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骨科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王子有右下肢萎缩、短缩和马蹄畸形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记载。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所著的《Corpus Hippocrates》一书对肌肉骨骼系统的描述占了40%的篇幅。其中包含骨折与脱臼的牵引治疗，夹板与包扎的应用以及畸形足、先天性髋脱位等畸形的描述。以张力辅助固定骨骼、可用来治疗脊柱伤病的希氏长凳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称之为“临床医学之父”。古罗马名医盖伦（Galen，129—199）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和解剖研究，被认为是古罗马时期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医学权威。他对许多动物进行活体解剖来研究脊椎，通过对脑和脊髓的研究，认识到神经起源于脊髓。随后西医骨科的临床技术也得到了巨大发展，特别是在伦琴射线和抗生素的发明之后，骨折内固定和脊柱手术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明末清初，西医东进，西医骨科也开始传入我国，改变了我国仅有传统中医骨伤科的状况，中西医骨科之间的“碰撞”从此难以避免。1858年上海仁济医馆出版了英国医生Hobson的《西医略论》，书中对骨折治疗和截肢术等作了介绍。一些骨科专著传入中国，如解剖专著《主制群征》、创伤专著《临阵伤科要览》等。受18世纪文艺复兴而发起的工业革命的影响，X线和无菌术得以发明，西医骨科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随之一批洋教士和慈善家也涌入中国。在20世纪初期，他们陆续在中国各地兴建教堂，开设医院和学校，并将西医骨科传入中国，主要在国内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中应用。英、美、法、德等国陆续在我国开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4年）、上海震旦医学院（1908年）、同济医学院（1907年）、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10年）、湖南湘雅学院（1915年）、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10年）和北京协和医学院（1906年）等西医院校，这些院校相继在1930年前后成立骨科。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重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921年新的学校及医院建成时，首先在其外科成立了骨科专业，美国哈佛大学George Wilson Van Gorder任骨科主任及外科副教授直至1929年。此后著名骨科专家方先之、陈景云教授分别于1936年和1940年在协和骨科任职，1939年孟继懋教授继任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外科副教授，1957年调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和北京市创伤骨科研究所所长，成为我国现代骨科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牛惠生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7年中华医学会总会在上海组建骨科学组，由牛惠生、胡兰生、叶衍庆、孟继懋、任廷桂及朱履中6人组成，这标志着骨科已在我国成为独立的专科。1942年方先之教授在天津天和医院成立骨科，1944年8月又成立了天津骨科医院，这是中国第二所骨科医院。这个时期，西医骨科主要存在于国内几个大的城市。

这个时期，传统的中医学仍是我国的主流医学，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医骨伤科各成流派，或家承或世袭，以私人诊所的形式为主而生存发展。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加以“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婿”思想的影响，使骨伤科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骨伤各流派各行其道。由于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巨大差异，此时西医骨科对中医骨伤科实际并无多大影响。中医骨伤科仍保持着自己的学术系统，仍采用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诊断和治疗。当时，无论在思想意识还是物质基础的准备上，都不具备与西方医学交流的条件，使得这种中西并存、互不来往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所以，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中西医各自相互独立存在、很少往来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们的思想水平与生活水平提高，要求技术上的变革意识日益强烈，中、西医骨科医生之间也有了互相切磋技艺的共同愿望。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号召，骨伤科界也掀起了一场中西医结合的学术高潮。我国广大骨科医务工作者借此东风，围绕骨折的固定和活动、软组织损伤的手法诊疗为起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医疗实践。1958年天津人民医院（当今的天津医院）请来著名的中医骨伤专家、苏氏骨伤第五代传人苏绍三先生，请他介绍中医正骨的方法。苏绍三先生使用的主要是手法整复、竹帘纸垫绷带固定和早期功能锻炼的方法。稍后又将出身于武术世家的张筱谦先生请入天津人民医院。他主要采用手法复位、柳木夹板加布带固定治疗骨折。他们的方法较单纯的石膏固定治疗确实有骨折愈合快、功能恢复好的特点，而且避免了切开复位，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感染的机会。通过临床的不断应用，苏绍三的纸压垫及张筱谦的柳木夹板和布带固定各自显示了其优越性。此时，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原创性研究从天津医院展开，中西医骨科学者走到一起，共同研究骨折的治疗问题。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陶甫、郭巨灵等应用西医学的解剖、X线等技术，与苏绍三、张筱谦等中医正骨专家共同探讨骨折治疗的复位、固定等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以“动静结合”为指导，小夹板固定为特点，手法整复和病人自觉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骨折新疗法。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发展中的主要环节，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①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大夫合作共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②中西医的诊断治疗方法兼收并用，有机结合；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不断改进，反复总结，使中西医结合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④在新的理论及治疗原则的指导下，有目的地进一步结合，使中西医结合向广度和深度发展；⑤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对有成效的方法及基础理论进行实验研究，阐明其中的科学道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方法，是吸取了中医和西医治疗骨折的精华部分，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并有新的创造。功能锻炼在骨折和伤病治疗中的重要性受到极大的重视。根据不同的伤情、部位制定了一套由小到大、循序渐进的锻炼方法，在治疗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60年方先之、周映清等采用手法整复、局部小夹板固定结合短期牵引和功能锻炼的方法治疗股骨干骨折，取得了复位良好、愈合快、功能恢复好的效果，且对于胫腓骨骨折应用小夹板局部外固定也获得成功。尚天裕等采用腰背部垫枕和“拱桥”锻炼等方法治疗单纯胸腰椎骨折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还和顾云五等首次采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外固定治疗前臂双骨折，获得成功，措施包括手法分骨复位、柳木板局部外固定和早期运动，使前臂双骨折这一不易处理的骨折难题得到了解决。1961年底由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组织的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座谈会在天津举行，交流了1958年以来中医、西医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脱位、软组织损伤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主要讨论了有关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静”和“动”结合的原则，骨折断端间和其周围的血肿对骨折愈合的作用，并拟定了骨折愈合标准。这次会议对推广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1958—1962年近4年的临床实践和不断总结，初步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方法。首先从中医各家所使用的局部外固定用具中，选择了具有弹性、韧性、可塑性及吸水性较好的柳木板，按照肢体形状及其动力学原理，重新设计了局部外固定用具。把中医传统的摸、接、端、提、按、摩、推、拿骨折整复八法加以改造创新，结合临床实践，总结出新的整骨十大手法，即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绕、屈伸收展、成角折顶、端提挤按、夹挤分骨、摇摆触碰、对扣捏合和按摩推拿。在实践中又根据骨折不同部位、类型以及骨折愈合过程中不同阶段骨折断端的稳定程度，从临床实践中总结了一套促进骨折治疗和康复的功能锻炼方法。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指导原则之一是“动静结合”。1961年召开的第一次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座谈会上专门就“动静结合”问题作了重点讨论。讨论中有三种不同看法：冯传汉、王亦璁等认为“动”系指全身、患肢关节和肌肉的活动，“静”系指骨折断端的固定，骨折端应尽可能地固定，任何的动对骨折都是不利的。全身、患肢关节和肌肉的动，应在不影响骨折端固定的前提下进行。过邦辅等认为在适当的外固定控制下，骨折周围和沿着骨干纵轴的肌肉的收缩，可以加强断端的接触或嵌插，因此肌肉的“动”可以达到断端的“静”，骨折的外固定又有利于骨折上下关节的运动和骨折周围肌肉的收缩，肌肉收缩本身又有利于骨痂的生长。方先之在会议总结时提出全身、患肢关节和骨折断端都需要有动静结合，鼓励有利的动，限制不利的动，加强有利的静，避免不利的静，断端的扭转、成角、剪力等是不利于骨折愈合的动，应严加控制，因肌肉收缩或有控制的负重，在断端间产生有利于骨折愈合的生理性应力的活动，应加以鼓励。从而对“动静结合”这一治疗骨折的指导原则有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并确定了骨折治疗时需要“动静结合”的原则。1966年方先之、尚天裕编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提出了“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的四项骨折治疗原则，正确地阐述了骨折治疗中固定与活动、骨与软组织、局部与整体、内因与外因、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打破了“广泛固定”“完全休息”的传统观念，使骨折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5年在天津召开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经验交流会，各地在治疗陈旧性骨折、开放性感染骨折、脊柱骨折和关节内骨折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对于脊柱压缩骨折采用后背垫枕法，利用躯干重力和杠杆原理，保持脊柱过伸，推行积极练功的“自身复位法”，以背伸肌为主要动力，将压缩的椎体重新张开，腰背肌强健有力，不遗留慢性腰痛。1964年国家科委组织全国中西医骨科专家对天津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的5400余例骨折病人分类抽查，进行鉴定，确认这是一项中西医结合的科研成果，建议在国内推广。1971年周总理在接见第一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说：“对小夹板外固定治疗骨折，我很感兴趣。这是辩证法……我感兴趣就是因为它说出了真理。”

冯天有本是毕业于军医大学的西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部做航空军医工作。面对许多飞行员和航空机务人员常患的腰腿痛缺乏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听人说北京有一位民间医师，用祖传按摩手法捏几下就能治好腰腿痛。于是，冯天有半信半疑地找到了这位民间医师。没想到这位民间医师竟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只见她在患者身上按揉、推拿，动作轻巧，节奏分明，许多病人弯着腰进来，直着腰出去。骨折患者还剥下了石膏，换成了夹板。如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老太太姓罗，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地区一个世代相传的民间骨科世家。从小就跟爷爷奶奶学正骨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她落户在北京朝阳区双桥公社三间房大队。由于她医术高超，远近闻名，于是人们就给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罗有名”。罗有名采用的是祖传的正骨按摩术。她的医术对冯天有的思想冲击很大，冯天有决心到北京来专门向她虚心学习祖传的正骨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冯天有运用椎体间力平衡的道理，创造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只用一双手就能就地诊断治疗，比西医的物理诊断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不少患者减少了痛苦。这就是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传统医学的正骨经验进行整理和提高摸索出的新医正骨疗法。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不小心把腰扭伤了，她听说冯天有的“新医正骨疗法”对治疗腰痛很有一套，欣然让冯天有治疗，很快就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正准备出访伊朗，患腰病行走不便，他非常着急。卓琳知道后，跟邓小平说起了冯天有的“新医正骨疗法”。邓小平当即向李先念推荐了冯天有。冯天有仔细诊断李先念的腰病后，马上进行治疗。第二天，李先念就能下地行走1000多步。经过几次治疗，他的腰病完全好了，精神抖擞地出访伊朗。1975年5月，已是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了解到新医正骨疗法的情况后，非常高兴，立即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够放下架子，向民间医师学习，学有成绩，学以致用，值得提倡。在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关怀下，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损伤学习班在中医研究院开办起来了。1977年，在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的批准下，在数届学习班的基础上，第一所国家级的骨伤科研究所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尚天裕为所长，冯天有是第一副所长，他后来又在空军总医院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西医结合正骨治疗中心。冯天有对损伤退变性脊柱疾病的临床研究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开创了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的新领域。他编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一书被译成英文、日文向海外发行。他的主要学术观点和方法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有关内容被编入著名的西医外科学家黄家驷等主编的《外科学》等十余本专著中。

骨伤科研究所成立之后，相继成立了骨折研究室、骨科生物力学实验室、颈椎病研究室、腰腿痛研究室、脊柱与内脏相关疾病研究室等研究部门。大致形成了由尚天裕所长和孟和教授带领的硬伤（骨折脱位）研究，由冯天有副所长和蒋位庄、倪文才、张长江教授等带领的软组织损伤研究。他们从解除人民疾患的实际出发，摈弃学术偏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开展了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损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形成了以骨折固定和生物力学，颈椎病、腰腿痛、脊柱与内脏相关疾病和关节伤病为主的、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在各个方向上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引领了全国骨伤科界的学术发展，是当时骨伤科界名副其实的领头羊。在硬伤研究方面，主要围绕骨折愈合、骨折外固定生物力学和外固定器展开了一系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在颈椎病的研究方面，发现不少颈椎病患者具有视力障碍等问题，通过手法治疗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并将这种问题称之为颈性视力障碍。在腰腿痛研究方面，提出了腰椎软骨板破裂症的概念、椎间盘源性腰腿痛的临床分型和中医治疗方法。

在全国范围内，脊柱伤病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更是如此。例如杨克勤报道了脊髓型颈椎病的治疗，赵定麟描述了前路减压手术治疗颈椎病及颈椎骨折脱位。邱贵兴等设计了“PUMC脊柱侧弯分类”，其分型与手术方案密切联系，应用于152例前瞻性观察，平均随访20个月，无失代偿，初步认为可靠性高于King系统。潘少川等积累了4000例脊柱侧凸矫治的经验。宋献文研究了中医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机理分析。特别是杨克勤在采用西医手术治疗的同时，积极运用中医药的方法治疗颈椎病，后来还开发了治疗颈椎病的中成药根痛平。魏征和龙层花主编的《脊椎病因治疗学》详细地介绍了脊椎相关病的病因和治疗。李义凯主编的《脊柱推拿的基础与临床》详细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与脊柱推拿相关的历史、假说、解剖学和生物力学基础。他观察了腰椎旋转和后伸时腰神经根受牵拉及椎板移动情况和颈椎推拿手法的安全性和作用机理以及有关脊柱推拿基础理论内容。在脊柱推拿手法的生物力学研究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脊柱旋转手法的机理研究上。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很多临床医生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疗效，最终获益的是患者。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伤科临床上常见病、多发病，在合并神经根炎症或术后恢复期，根据证型给予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等治疗不仅能有效控制炎症和肿胀反应，而且能预防或减轻术后粘连；在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病变多涉及多个脊椎节段，病理呈慢性渐进性发展，中医补益肝肾、活血通络、养血柔筋等治则可以取得较好的控制效果。但对于严重狭窄，又必须借助西医手术治疗。手术解除主要的狭窄压迫之后，退行性变仍在继续，中医药能继续发挥控制病变、增进手术效果的作用。在骨伤科临床上，有大量中西医治疗方法同时共用的情况，不仅有中医的综合疗法或治疗方案，也有中西医治疗方法共用的综合疗法或治疗方案。这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实践证明，在目前医疗水平下，这种综合治疗多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目前临床上对脊柱病的治疗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即开放式手术治疗和牵引、封闭、针刀松解、固定制动、手法推拿、物理和药物治疗等非手术治疗。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脊柱疾病临床诊疗的技术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治疗过程短，痛苦少、创伤小且不影响美观、疗效好、复发率低。这些要求随着现代脊柱微创（胶原酶溶解、经皮切吸、激光汽化、射频消融、臭氧靶点治疗等）、椎间盘镜、椎间孔镜、硬膜外腔镜、人造间盘和人工关节置换等现代技术的发明而逐步得以实现。目前这些技术已在脊柱骨科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有学者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应用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在此基础上相互取长补短，融会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医药学。中西医有着各自的优势，各自有着比较成熟的理念、理论、方法，也都有不成熟或者错误的地方。中国存在着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是我国医药学的特点和优势。这两种医学又都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及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相互间的渗透和互补也是必然的。但是能否有机地融为一体或何时能够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医药学可能很难回答，要靠未来长期的实践来确定。卫生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驾马车”理论，即“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中西医结合应用应该循序渐进，对于中西医各自已有良好效果的病种，则不必强求非要中西医合用。对于效果确实优于单用中医、西医的成果，应予提倡，并逐步上升到理论高度。在看到中西医结合带来疗效提高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评估中西医合用可能给患者的身体和经济状况、中医药理论体系发展、中医师临证思维培养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未雨绸缪，把不利因素降到最低点。对于中医药学来说，在继承发扬自身特色优势的同时，必须积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的、对我有用的（医学和非医学的）知识和技术，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