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黎协定后我国低碳发展的目标与政策
一、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2014年11月APEC会后，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中国提出到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峰值，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构成中比重达20%左右。这是我国统筹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是一个十分积极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该目标的实施将有力推进我国的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转折时期，GDP增速将由过去30年间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变为7%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单纯注重GDP增长速度和规模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从传统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型内涵提高的低碳发展路径，从而突破日趋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当前确立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将成为我国推进能源革命、突破资源环境制约、促进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目标和关键着力点，同时也展现了我国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积极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将有力推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我国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总体上要达到峰值，其后随经济社会发展，能源消费的增长则主要依靠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量，并使化石能源消费逐渐呈下降趋势。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内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峻形势的根本扭转，对国内国际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到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到峰值，在发展阶段上要早于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到峰值时的发展水平，需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CO2排放达到峰值的必要条件是单位GDP的CO2强度年下降率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因此，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到峰值均出现在已完成现代化的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速缓慢，GDP增长一般不高于3%，基本是内涵式增长，没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的扩张，能源需求趋于饱和，此时即使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率为2%～3%，也有可能使CO2排放达到峰值。欧盟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峰值，美国较晚，2005年才达到峰值，日本也是在2005—2007年才达到峰值。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经济社会仍需持续较快发展，2030年前后GDP潜在增长率仍不低于4%～5%，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必须使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达4%～5%，将远高于发达国家达到峰值时GDP碳强度的下降水平，所以我国比发达国家在更早的发展阶段达到峰值会有更大难度。
二、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是推进能源低碳转型、减缓CO2排放的重要对策
我国能源构成以煤炭为主，其比重长期为70%左右，而世界能源构成中煤炭比重不到20%，从而造成我国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因子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以上，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高30%以上。当前我国CO2排放量已占世界的1/4以上，2005—2015年排放增长量占世界增量的60%以上，2015年人均CO2排放量约达6.7吨，已接近部分欧洲国家的水平。我国当前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比重高的产业特征，以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特点，使单位GDP能耗高，CO2排放强度大，约为发达国家的3～4倍，提高单位能源和单位CO2排放的产出效益仍有较大空间和潜力。
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比重持续增加。2005—2015年，非化石能源供应量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速约10%，远高于同期能源总消费量6%的增速。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也由6.8%上升到11.8%（见表1-1）。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长速度和增长量均居世界前列。我国当前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规模和新增容量均已超过煤电，并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我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创历史最高水平，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占电源总投资的比重为70.45%；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为50.12%。
表1-2比较了我国和美国的非化石能源发展。但由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数仍较低，其快速增长的供应量仍不能满足能源总需求的增长，煤炭消费量2005—2013年仍增长了48%。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持续的能源结构调整，我国煤炭消费量过快的增长趋势得到暂时控制。但尽管这样，我国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增长仍面临艰巨任务。
表1-1 一次能源构成比较（2015年）单位：%
表1-2 中美非化石能源发展比较
推动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我国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其能源需求已趋于稳定，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降低了当前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使其CO2排放呈持续下降趋势。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随GDP较快增长，能源需求仍处于持续增长阶段，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首先要满足能源消费增量的需求，然后才有可能替代存量。在当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例较低、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尽管其发展迅速，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新投产供应量和增长速度均居世界前列，但仍不能满足能源消费增量的需求，在相当长时期内，化石能源的消费仍会有所增长，所以CO2排放量还会不断增加。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特征，使我国在全球能源变革中面临更大挑战。美国环保署的《清洁电力计划》提出2030年全国电力部门的CO2排放比2005年减少30%。到2011年年底，其已减排10.7%,2011—2030年需再减排21.6%。美国2011年燃煤发电1.875万亿千瓦时，占其总发电量的43.1%。美国未来的电力需求基本稳定，如实现其2030年减排目标，将由新增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装机替代现有煤电机组，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装机需分别增加0.5亿～1.0亿千瓦。减少煤电装机约1.5亿千瓦，相应煤电比例将下降到28%。2011—2030年，我国新增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核电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将达约10亿千瓦，新增装机规模将是美国的5～10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远大于美国。2011—2030年，美国每千瓦时的CO2排放强度将下降约20%，而我国将下降约35%，能源替代速度也远快于美国。但由于我国2030年电力总需求将比2011年大约翻一番，总需求量增长速度快于能源替代的速度，所以届时电力部门的CO2排放仍将增加30%左右，而美国电力需求不再增长，所以其CO2排放可下降30%。因此，在当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还在持续增长的阶段，更需要加大能源变革的力度，尽量多地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满足新增长的能源需求，减少化石能源供应量的增长，防止未来化石能源供应的技术锁定效应，从而实现新能源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到2030年前后，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人口规模稳定，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能源需求增长趋于缓慢，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成熟，规模化产业体系趋于完善且发展迅速，届时能源总需求的增长可依靠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从而使CO2排放不再增长。这应是我国中近期能源变革的战略目标。
三、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20%左右目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需要持续快速发展
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到峰值时，能源消费也基本上趋于稳定或达到峰值。美国和日本全是同时实现能源和CO2的峰值。中国希望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但是中国达到峰值时的发展阶段比发达国家早，经济还要比较快地增长，所以届时能源需求还会持续增长，到2030年前后，我国GDP潜在增速仍在4%以上，要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单位GDP的CO2强度的年下降率必须达到4%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达到峰值时GDP的CO2强度下降水平。届时能源消费弹性约为0.3，能源消费增长率则约为1.2%，每年增长7000万tce以上。这部分新增加的能源需求必须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CO2排放才能达到峰值。这预示着我国未来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必须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届时每年都需要新投产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各两千万千瓦左右，核电装机近一千万千瓦。相当于每天新投产5兆瓦风电机组10余台，每年新投产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8～10套。如此大的发展规模，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国203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比例达20%左右的目标，其年供应量要达到约12亿吨标煤，而2010年大概是2.8亿吨标准煤，未来20年间非化石能源供应要增加4倍多，这要新建约10亿千瓦的非化石能源电站装机，大约相当于美国现有的总装机容量。
四、碳交易市场是全球低碳发展形势下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
未来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可能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潮流。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出现使生产方式由小作坊向工厂化集中生产转变，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的广泛使用形成了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方式，大规模生产能力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资本成为更为紧缺的生产要素，由此发展了资本和金融市场，提高资本的产出率也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首要经营目标。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容量空间制约使碳排放空间日益成为比劳动力和资本更为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需要大幅提高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率（即碳生产率）。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需比2010年下降40%～70%，而届时GDP将约为2010年的3～4倍，因此碳生产率需要提高5～10倍，年增长率需达4%～6%，远高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进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因此，提高有限碳排放空间的经济产出率就成为突破资源环境制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碳交易市场将把碳排放额度的价值显性化和货币化，各类碳金融产品也会相继产生和发展，类似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也可能发展成为国际低碳发展竞争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