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维德^[1]序

C．D．巴克曼（C．D．Barkman）和万莲琴（H．de Vries-Van der Hoeven）将他们出版于1993年的书命名为“一生三任的天才：外交官、作家、学者高罗佩传”，精辟概括了高罗佩生活及事业的多面性。高罗佩（1910～1967）的确是位成功的汉学家、外交官及侦探小说作家，但有必要强调的是，属于他的这三种事业预先并未被规划过。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发现高罗佩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学习汉语：可观的奖学金左右了他的选择，因为这笔钱足以让他在得到渴望已久的肉欲享受的同时又不受父母干预。他成为外交官亦属偶然：作为一个汉语专业的学生，他原本要被培养成一个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的官员，然而经济萧条期的开源节流最终将他分派到了外交部而非殖民部。他成为一个侦探小说家的初衷，现在想来也仅是“二战”后他要向日本朋友展示东亚曾有自己的侦探小说传统，并不需要依赖西方模式。我在中学时曾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狄公案小说，但我承认自那以后我没再读过。对于外交官的高罗佩，我也难以置喙，外交部的事务对我来说始终相当神秘，因此我便不再班门弄斧了。我是在传统汉学渐趋式微的莱顿接受教育并被培养成一个汉学家的，所以我最好对培养过高罗佩的汉学传统作一介绍，尽管在我看来，高罗佩更是一个莱顿汉学的叛逆者。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乃至今天），别的国家可能还在争论东方主义及殖民主义对他们亚洲研究的影响程度。然而这种讨论从未在荷兰开展过，理由很简单，东方学研究，尤其涉及到东南亚及东亚的语言文化时，其目标被明确为培养未来的殖民官员，这种主要功能一直被保留到“二战”以后。包括东方学者、政府官员及普罗百姓在内的民众也许会争论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但培养殖民官这一使命本身却从未被公开质疑过。莱顿大学最早的两个中文教授古斯塔夫·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和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均在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中供职多年。他们的研究领域是荷属东印度的语言、法律和中国习俗，因为大多数华裔及华侨来自中国南部的福建。他俩还在厦门住了几年进修语言，虽然掌握了纯熟的闽南话，但他们的官话仍然很勉强。我的导师何四维（Anthony Hulsew，1910～1993）是第四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在成为莱顿大学的讲师继而教授之前，他同样也在殖民政府任职。但那时印度尼西亚已独立，对华侨通的需求急剧缩水，所有人都在担心五六十年代少数仍想学习汉语的学生的工作前景。

当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后，他遇到了莱顿第三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然而他们却合不来。戴闻达不同于他的前任，他没有殖民背景。他师从高延并在巴黎度过数年，然后去荷兰驻北京公使馆从事翻译工作七年。在那儿，他赶上了民国最初几年的政治动荡，因为荷兰使馆在张勋1917年复辟清廷的努力失败后收留了他近一年。戴闻达对1917年的文学革命及“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方面均有极大兴趣。回到荷兰后，他凭借一己之力将荷兰的中国学研究转向中国古代文献学研究，因为这一研究在法国已开展起来。然而无论是戴闻达与当代文化的接触还是他对古代中国的热情均吸引不了高罗佩，他对戴氏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我们缺乏戴闻达对高罗佩的看法，但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想他并不认同这位学生的生活方式及其宣称的兴趣。一个是古板而又正派的教授，一个是初出茅庐、年少轻狂的学生，他俩性格的水火不容是可想而知的。结果高罗佩并未在莱顿跟随戴闻达开展博士研究，他最终在乌特勒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对于很多人来说，现今的莱顿是平庸保守的代名词。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并无此名声。那时莱顿的东方学系因拥护所谓的民族政策而饱受非议。民族政策认为，利润最大化并非殖民政策的终极目标，从长远来看，在殖民地或应考虑采取让当地人自治的管理模式。这些主张现在看来温和恰当，而且它们被首次明确提出时已有些落伍了。但在那个时代，它们被很多活跃在荷属东印度的公司认为是极具冒险和破坏性的。于是这些公司投资乌特勒支大学开展东方学研究，比如荷兰皇家石油便是一个主要捐助者，一些教授因而被嘲讽地戏称为“石油教员”。作为一个在荷属东印度长大的男孩，高罗佩在这些老派殖民者中或许会很自在，因而恐怕很难将其生活的某一阶段定性为政治激进时期。

在莱顿时期高罗佩已对法律倍感兴趣了，考虑到将来的就业，很多东方学专业的学生会选修一个法律尤其是殖民法学士学位。高罗佩在莱顿的就学时间恰与一些想通过学习中国法律以成名成家的荷兰汉学专业学生重合或部分重合，比如Marius van der Valk（1908～1978）、Marinus Meyer（1912～1991）和何四维。作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的家庭法及继承法适用于当地华人，这意味着荷兰汉学家对共和国时代及以后中国法律体制的改革有着强烈兴趣，何四维便是一位转而研究中国现存早期法律文献的杰出汉学家。

高罗佩以其有关佛教题材的论文在乌特勒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似乎还希望通过研究古代哲学家鬼谷子及译注其著作取得学院派汉学家的名分。但此手稿在“二战”中日本人轰炸重庆时丢失了，由此我们便无从得知那是一个完整的手稿抑或仅是未竟的草稿。幸运的是，高罗佩并未变成学院派的文献学家而是转向了他感兴趣的其他专题。如果高罗佩有所谓野心的话，那便是想成为一个中国士大夫。从他最初赴日就职起，他不仅结交传统日本汉学家，而且与旧式中国文人及艺术家来往。对这些人来说，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不能在图书馆或博物馆体验，而是从生活中日积月累的鲜活学问获得。高罗佩超凡的语言能力不仅使他能在他们的圈子中游刃有余，同时还给西方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书画、古琴艺术——也许有人还想将中国色情艺术也加进他那些熟能生巧的技艺中——最深入的剖析和阐释。

今天，高罗佩的著作还在加印，正版或盗版的都有。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是无与伦比的——研究总在与时俱进——而是因为这些著作展示了高罗佩独特的立场。传统中国文化与士大夫社会在高罗佩时代还存在，那不是我们今天常遇到的对传统的简单复制。高罗佩的学术专著清晰传达出他在传承、实践旧式士大夫生活方式时的兴奋和骄傲。

高罗佩的汉学专著使他在学术圈中名闻遐迩，并为他成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铺平了道路。他研究的专题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他那个时代，它们明显属于边缘、冷僻领域。高罗佩去世后，在我导师何四维于皇家学院所作的悼词中，仍透露出由高罗佩在其荷兰汉学研究同道中引发的不安甚至困惑，我转引部分如下：

高罗佩并未尝试将汉学研究作为他的事业，如果他愿意，超凡的天才能使他有很多机会获得教授聘任（在荷兰以外）。但高罗佩宁愿成为一个漫游者而非走一条平坦的路，也即一般经验所倾向的不用走多遥远但常会有新发现的学术途径。他有非凡的、永不知足的头脑，这种个性使他能在某一时段内聚精会神于一个他碰巧感兴趣的课题。此外，高罗佩还有与其个性一致的对学术边缘领域的好奇心，由此，音乐、绘画、色情艺术、侦探小说或其他综合性课题被他不断发掘。当然，我们都会在研究中涉及有如音乐、绘画等边缘领域（我不想提及他感兴趣的其他边缘领域）。但高罗佩从一个边缘踱到另一个，他总在回避学术焦点及中心领域。因而在汉学研究圈中，他被称为“值得钦佩的业余汉学家”便情有可原了。

从这些令人费解的措辞中，何四维（花了一辈子研究枯燥无味的汉代制度史）面对“高罗佩现象”时的困惑显而易见。或许我应该再多说几句，在此悼文的荷兰语原版中，重复出现了三次“zelfkant”——我每次都用乏味的单词“边缘”（margin）来翻译——如我没记错，此词在今天的意思主要为“阴暗面”，当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该词的主要含义亦如此。

但如果高罗佩仅是一个汉学家，或具备汉学家的地位，他不会如此声名卓著。汉学家仅被他们的同道关注着，他们中的大多数或已被新老中国同行淡忘了。因为在学术上，我们和学生一样希望站在前辈的肩上，最初采纳他们的观点，逐渐地我们必定会超越他们，正如我们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越我们一样。如果高罗佩仅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他仍然不会广为人知。尽管外交官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他们大多如尘封的古董般不为人知。高罗佩名闻遐迩的重要原因是他的狄公案小说，因为狄公案小说，高罗佩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功。他独具匠心地借用中国文化中的正、负面因素创造了一个中国侦探，从而将传统中国文化带进了成百上千西方读者的生活，而同一个狄公也深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读者的欢迎。狄公案小说不仅被一而再地翻译成中文（最初的译文删掉了性描写及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它们还将一种新的创作范式带回了中国。高罗佩创作狄公案小说的灵感源自清代一本无名氏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模仿中国文人对《红楼梦》的处理方式，删节小说中自己不喜欢的部分。所以他只翻译了前三十章有关狄仁杰在县令任上所处理的三桩神秘罪案，舍弃了后三十四章狄公回武则天朝廷后判决的四桩大案以及他巧妙利用法律说服武皇退位归政于李唐的故事。高罗佩在其人生后半段成为一个侦探小说家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在这些小说中，他能充分利用他所熟悉的中国文化及林林总总的中国公案小说，将其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及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小说创作，他自绘的插图也极大地增强了这些小说的吸引力。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罗佩，狄公不会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小说已被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剧（我的学生曾摘录了电视剧中的一些经典对白给我）。狄公所判之案仍在与日俱增，因为其他中外作家还在不断地制造案件为我们的神探加压。尽管如此，狄公在公暇之际仍不忘调脂弄粉以满足妻妾的闺房之乐。我坚信狄公也会让所有研究高罗佩的学者圆满的。

我于2011年秋在莱顿大学邂逅施晔教授，当时她正在莱顿搜集高罗佩研究的相关资料；2013年春再次相遇，是为参加她与荷兰驻沪领事馆于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高罗佩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施晔致力于高罗佩研究经年，治学严谨，见解独到，成果颇丰。值此专著出版之际，特以本文代为序。

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
2014年4月

[1] 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1944～ ），荷兰著名汉学家，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前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本序原文为英文，由笔者中译。下文所引英文著述，如无特别注明，均系笔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