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制度绩效量度及制度竞争问题
一、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
制度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学家中有三派观点：
（1）在经济研究中，他们通过抽象法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现有的大量增长模型（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等）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要把制度省略或剔除掉？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经济学家“分工”观念的产物。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制度、规则、意识形态、法律、文化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固然重要，但它们应该留给政治学家、法律专家、文化专家们去研究。第二，在交易费用这类概念产生之前，经济学家们缺乏一种“范式”分析制度之类的问题。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发达国家的制度问题显然没有在其发展初期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严重。与此同时，这些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增长问题，而不是长期的增长问题。
（2）在经济分析中，一些经济学家视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为给定的。他们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无关。因此，制度被视为外生的变量。它们会由于一些政治行动包括法律的决定而改变，它们是不依赖于经济增长进程的，这种假定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些政治制度的确定尽管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最终要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在一个制度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里，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假定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是给定的，而不会影响分析结论的正确性。如果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那么这种假定（或给定）将严重影响分析结论的正确性。
（3）新制度经济学家视制度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至关重要。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科学、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44]
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把制度因素内生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大贡献。经济增长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把经济增长率中不能解释的“余值”（或“剩余”）归因于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能不能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是。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斯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对此问题作了开拓性的回答。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诺斯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为什么制度创新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斯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提高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提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简单定义是以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不仅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要有所增长，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也要有所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增加。这两种增长（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关键根源于人口变动了。例如，近些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额可排在世界前列；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排在一百多个国家之后。
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在人类历史上，这两种增长现象同向变化（即一致）是例外情况，而反向变化（即不一致）倒是一般情况。在工业社会以前，“增长”（总生产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增长。这是人口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往往超过生产的发展，并使每个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新制度经济学家很重视人口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在历史上，人口压力不断地促使组织创新与制度变迁。人口变量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变量之一）。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规律使个人的贫困化恰恰出现于经济普遍繁荣的时期；相反，大危机时代，至少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倒是个收入增加的时代。
现代意义上的“增长”应该是两种增长的统一。诺斯及一些新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始于17世纪的新现象。人们习惯于把“产业革命”当作现代工业社会的起点，这是一个错误。其实“经济增长”比本来意义上的产业革命出现得要早。产业革命不过是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标记，而不是它产生的原因。
现代意义上的增长现象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当时欧洲人口和经济第一次出现了差别。在法国和西班牙，人口减少了，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在英国和荷兰，虽然人口持续增加（英国增加了25%），实际生活水平却提高了（大约提高了35%和50%）。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两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地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45]为什么首先实现现代意义上增长的是荷兰和英国，而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呢？诺斯回答说：“因为荷兰（前西班牙省份）和英国是当时在确定制度和所有权体系——可以有效地发挥个人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都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方面走在最前面的两个欧洲国家。”[46]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即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领域或地区，或者一国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此时此地制度效率是最高的。同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经济增长率也较高。一旦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以后，制度效率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实用价值。
制度选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有人把制度分析引入发展经济学称作发展经济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47]1957年，鲍尔与巴塞尔·S.耶梅写了一本开创先河的著作《欠发达国家经济学》。本书打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神话，并号召对比较制度进行研究，以考察哪些制度更有助于经济增长。鲍尔和耶梅并不是把非经济变量，如产权制度和非正规行为规则，作为既定的变量，而是作为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格莱尔德·斯库利在研究中发现：“制度结构的选择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有深远的影响。与法律条例、个人财产、资源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开放社会，与那些自由被限制和剥夺的社会相比，其增长率是后者的3倍，其效率是后者的2.5倍。”[48]阿兰·鲁福斯·华特斯是最早认识到产权在发展中重要性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尽管文化在决定经济绩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与有效的所有制结构相提并论。个人必须对其财产拥有排他使用权，能自由买卖财产，允许分割所有权和拥有确定的所有权。政府的作用是强化这些权利，使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这样，个人才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通过把资源用到有利可图的用途上，使稀缺资源增值。
过去不少人把缺乏资本看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其实，缺乏资本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安排的缺乏。著名经济学家乔治·A.阿克劳夫（1970）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在历史上，一些国家有大量的钱闲置，由于缺乏一种制度，这些钱都没有用于生产和投资活动。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劳代尔发现，一些国家历史上有许多钱并没有被有效使用。鲍尔和耶梅批评在发展进程中对资本积累作用的过分关注而忽视社会和政治制度。他们指出，与其说发展依赖资本积累，不如说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本。
新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发展实质的看法上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如詹姆斯·A.道、史迪夫·H.汉科等指出的那样：“在正规的完全竞争模型下，许多发展‘专家’们忽视了现实，忽略了产权和市场价格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恰当的经济推理被社会工程化和过于简单的模式所替代，这种模式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外援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并没有把对资本有效利用和动态贸易收益至关重要的制度体系考虑进去。”[49]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彼特·鲍尔在《关于发展的异议》中指出：“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能力和态度，也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进步速度的快慢。”[50]经济理论如果只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是解释不了复杂的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必须要有第四大柱石，即制度。有了某种制度安排，能使决策者了解他们的立场正确与否及其行为的结果。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二、制度绩效的量度问题：案例分析与模型分析
把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安排等内生化，即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量化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制度变迁既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忽视制度变迁？为什么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以政府干预代替制度变迁？不利制度变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生产力；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转型国家，这种双重制度效应是比较明显的。
有效的制度能促进经济发展，不利的制度反而阻碍经济发展。分析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制度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单方面强调制度因素也是不可取的。（2）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个生命周期问题，当新的制度建立的时候及替代传统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的时候，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但后来会呈稳定甚至下降的趋势，制度会出现“制度平台”，没有永远适应经济发展的永恒制度。（3）制度从外生变量转变成内生变量是制度学派的贡献，制度也是一个稀缺性因素，当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是一个瓶颈因素的时候，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都会带来经济的发展。诺斯认为，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这些制度安排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
目前关于制度绩效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案例分析，如对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在能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绩效进行量化分析，如对庄园制（诺斯）、船运制度（诺斯）、奴隶制度（巴泽尔、福格尔）等制度绩效的分析。这一分析是比较成功的。二是模型分析，如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对制度变量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以土地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为例来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由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原来的集体农作制度这一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贡献份额在20%到50%之间，有的学者的估计值甚至高达70%。据说苏联的农民用1%的自留地生产了苏联27%的农产品。这就是私人地与公共地（苏联农村99%的地是集体农庄的土地）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的差异。据测算，苏联私人地的效率是公共地效率的四十余倍。一样的天、一样的地、一样的自然环境，但是由于制度（私人土地制度和公共土地制度）的差异而导致生产率有天壤之别。在历史上，法国在一个时期内的农业发展落后于英国的农业发展，历史学家们找了很多原因，但最后发现导致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产权制度的差异。在法国，土地上的及土地上空的权利都是土地所有者的，但土地下的权利是国家的；但在英国，土地上的、土地上空的及土地下的权利都是土地所有者的，也就是说，英国的土地所有权要比法国的土地所有权完整。为什么法国土地所有权的不完整不利于法国农业的发展呢？这是因为人们在土地上不敢从事长期投资，一旦政府在地下发现了矿藏，那么投资就很难收回了。
以我国西部开发为例。西部开发除了土地、人口不缺以外，缺水、缺人才、缺资金、缺基础设施、缺技术、缺教育等。但还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西部最缺的是制度。物质和技术上的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观念和制度上的落后。物质和技术上的先进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制度上的先进则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斯说欧洲在18世纪就建立起来了这种有效的制度。美国人、加拿大人在搞西部开发的时候，都很注重让到西部开发的人（理性的人）赚到钱，这个钱不是政府直接搞什么补贴，而是在制度上做文章，如低价向到西部开发的人出售土地。
诺斯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贡献。[51]诺斯特别提出了两个引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这两种导致技术变化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或至少部分具有）制度特征。经济绩效随技术的快速变化而提高，技术变化又得到大规模市场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支持。在这里，制度成为主导的决定力量，这种对增长的解释使哈罗德和多马所强调的资源禀赋（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显得不重要。[52]
其次，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对制度变量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指出，为更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即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根据他们的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表1、表2所示。
表1 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经济绩效比较单位：%
表2 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1965—1980年间经济绩效比较单位：%
根据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从1.62%扩大到2.48%。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经济国家的差距则扩大了86%。这表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资源配置。
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投入，但由于制度的不同，产出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把生产函数仅仅看作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纯技术关系是不全面的，应该考虑制度这个重要因素。制度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宏观层面，二是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一国有效的制度环境及制度安排大大地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制度能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有效的制度能解决激励和约束市场经济中的两大基本问题。制度包含着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功能。我们很难用精确的方法来量化制度的绩效，也许有这方面的原因，过去人们大大地低估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讲，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等）上落后于发达国家。制度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制度并非是万能的，但是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最缺乏的是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的制度。
三、经济全球化中的制度竞争
一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的竞争。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当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世界范围内更自由流动时，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呢？技术可以转移，资本可以转移，劳动力也可以转移，但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却难以转移，这是因为其具有专用性质，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强制性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某一制度，这种制度移植也往往变形，甚至低效，有的还比不上原有的制度。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不是本土的，而是殖民地时期移植过来的。尽管许多移植的制度增进了对产权的保护，但没有理由相信殖民地移植制度可以自动生效。这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我们探讨。过去人们往往从技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去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而忽视了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无形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是制度的比较优势比其他要素的优势更重要。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宁愿花大量的钱从发达国家（或外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但是他们不愿在制度创新方面进行投资。这是因为前者往往看得见、摸得着，并且能立竿见影，而后者一般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制度创新显示成效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一些发展中国家花了不少钱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这些先进的技术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是低效使用。哈比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组织的差异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他指出50年代埃及的工厂在工艺技术上和美国的工厂相同，但其劳动生产率却只是美国的1/6到1/4。他把这种差异归因于组织的质和量：埃及的“管理资源稀缺，管理方法极其原始”。为什么制度重要？埃及能从美国引进“硬件”，但是不能从美国引进“软件”。这个“软件”包括制度、制度环境、管理及观念等。制度好像是软的，看不见的，无形的，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可低估的。有人讲，如果发展中国家出现内乱和不重视人才的现象，那么美国的资金和人才就会增加。美国以它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吸纳了世界不少国家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
三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异。莱索托在考察了多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换言之，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没有促进和保障钱生钱的制度。制度就是一国各方面的（包括政治和经济）行为规则，这种规则的形成根源于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在20世纪最后10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事件和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相关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举例来说，苏联的解体以及随后的经济转轨、硅谷现象及电子商务的出现、欧元统一与市场一体化、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这些例子当中的一些就其表面而言可看作纯粹的市场现象，但如果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这些事件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后果，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的制度方面纳入考察范围（青木昌彦，2000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产品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在这些竞争的背后都包含着制度的竞争。
四是发达国家以其制度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制度歧视”。目前，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利用知识产权抢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据统计，外国公司在我国获得的通信、半导体类授权专利数量约占我国同类授权专利的90%以上，生物行业约占90%，医药行业和计算机行业约占70%。从表面看，这是一种技术上的竞争，但实质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竞争。在世界上，英国最早建立了专利制度。过去专利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发明者的利益，但现在专利制度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技术竞争的重要方面。在关税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外国公司收取较高的专利使用费，削弱了我国一些制造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如，6C和3C等外国电器制造企业联盟向我国部分出口DVD的企业发出收取专利使用费的最后通牒，并扣押了部分出口DVD产品；日本9家摩托车厂商指控我国24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存在“专利侵权”问题。又如日本产品实行分级制度，分级制度规定一流的产品在国内销售，二流的销往欧美，三流产品销往中国等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销往中国的产品大多是其国内已经淘汰的“过时品”。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进入品牌消费时代。日本东芝公司因为向美国用户出售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以赔偿2300万美元来了断官司。面对中国用户的质询，日本东芝公司的有关人士强调中美法律制度不同，不能采取对等赔偿，因而激起中国用户的不满。法律制度不同，企业的行为和成本也就不一样。为什么跨国公司很重视对投资国的文化、法律、价值观等软环境的分析？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这主要表现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地降低这个地区的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入这个地区，有效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大大地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有人绕地球一圈后很有感慨地说，在美国办一个企业只要两三个小时，在香港地区要两三天，在深圳两三个星期也够了，但在我国内地一些地方可能得两三个月。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一个办事效率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制度、体制、文化、观念等深层次问题。这些不同因素将大大地影响一国“制度运行的费用”（交易成本）。在我国沿海和开放地区从事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要比内地的交易成本低得多。尽管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制度的竞争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客观存在，并且越来越激烈。有人讲，21世纪世界的竞争将是制度之间的竞争。谁的制度好，资源就会流向那里。人才、资金及技术等都会流向那些制度环境好的地方。我国加入WTO后，制度竞争对于我们的挑战更加明显。认识制度的重要性，是我们寻找一种好制度的前提。
主要参考文献
原载《福建论坛》，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