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道德和政治维度

现代主义的道德维度起源于19世纪设计改革运动。这反映了20世纪初前卫设计领域逐渐萌生出的一个信念，即认为那些通过装饰品掩饰其结构，同时又不符合“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产品都是“差的”设计。20世纪初的重要理论家、被佩夫斯纳称为现代主义“先驱”的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甚至在其1908年发表的著名文献《装饰与罪恶》（Ornament und Verbrechen）中宣称：

现代装饰家既是文化落伍者也是病理学的案例。他自己不得不在3年后否认自己的作品。现在有教养的人士不能接受他的产品，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如此。

该文问世20年后，建筑设计师、现代主义论争中的核心人物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1925年出版的《今天的装饰艺术》（L’Art décoratif d’aujourd’hui）中进一步阐明了此种观点的道德含义，他坦率地断言：

垃圾总是有大量装饰；而华贵的物品却是制造精良、简洁干净、纯粹健康的，它的无装饰揭示了其生产的特征。我们把这样一些倒转归功于工业，正是它使有装饰的铸铁炉子不如朴素的炉子值钱，铸造品上波浪般叶饰上的瑕疵也看不到了。

对柯布西耶而言，形容词“简洁”、“干净”、“纯粹”是与健康相联系的。在他对装饰掩盖了生产中的瑕疵的论述中，他还暗示性地控诉了这一欺骗行为，这是一个比路斯的推断更深思熟虑的观点，即装饰家不仅是罪恶的，而且由于某种原因还在道德上反复无常。然而，这两篇文章都给人一种精英优越论的感觉：路斯主张装饰设计师的“产品是现在有教养的人士不能接受的，在不久的将来也是如此”，这预示了柯布西耶的论断：“人们变得越有教养，装饰就越少。”（同样出自今天的装饰艺术）的确，许多措词在今天看来是老生常谈，但柯布西耶一直悲叹事实上“装饰品充斥着装饰商店的柜台，它们被廉价的卖给购物的女孩”。

现代主义者对抽象形式和新材料的精神共鸣还与民主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凭借这一民主理想，大多数人都能够在一个卫生的、健康的、现代的环境中享受改善了的生活品质。这种社会乌托邦责任在住房设计项目中有力地表达出来，最初在荷兰和德国的先进的市政当局实施，后来在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瑞典、丹麦、英国、美国和日本当中有相当多的变体，但在强度、实现的情况和影响上有所不同。实际上，现代主义致力于不受国家边界约束的社会和文化议程。的确，国际化的视野是许多现代主义出版物和产品的特征，这些出版物和产品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得到切切实实的认可，1932年，艺术史家亨利·拉塞尔·希契科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和建筑家菲利普·约翰逊举办了名为“现代建筑：国际展”（Modern Architecture—International Exhibition）的展览。在相关的出版物和同年拉塞尔·希契科克的著作《国际风格：1922年以来的建筑》（The International Style: Architecture since 1922）中都采用了术语“国际风格”。

1920年代末，横跨欧洲的紧张政治局势加剧，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后带来的经济后果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觉醒，这逐渐滋生了人们对通常被描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持国际化现代主义观点）的反感。在国际经济危机面前，产生了普遍的对民族价值和传统的重新坚持，同时排斥现代主义者所代言的抽象形式、新材料和现代技术。现代主义者讨厌在设计、建筑和视觉艺术中的历史参照，发现自己不断受到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党和苏联约瑟夫·斯大林统治的社会现实主义原则的攻击。正如后来显示的，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形势更加摇摆不定，仍然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相对平静的政治气候中，现代主义却找到了相当大的空间来表现和发展。在其他国家，建筑设计出版业的版面上最充分地再现了现代主义美学，展览和相关的评论、漫画普遍定位在更加高级的精英趣味上，而不会应大众市场需求产生任何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