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城镇化的相关理论与衡量

2.2.1 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国外学者在城镇化研究方面总结出的主要理论有：区位理论、二元结构理论、增长极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等。这些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城镇化现象进行了考察和论证。

2.2.1.1 区位理论

19世纪，德国的约翰·冯·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nen）是最早开始研究区域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等人在他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完善，逐渐发展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在区位理论研究中，如何确定最佳位置是一个核心问题。约翰·冯·杜能于1826年在文章《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中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利润驱动下，运输费用对农作物的布局有重要的影响，区位地租水平随着离城市距离的拉近而上升，并且决定了农业土地的利用方式，比如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地方种植运费较高，不易保存的农作物，而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土地上种植运费较低，可长久保存的农作物，最终形成一个由不同农作物构成的同心圆结构，即著名的“杜能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杜能环共由种植不同农作物的六环构成，如图2-1所示。约翰·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创了孤立化的思维方式，揭示了农业土地的利用与市场空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土地空间的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的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分析时仅考虑了运输费用的影响，忽略了劳动力等其他因素，与现实状况不符。

工业区位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于1909年提出的，在产业革命的背景下，他沿袭约翰·冯·杜能的思路，并在继承前者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原因和产业集聚机制。阿尔弗雷德·韦伯还在运费这一因素的基础上，新增了两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费用与集聚效应，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原来的单一依据运输费用选择的区位有所改变。他全面考虑了运输费用、工资成本和集聚效应对总成本的影响，并将总成本最小化作为厂商选择厂址的依据，最终实现区位选择的最优化。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研究成果为产业区位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奠定了近代工业理论的发展基础。不过该理论也具有一定缺陷，阿尔弗雷德·韦伯提出的运费是与重量和距离成比例的增加，而现实中运费往往是递减的，其完全竞争条件假设也并不现实。并且根据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最小费用原则所选择的成本最小区位，并不一定获得最大利润，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往往更加注重利润最大的区位。

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经过一系列的假设，提出了由中心城市和外围多层次的市场区域构成的空间结构体系，即正六边形的中心网络体系（或中心地理论），如图2-2所示，并认为该体系在经济运行中最为有效率。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城市占据核心地位，能够为周边乡村提供产品和服务，因而城市应建设在乡村的中心区域。城市核心地位的形成遵循了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考虑到企业间的专业化效应和集聚效应，也忽略了居民居住地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其生产地的集中对消费者的区位决策影响不大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扩展了克里斯泰勒的分析，把市场需求引入对区位理论的研究之中，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他的市场网络理论，如图2-3所示。奥古斯特·廖什从地域同质性、生产要素和需求均匀分布这些假定出发，也推出了六边形市场区域，并认为其大小取决于需求条件和生产条件。因为存在竞争，区域内的生产者会相互聚拢形成聚集效应，这种效应会在市场需求量仅能达到最低需求量时停止，即利润最大时停止。因而，不同的产品会呈现出不同大小的蜂窝状的市场网络。克里斯泰勒是在K值固定比值的假定下推导出中心地等级结构，而奥古斯特·廖什则是运用K可变比值的方法推导出市场网络体系的结构。奥古斯特·廖什承认专业化生产地的存在，同时，他的市场网络模型也比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模型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然而，他的区位理论局限性在于生产成本主要考虑了原材料的运输费用，而在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中，运输费用应是次要考虑的因素，首先考虑的应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们试图将局部性的区位结构理论进一步整合，发展为一般的空间均衡理论，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特点：一是用基于经济宏观层面视角的研究替代从单个厂商决策的研究；二是研究方法从理论分析逐渐过渡到与实际情况更加符合的应用型区域模型研究；三是研究对象从农业逐渐扩大到第二、三产业；四是区位决策中考量的影响因素逐渐增加，比如居住、出行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广泛的学者有：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贝里（Berry）、伯顿（Burton）、D. M．史密斯（D. M. Smith）、C. A．史密斯（C. A. Smith）等。

1940年，沃尔特·艾萨德的研究也推动了区位论的进一步发展，他的研究倾向于对传统理论的进步一步拓展，以及对区位理论的部门应用研究。1950年后，他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区域整体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区位理论的研究范围，他将模型从单个厂商扩展到区域的政策、交通、商业、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的融合，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具体的数量研究，走出了区位论仅限于理论研究的困境。他的研究从局部均衡走向了区域空间的总体均衡，并在他1960年的《区域分析方法》中系统阐述了区位论的理论和方法。沃尔特·艾萨德的研究是二战后区位论研究发展的新方向，也标志着区域科学的正式形成。

2.2.1.2 二元结构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在1954年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首次提出了“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即以现代化工业发展为主的城市部门和以传统农业发展的农业部门两个经济部门，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威廉·阿瑟·刘易斯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水平不发生变化，那么由于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两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不同。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农村存在着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不同的工资水平将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就业，这将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缓和，可以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经济的过渡。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约翰·费景汉（John C. H. 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在刘易斯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能增加农业总产出的边际产出为零的部分，另一个是虽然边际产出不为零，但不能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部分，他们的产出也不能增加农业的总剩余。在这些假设下，他们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他们的流出对农业部门几乎没有影响；其次是小于农业部门平均生产水平但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劳动力，他们的转移将使农产品产量下降，农业部门萎缩，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涨，二元经济结构形成；最后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农业和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而部门工资也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由此，二元经济结构得以缓解。拓展后的新模型能更好地说明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也说明了农业和工业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它的产生与缓和均取决于两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二元经济结构可以得到缓解的理论基础，也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出二元经济困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2.1.3 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从1950年开始对经济能否均衡增长进行研究论证，他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一般是不平衡的，他们一般会从一个或者多个超过平均生产水平的“增长极”的强劲增长，逐步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佩鲁把经济发展的空间比喻为一个力场，这个特殊力场中存在具有推动性的单元，即增长极。他认为正是由于增长极的存在，才能推动中心区位的各工业部门在主导产业的带动下更有活力的互动发展，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些增长极通过各种的传播渠道向外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他提出增长极对区域的带动作用表现为如下四点：一是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二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三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四是形成集聚经济效果。由此，处于增长极的中心区域优先增长，然后带动周围区域的发展。增长极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二是该地区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三是适合创新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如资本、技术、劳动力、设备等硬件环境和高技术人才、优良的投资制度和政策等软环境。增长极理论也称极化理论，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政策意义，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通过建立增长极来带动临近地区的发展。促进增长极形成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产生；二是由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行政规划推动建立增长极。虽然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观点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可行性，但其思想为区域经济如何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在佩鲁的研究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和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进一步讨论了区域发展极化的机制。冈纳·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对于增长极的解释是，偶然事件的正向刺激可能会为某地区带来经济快速的增长，由于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集聚效应等的存在，可能会为该地区带来持续的增长，然而，偶然的反向刺激也可能会阻碍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这种正向的刺激一般是由于某部门或者行业的创新、技术进步或者政策影响。由于某部门的增长刺激或者阻碍，通过外部性将这种积极或者消极作用传导到其他部门，使整个经济增长发生变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偶然的经济偏离最终会回到均衡的状态。然而，冈纳·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偏离会由于经济的不完全竞争等其他因素得到强化，开始了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状态。就系统论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负反馈会强于正反馈的力量，其使经济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状态，而冈纳·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却更加强调正反馈的作用，认为这种非均衡状态会长期持续。

冈纳·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尔用了两种相似的效应表达区域间经济的互相作用。冈纳·缪尔达尔使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解释，而阿尔伯特·赫希曼则运用渗透效应和极化效应说明。扩散效应和渗透效应说明了优先增长的区域对周围地区具有扩散带动作用，有利于周围地区经济增长赶上增长极区域；回流效应和极化效应则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增长极区域的经济增长会对周围区域产生消极影响，由于发达区域会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并加速自身的经济增长，破坏周围地区的发展，导致增长极区域与周围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发展过程中，发展最终走向均衡还是极化，主要在于扩散和回流效应的大小，谁占据主导地位，冈纳·缪尔达尔认为极化效应将会占主导，而阿尔伯特·赫希曼则持乐观看法，提出经济长期发展将会趋向均衡。两种效应到底谁占主导效应，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资金、技术、人才储量等潜在发展因素。由于冈纳·缪尔达尔的极化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会导致均衡，而是导致差距的强化，因此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或者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由于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和公共产品的存在，新古典理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难以实现，极化理论主张政府可以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可以通过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来增强积极的循环累积效应，摆脱落后的状态。极化理论的经济政策目标是，一方面阻止极化力量，消除区域发展的差距，强化均衡效应；另一方面弱化消极的循环累积过程。极化理论有一定的不完善之处，由于它没有像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一样提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基本模型而受到质疑。并且，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在何种情况下各自占主导地位也未进行详细说明，因此缺乏了一定的说服力。由于大部分的增长极是城镇，于是它对如何平衡城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2.1.4 中心—外围理论

1949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oal Prebish）通过研究发现，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经济被分为大的工业中心和为之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外围两个部分，他称之为中心—外围理论（也称核心—边缘模型）。他认为，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关系中，由于技术进步的不均匀传播，中心与外围地区存在着不对称的关系，中心地区伴随着技术进步迅速，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外围地区，中心地区一般生产工业制成品，而外围地区则只能生产粮食和初级产品。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心与外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互动的整体；其次，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率和生产结构上有着很大差别；最后，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长期不平等的。中心—外围模型将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两种类型的区域，中心地区经济增长强劲，而外围则依附中心而发展。

后来更多的学者丰富和发展了中心—外围模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他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发展规划的长期研究，提出了一套空间发展规划的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中心—外围模型的延伸，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进行空间经济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受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启发，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空间极化理论，他认为区域可以看作一种由许多基础创新群组成的一个大系统，他们不断累积创新从而迅速发展成大城市系统，这些城市一般具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条件，创新一般是由大城市——“变革中心”向周围地区——外围进行扩散，周围地区在中心区域的带动下发展。一般而言，大的城市作为中心区域而存在，他们拥有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经济增长迅速。而外围地区由于生产力落后，长期依附于中心城市而发展，经济长期落后。后来，约翰·弗里德曼还将社会、政治等因素引入模型，他认为中心地区对外围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它是创新活动的中心，在空间系统中它还拥有某些权威，处于支配地位。虽然中心和外围之间贸易不平等，经济主导因素集中在中心区，技术进步、创新等都集中在中心区，但中心和外围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外围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和外围的界限将会逐渐模糊，如果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或者制定了良好的制度，最终将可能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

2.2.1.5 人口学派理论

人口学派侧重于通过人口迁移的研究来分析城镇化进程，该学派的研究者认为，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比重持续增加，城市的规模也随之逐步增大，这一过程即为城镇化。人口迁移理论起源于英国统计学家莱文斯坦（Ernest-George Rawenstein）的“人口迁移法则”。此后西方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包括推力—拉力理论、人口流动转变假说、人口迁移引力模型等理论体系。1885年莱文斯坦在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中提出了人口迁移的规律，包括农村人口一般向附近工业发达的城镇流动；农村人口一般先近距离的流动，然后再向更远的地方迁移；长距离的迁移活动一般是人口向更大的城市流动。1938年赫勃尔（R. Heberle）提出了人口迁移是由两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吸引人口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另一个是推动人口离开当地的推力。唐纳德·博格（Donald J. Burge）（1959）在赫勃尔的人口迁移拉力与推力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人口推拉理论。他将赫勃尔的推力和拉力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细分，共总结出了6种因素的拉力和12种因素的推力。

1971年威伯尔·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ey）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的《人口流动转变假说》一文中，提出了人口流动不仅与出生率、死亡率有关，而且还受经济发展的阶段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以前，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都较低，较少发生人口迁移；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出生率和增长率均有所提高，而死亡率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始下降，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在工业革命的后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均开始降低，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开始放缓；在全球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变革到来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人口出生和死亡率也随着医学的发达进一步降低，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进一步放缓，人口的流动以城市之间的流动为主。

人口迁移引力模型主要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即人口规模及迁移地之间的距离。这一模型的作用过程是在借鉴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基础上得出的。该模型认为，当人口规模一定时，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近，某个地区或城市对人口迁移的引力越大；当两地之间的距离一定时，人口规模越大，引力越大。后来的学者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影响因子，包括人均收入、失业率、城市化水平、休闲、居住条件等，更深入地拓展了人口迁移引力模型。虽然人口学派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解释了城镇化的过程，但缺乏对经济活动的相关关系的分析与说明。

2.2.1.6 生态学派理论

生态学派理论从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和谐共处出发，旨在强调人与自然及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该理论认为城镇化进程必须在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存共荣的基础上推进，应本着城市容量有限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融入城镇化过程中，考虑城市的承载力，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城市，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及产业布局更加有利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生态学派理论一般包括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论、田园城市论和古典人类生态学论等。城镇生态理论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城市承载力等的限制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必须注重低碳发展、城镇集约及管理能力等。

2.2.2 城镇化的衡量

对于城镇化的衡量，国内外学者们提出了较多的方法，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城乡划分标准。常见的城乡划分有人口总量法、土地利用比重法、非农就业结构法、行政建制法和人口比重法等。

2.2.2.1 人口总量法

虽然多国都有采取人口总量法界定城市人口，但各国的固定数量均有较大差别。新西兰定义城市应是多于1000人的居民点；澳大利亚规定城市的人口不低于1000人，且人口密度要大于每平方米200人；加拿大规定城市人口不低于1000人，且人口密度要大于每平方米400人；法国定义城市应为2000人以上的居民点；英国规定城市区域应该多于3000人；伊朗则限定城市应是大于5000人的居民点。

2.2.2.2 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法

城镇土地用地比重法是用某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来表示，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或者地区采用该方法来衡量了。

2.2.2.3 非农就业结构占比法

非农就业结构占比法即某国家或者地区非农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2.2.2.4 行政建制法

行政建制法是规定行政机关或一个地区的区域商贸中心为城市。国际上使用该方法的国家或地区有30多个，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或地区也会规定该国或者地区的首府所在地为城市，如蒙古、埃及等。

2.2.2.5 人口比重法

我国通常采用人口比重法来衡量城镇化率，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化发展程度。以该指标的变化来衡量城镇化进程的快慢。城镇化的计算公式为：

城镇人口的统计方式可以分为，以户籍统计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即拥有非农户籍的城镇人口占该地区总户籍人口的比例。以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时，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一致，常住人口指全年在城镇居住或者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口。由于两者定义口径和数据来源不一样，两数据间常常有较大的差距。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7.92%,2016年我国有2.82亿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3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仅为41.2%。不少学者关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认为其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较大的比例，无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不能享有和城镇人口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由于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待遇的推进较缓慢，他们在城镇未能取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待遇，出现“伪城镇化”的现象。更多的学者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认为城镇常住人口从事着非农产业活动，他们的生产、生活范围也基本在城镇，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更加城市化，因此，城镇常住人口更能代表城镇人口。

2014年我国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以适应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推进新兴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是自1958年我国农业与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形成以来首次提出取消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传统户籍制度，统筹城乡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将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官方或者学术界衡量某区域的城镇化率更多采用人口比重法。本书也使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因为，在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落后的西部地区，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进行生产、生活活动，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基本任务，后文也将对该计算方法进行解释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