续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稀土可持续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稀土资源可持续力为0.447,处于中等水平,但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着生产问题突出、贸易争端不断、政策体系不健全等问题[26]。
王红霞等(2013)认为中国稀土资源优势与市场势力不匹配,行业生产破坏生态环境,大量出口导致资源流失严重等造成我国在世界稀土市场上没有获得应有的贸易利益[27]。
肖勇、韩胜利(2013)提出了关于稀土发展的不对称现象,对我国稀土产业发展中资源储量、产量与出口量不对称,价值与价格不对称,产品结构与科技含量不对称以及调控政策与调控效果不对称现象进行了探析[28]。
1.2.3 文献评述
综合目前我国稀土产业发展现状和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稀土资源消耗状况、贸易条件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对改变我国稀土行业出口贫困化增长,推动稀土行业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着分析的系统性不足,多集中于稀土国际竞争力和定价权以及稀土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较少考虑稀土产业出口贫困化增长问题。基于此,本书运用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的必要条件和贸易条件指数对我国稀土产业出口贫困化进行验证,同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出口竞争力进行评判,以期探索稀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