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进入北平：做私人秘书之余设法去北大听课

人生大概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波三折似乎是常态。冯定从修能学社辞职后，便由冯君木先生介绍给徐荷君做私人秘书。徐荷君的女儿是冯都良的妻子，也就是冯君木先生的儿媳，所以徐荷君和冯君木先生又是亲家关系。1924年的冬天，冯定随徐荷君到了北平，当时正是段祺瑞执政时期，徐荷君的世交李君浩任了财政总长，徐荷君就去任了财政部主任的秘书，目的是想找机会获得一个省财政厅长或其他类似的职位。冯定在北平时住在“宁波试馆”里。徐荷君每月给他50元钱，和财政部并无正式关系。但根据徐荷君的意思，冯定每天得去财政部秘书室坐上两三个钟头，除了为徐荷君抄写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之外，别无他事，因此被人叫作“小秘”，这使冯定很是恼火。于是，冯定就以对付交易所的消极态度来对付财政部的“小秘”差事。来到北平，虽然工作并不如意，但冯定学习的心态从未改变过，只是这次他下定决心将线装书都搁置起来暂时不去阅读，而是订阅了《晨报》和《京报》副刊等与时代相关的刊物，凡是新出版的杂志如《向导》《语丝》等他每期也都买来阅读。

冯定在北平的时候，徐荷君的儿子徐訏常去看他；徐訏当时还在成达中学求学，将冯定是当作长辈看待的，还时不时向冯定请教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徐荷君曾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訏后来去了香港。

冯定来到北平还遇到了一件幸运事，那就是获贵人相助，得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这是不是在冥冥之中预示着他与北京大学的缘分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冯定通过同乡张雪门的帮忙，每天上午都去北京大学旁听。冯定又是怎么找到张雪门帮忙的呢？张雪门原本是在宁波办幼稚教育的，因为和一个女教师恋爱而“出逃”，当时轰动了宁波，对于这事冯定当然也有耳闻，而且对冯定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冯定到北京后，从同乡口中得知这个“出逃”的人就在北大注册科工作，而且相当穷困，所以就请同乡介绍自己与张雪门相识。张雪门经常设法发给冯定一份专为预科生用的英文讲义，以便冯定去听课；冯定亦时常请张雪门到小馆子吃饭，一来可以叙叙同乡情，二来也略表感谢。

当时国民党的活动在北平是半公开的，而且冯定已开始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冲动了。虽然冯定觉得孙中山很伟大，但对于国民党和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总觉得没有什么兴趣，而对于唯物历史观的书籍虽然看不太懂，却还是喜欢看。当时冯定就想，要么不参加革命，如果参加革命，就必须直接参加为了穷人的共产党。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地位，冯定自然是无法找到组织关系的。

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前，冯定在北大听课的兴趣已愈来愈淡薄，因为冯定既不能听自然科学的课，也啃不进英文。特别是有一天去听了一次胡适的课，使他非常恼火，从此更是再无兴趣去听课了。事情是这样的，胡适在一个小时内，慢吞吞地举出了明末梅鸹和陈登这两个名字，说他们是清朝朴学家的先驱，但在学术界没有地位，他同时又在黑板上写了“Marx”这个名字，说这个人的经济学思想在欧洲也有极大的影响但在学术界也没有地位，正和梅鸹、陈登一样。冯定当时认为他这样是无缘无故地污蔑马克思，在心里对胡适产生了永远难忘的坏印象，认为胡适是卑劣透顶的。上海解放时，冯定在科学院的一次大会上说出这个事，这才算把心里的不痛快给吐了出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次日，冯定的心情已很是激动。当冯定下午去财政部时，正好碰到一位姓龚的秘书竟在大谈“学生可杀”，别的人全都保持了沉默而并未批驳他，这使冯定深深体会到所谓反动和官僚政府的腐朽是什么意思了，觉得自己如果再待在那儿，真是太可耻了。后来，冯定就和一个叫徐季球的青年同乡一起，以个人名义去北大报名参加了救国会，并经常以个人资格去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没过多久，冯定就向徐荷君留信辞职，然后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