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次霍乱概况
霍乱本是印度恒河三角洲地区的地方病，往往随雨季而周期性流行发作。随着英国殖民侵略的加深，印度门户洞开，打破了固有的半封闭状态。被称为“骑着骆驼旅行”的霍乱病菌也紧跟时代步伐，加入世界市场的洪流中，四处传播。
（一）1831—1832年霍乱的突袭
1817年英军从下孟加拉来到孟买，成为霍乱走出国门的起点。[1]由于英国政府对印度霍乱的估计不足，而对驻印军队的实力过度自信，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加之军队的卫生条件差、拥挤、疲劳、供水不足、食物缺乏等原因，英军先后感染霍乱。“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变化是动态的西方工业经济扩展到世界的一部分，也引人注目地改变世界疾病环境”[2]。随着东西方商业往来的加强，远洋航行汽船的出现，印度和欧洲之间商业和交流的增多，霍乱拉开了它首次世界之旅的序幕：向东，翻山越岭来到中国（时值嘉庆和道光在位时期）和日本；向西，在阿拉伯地区、地中海沿岸留下足迹。不久，霍乱结束旅程，突然消失。1826年印度再次出现霍乱，经由商船传播到北部，并沿欧亚大陆一路西行，经波斯和阿富汗进入俄国境内。1831年，随着俄国军队在波兰的推进，霍乱进入欧洲北部，随后在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世界强国露面，甚至漂洋过海抵达美国和加拿大，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留下足迹。[3]从此“霍乱不再仅仅是东印度行政当局的问题”[4]，而是全球性问题。
听闻1831年10月霍乱到达汉堡，英国政府为防止霍乱渡海而来，在英吉利海峡部署重兵把守。从汉堡乘船到英国的桑德兰（Sunderland）只需要几个小时，1831年10月，一艘刚刚从普鲁士的汉堡港返回的英国船只在桑德兰港口靠岸。船上的几个船员下船后腹泻不止，医生束手无策。当地医疗协会的医生会诊后也不能确定这是英国的地方病，还是据说恐怖异常的霍乱，因为那时还没有人目睹过霍乱的症状。因此病造成指甲、嘴唇、整个身体都逐渐变成蓝灰色，也许故意为了把此病与过去的黑死病联系起来，桑德兰人把这种新疾病称为“蓝色恐惧（the blue terror）”[5]。1831年12月8日一天有19人感染，成为感染人数最多的一天。1831—1832年整个霍乱期间桑德兰的死亡人数是215人。[6]
接下来，霍乱兵分两路，一路沿着泰恩河北上，经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进入苏格兰。1831年10月底哈丁顿郡（Haddington）、东洛锡安郡（East Lothian）也出现因腹泻不止而死亡的病例。11月初，纽卡斯尔的一名男子死于严重腹泻，三位外科医生信誓旦旦地向市长保证，无须大惊小怪，因为腹泻并不传染。第二天纽卡斯尔又有一名患者因腹泻不止而亡，症状与盛传的霍乱症状毫无二致。11月7日，纽卡斯尔的其他地方又出现几起严重腹泻的病例，官方医务人员会诊后，不得不公开宣布霍乱在英国出现。[7]
1832年霍乱开始以英格兰其他地方的同样规模在苏格兰展现实力。[8]纽卡斯尔的霍乱主要出现在泰恩河沿岸肮脏狭窄的村庄、穷人低矮的房屋中。纽卡斯尔附近的莫珀斯（Morpeth）出现两起严重霍乱病例，第二名患者是一名流浪汉，刚在纽卡斯尔附近的村庄游荡三天，很有可能是被感染的。纽卡斯尔上游、泰恩河北岸贝尔的克洛斯（Bell's Close）、莱明顿（Leamington）、纽伯恩（Newburn）等村庄霍乱空前严重。纽伯恩位于纽卡斯尔上游5英里，小溪流经村庄，流入泰恩河。此地约131所房子，人口550人。居民大部分是摆渡人、煤矿工或制玻璃工，经济状况稍好，房屋整洁干净、舒适。1832年1月10日开始每天都有严重死亡病例，截止到1月25日，卫生委员会的周报列出274起病例，65人死亡。7天后，霍乱消失。斯沃尔威尔（Swalwel）位于泰恩河与德温特河（Derwent River）的汇合处，是一个制铁工人聚居的肮脏小村庄，出现多起霍乱病例。邓斯顿（Dunston）是泰恩河南岸另一个低矮的村庄，在盖茨黑德上游2英里，被流经此处的小支流所淹没，两周之内400名居民中有23人死亡，大部分是老人和残疾人。邓斯顿和斯沃尔威尔之间地势较高的村庄威卡姆菲儿（Whickam Fell）只出现1起霍乱病例，盖茨黑德和邓斯顿之间的村庄则完全幸免于难。[9]
与纽卡斯尔的霍乱分散、持续时间长、影响沿河肮脏贫穷地区的人口不同，盖茨黑德的霍乱短暂而严重，此地位于泰恩河南岸，在圣诞节前一两天只有2起病例，结果圣诞节当天，许多地方同时出现霍乱，运煤村也受到严重影响。[10]
1832年1月，霍乱到达霍伊克（Hawick）、罗克斯堡郡（Roxburghshire）和爱丁堡。其中哈丁顿、特拉嫩特（Tranent）、马瑟尔堡（Musselburgh）等处都是通往爱丁堡的必经之地。哈丁顿及其附近地区的矿工和其他工人阶层中大约有47起病例，18人死亡。特拉嫩特位于爱丁堡煤矿7英里处，共有1700个矿工和劳工，205人感染霍乱，其中60人死亡。马瑟尔堡的工人阶级主要分布在煤矿业、纺织业、捕鱼业三大行业中，平时不卫生的状况使此地霍乱尤为严重。[11]
1月下旬，霍乱出现在柯金蒂洛赫（Kirkintilloch，格拉斯哥东北部约7英里），2月初，传播到格拉斯哥。格拉斯哥早在1831年夏初就成立卫生委员会，此时已经收到8000英镑的自愿捐赠，并且为5所医院提供了236张霍乱病床。霍乱来临后，剧院关门，“晚布道”让人沮丧，运河上的所有客船（有时候也做货船）停运。格拉斯哥贫民习艺所建在克莱德河北岸的两条街上，能容纳395人入住，共有296张床位。2月下旬，一所救济院64人感染霍乱。到7月，霍乱仍仅限于格拉斯哥的最贫穷地区，然而8月初，它不再局限于贫穷地区，而是分散在格拉斯哥各地，以至于“几乎每条街道都出现一两起霍乱病例”。1832年格拉斯哥总死亡人数为10278人，其中死于霍乱者3166人，略少于当年的婴儿出生数。格拉斯哥附近的佩斯利（Paisle）、格里诺克（Greenock）、邓巴顿（Dumbarton）等地也在2月中旬出现严重霍乱。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地区约占苏格兰霍乱死亡人数的1/3，主要集中在煤矿区和渔业区。[12]
另一路霍乱从纽卡斯尔出发，向南传播，到处吞噬英格兰东部的新兴工业城镇，英格兰东北角的诺里奇市（Norwich）1832年共死亡232人，其中129人死于霍乱。[13]随后，霍乱向西扩展。霍乱在4月底到达利物浦，袭击了4912人，造成1523人死亡。[14]曼彻斯特、沃灵顿（Warrington）、利兹、设菲尔德、诺丁汉、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德文港（Devonport）、石屋（Stonehouse）、南汉普顿、朴次茅斯、埃克塞特（Exeter）、苏斯伯里（Susbury），以及斯塔福德郡南部（South Staffordshire）的黑乡（Black County）各镇，无一幸免。其中，曼彻斯特706人、利兹702人、设菲尔德400人死于霍乱。达德利（Dudley）、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卡莱尔（Carlisle）等地以及坎伯兰郡（Cumberland）的煤矿区的港口也出现霍乱。英格兰西北部的新兴工业城镇普雷斯顿（Preston）、博尔顿（Bolton）、莱斯特（Leicester）、考文垂（Coventry）等地的霍乱也较多。康沃尔郡（Cornwall）死亡300多人，斯塔福德郡1870人、德文郡（Devonshire）约2000人丧命。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沃里克郡（Warwickshire）都有为数众多的霍乱小中心。[15]
1832年2月，霍乱从罗瑟希德（Rotherhithe）传入伦敦，从威尔河（Wear River）和泰恩河到达泰晤士河的船只都被隔离，但因天气寒冷而传播缓慢。6月中旬起，霍乱变得越来越严重，泰晤士河两岸的教区成为其主要活动区域，南岸扩展到苏斯沃克地区，北岸扩展到费达巷（Fetter Lane）、菲尔德巷（Field Lane）和城市的其他地区。人口稠密的教区如圣吉尔斯（St.Giles）也出现霍乱病例。1832年伦敦共有150万人口，出现11020起霍乱病例，5275人死亡，而巴黎4月8—14日一周之内就有5523人死于霍乱。可见，伦敦并不是欧洲霍乱最严重的城市。[16]
布里斯托尔霍乱最严重的地方是济贫所，从7月24日到8月20日出现268起病例，94人死亡。布里斯托尔总共1612人被感染，死亡626人，大大低于实际数字，因为许多霍乱病例并没有上报。[17]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在1832年受害较轻，576人被感染，193人死亡。伍尔弗汉普顿附近的煤矿区饱受霍乱肆虐之苦。比尔斯顿（Bilston）是黑乡的中心，也是霍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比尔斯顿土壤干燥，道路宽敞，水运方便，房屋不规则，人口不拥挤，人民收入不错，公共卫生总体良好，先后有3568人感染霍乱，死亡742人（594人是10岁以上），450个儿童沦为孤儿。[18]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靠近桑德兰，却成为最后受影响的地区之一，直到1832年秋才出现霍乱。[19]
1832年霍乱袭击了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从每一个地方暴发的日期来看，各地暴发的主要季节是夏秋，当然桑德兰、纽卡斯尔除外。西部有些郡受影响较小，只有一两个村庄或城镇受影响，仅有几人死于霍乱。如德比郡（Derbyshire）16人，威尔特郡（Wiltshire）14人，萨福克郡（Suffolk）1人；赫里福郡（Herefordshire）、苏塞克斯郡（Sussex）、南汉普顿郡（Southampton）、北汉普顿郡（Northamptonshire）和拉特兰郡（Rutland）则仅出现几起霍乱病例，没有患者死亡。[20]一些城镇，如伯明翰、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剑桥等在1832年只有数起（或没有）霍乱病例。而布拉福德（Bradford）、斯托克港（Stockport）等地基本上没有霍乱病例。
霍乱在英格兰兴风作浪的同时也把触角伸到威尔士。1832年5月霍乱到达北威尔士的弗林特（Flint），又传至霍里威尔（Holywell），8月底9月初到达卡那封（Caernarvon），造成30人死亡。[21]1832年6—7月间，霍乱出现在南威尔士的新港（Newport）、斯旺西（Swansea）等地区，秋末出现在南威尔士的煤矿区。[22]
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共计约1400万人，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材料得出不同的霍乱死亡数字，21882人[23]、16437人[24]、32000人[25]。第一组数字是从各个郡上报的数字中统计出来的，更具可信度。考虑到漏报和其他因素，英格兰和威尔士至少2万人丧生，加上苏格兰霍乱死亡9592人[26]，英国本土因霍乱死亡30000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其中，英格兰死亡20997人，具体死亡人数见表1—1。[27]
表1-1 1831—1866年英格兰的霍乱死亡人数
单位：人
（二）其他三次霍乱
1832年9月后，霍乱奇迹般地在英国消失，英国人庆幸不已，“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似乎都想尽快地把那场霍乱给忘掉”[28]。然而，1847年霍乱再次从印度进入俄国，1848年进入德国和北海，10月初出现在英国的爱丁堡和利斯（Leith）。爱丁堡的霍乱患者共有801人，448人死亡；利斯的霍乱死亡人数是185人，其中男性75人，女性110人。随后霍乱出现在苏格兰南部，在纽黑文（Newhaven）造成20人死亡。苏格兰中部的一些煤矿村大约出现400起病例。[29]
1849年霍乱期间，纽卡斯尔霍乱较少，而泰恩茅斯（Tynemouth）的死亡人数是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之和（死亡率为12.9%）的两倍。[30]格拉斯哥附近的斯普林本（Springburn）距离克莱德运河（Clyde Canal）不远，以贫穷织工村而知名，人口600人，虽然躲过了1832年霍乱，却在1848年饱受霍乱肆虐，全村受到攻击，成为格拉斯哥霍乱传播的中心。格拉斯哥约3800人死于霍乱，约占人口（355800）的1.06%。[31]苏格兰北部的邓迪（Dundee）的菲什街（Fish Street）在1849年5月出现霍乱。此地肮脏不堪，地势高洼不平。据说，一排房子有人口100人，40人死亡。还有个街区的楼房住户都是体面之人，结果57人死亡。[32]1849年冬，霍乱在苏格兰消失。
1848年夏末秋初，霍乱在伦敦的演进与在苏格兰的截然不同。10月，伦敦东区的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出现霍乱病例，患者居住在泰晤士河岸的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33]12月初，霍乱在图丁（Tooting）的穷人学校急剧暴发，1000个孩子中约300个感染霍乱，180人死亡，此时伦敦人才意识到霍乱的存在。1849年春，霍乱在伦敦各地明显衰落，夏季再次高涨，14137人死亡。在感恩节纪念霍乱死者时，伦敦各行各业歇业，包括圣保罗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所有教堂人山人海，虔诚感恩上帝使最糟糕的时期即将结束。教堂的钟响了一整天。[34]
此次霍乱的中心或类型与上次有诸多共同之处。除伦敦外，英国出现了许多受害严重的地区。约克郡东区的赫尔（Hull）死亡2140人（占该地人口的8.7%）。约克郡的羊毛城镇也受害匪浅；南威尔士新兴的矿业和冶铁业地区的死亡率高达6.1%[35]；斯塔福德郡南部的黑乡、伍尔弗汉普顿、普利茅斯的死亡人数都超过1000人。此外，德文郡、兰开郡、约克郡西区和东区等郡也有上千人死亡。[36]
同上次一样，这次也有几个城镇仅有少数霍乱病例。设菲尔德死亡人数是上次霍乱的1/4，埃克塞特虽然上一次被严重感染，这次基本上逃脱，诺维奇和诺丁汉这次几乎少之又少，伯明翰、莱斯特、剑桥等城市再一次几乎免于霍乱。兰开郡的棉业区和英格兰西部人口较为稀少的农村地区仍然受害人数较少，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拉特兰郡和赫里福郡的死亡数字依旧是个位数，几乎没有传染病中心。据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约72180人死亡[37]，另一说为53000人[38]，还有的学者认为是62000人[39]，无论是哪一组统计数字，都远远超过第一次霍乱。苏格兰死亡7000—8000人，整个英国至少有60000人因霍乱丧生。这一次的死亡人数几乎是上一次的2倍。[40]
1853年霍乱第三次袭击英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苏格兰受害特别严重，霍乱在浓重而污浊的空气中突然暴发。没有人知道霍乱来自哪里，虽然有来自波罗的海的船只，但是并没有特殊的接触途径，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依然是霍乱的重灾区。从8月31日出现第一起霍乱病例开始，纽卡斯尔每天几乎都有100人被感染。霍乱医院在纽卡斯尔的瑟金广场（Surgeon's Square）开业，专门收治霍乱病人。盖茨黑德的霍乱死亡人数是433人，死亡率与纽卡斯尔不相上下。[41]
1853年底，格拉斯哥的霍乱起初主要出现在城市的北部和东部，与1848—1849年的冬季大暴发不同，霍乱死亡人数达到3892人，死亡率为0.98%，接近于1848—1849年的死亡率（1.06%），但低于1832年的死亡率（1.4%）。爱丁堡和邓迪的霍乱可能是从纽卡斯尔传染的。邓迪的霍乱造成超过500人死亡。除了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外，苏格兰其他地方的霍乱都没有像1832年那样普遍和严重，死亡约6000人。[42]
1854年霍乱又传染到英格兰，分布不均。普利茅斯、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利兹、黑乡和人口稠密的城镇很少或几乎没有霍乱。利物浦的霍乱也相对温和，梅瑟蒂德菲尔的霍乱死亡率只相当于1849年的1/4。达德利、诺维奇、威斯贝奇（Wisbech）和设菲尔德的霍乱虽然分布广，但死亡率不高。[43]唯一例外的是伦敦。1854年伦敦的泰晤士河南岸和东区霍乱情况严重，仅10月14日一天，兰巴斯就有904人死于霍乱。[44]伦敦共有10738人死于霍乱。[45]这一次，霍乱从英国带走62000人的生命。[46]
1865年霍乱跟随从麦加朝圣的香客经埃及传入欧洲，秋天到达南汉普顿，造成35人死亡。[47]这一次霍乱传播广泛，除拉特兰郡外，英格兰无一郡幸免。与前三次霍乱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次霍乱在英格兰停留时间短，只有几个月；霍乱造成14378人死亡，比前三次少；死亡率相当高，尤其是伦敦东区的霍乱死亡率达到69.6%[48]（1832、1849和1854年的死亡率分别为11.19%、20.56%和14.57%[49]）；死亡的女性略多于男性，婴儿死亡率上升了10%[50]。利物浦死亡2122人，斯旺西、尼思（Neath）、梅瑟蒂德菲尔、切斯特（Chester）、诺维奇、普利茅斯、德文郡和汉普郡的一些城镇也受害深重。伦敦再次成为霍乱的中心。（伦敦本次霍乱详情参见第四章第一节。）
1866年霍乱才传入苏格兰，主要集中在8个城镇。格拉斯哥的死亡人数是53人，爱丁堡154人，邓迪105人，阿伯丁62人，佩斯利2人，格里诺克14人，利斯95人，珀斯15人。其他小城镇和村庄的死亡人数约435人。[51]可见，不管是持续时间还是死亡人数，此次苏格兰的霍乱危害最小。
（三）四次霍乱特点
总体来看，19世纪英国四次霍乱有以下特点：（1）由港口传向内地。（2）发病快，死亡率高，传播迅速。第四次霍乱时最高死亡率接近70%。（3）波及全国，各地受影响程度不一。人口最稠密、卫生状况差的穷人聚居区受害深重，死亡人数惊人；而人口较为稀少的西部地区（如拉特兰郡、威尔特郡等地区）受影响较小。[52]（4）每个地方每次的受害程度不一。比如，伦敦在第一次霍乱暴发时受害较小，而在后三次时受害较重，第四次时伦敦东区尤为严重。（5）穷人受害最早最深，中上层阶级相对较轻，第一次霍乱时富人基本上免遭霍乱，霍乱死者中也以穷人居多。（6）受季节（主要是气温）影响较大。夏末秋初无疑是霍乱肆虐的主要季节——除了在一些地方冬季和初春出现霍乱外，基本上在春天和夏初减弱和消失。感染一般是在晚上，尤其是那些尽情享用晚餐的美味肉类的人易感染。[53]（7）第一次和第四次霍乱的时间恰好与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的时间吻合[54]，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应和后果。
注释
[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797.
[2]J.N.Hays,Epidemics and Pandemics:Their Impacts on Human History,p.267.
[3]J.N.Hays,The Burdens of Epidemics:Epidemics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2th edition.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9,p.136.
[4]R.J.Morris,Cholera 1832: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p.23.
[5]Patrice Bourdelais,Epidemics Laid Low:A History of What Happened in Rich Countries,Trans.Bart K.Hollan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58.
[6]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799.
[7]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London:Routledge,2001,p.148.
[8]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06.
[9]Ibid.,p.804.
[10]Ibid.,p.803.
[1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p.805—806.
[12]Ibid.,pp.803,810—812.
[13]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London:Routledge,2001,p.148.
[14]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26.
[15]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18.
[16]Ibid.,p.821.
[17]Ibid.,p.829.
[18]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237.
[19]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29.
[20]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45.
[21]Ibid.,p.149.
[22]G.Melvyn Howe,People,Environment,Disease and Death:A Medical Geography of Britain throughout the Ages,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7,p.158.
[23]Ibid.,pp.155,156,158.
[24]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213.
[25]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p.118—119.
[26]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160.
[27]Ibid.,pp.159—160.
[28]R.J.Morris,Cholera 1832:The Social Response to An Epidemic,p.197.
[29]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36.
[30]Ibid.,p.850.
[31]Ibid.,p.837.
[32]Ibid.,p.838.
[33]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p.175.
[34]Ibid.,p.177.
[35]Joan Lane,A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Health,Healing and Disease in England,1750—1950,pp.147—148.
[36]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38.
[37]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52,p.213.
[38]Herman J.Loether,The Social Impacts of Infections Disease in England,1600 to 1900,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0,p.118.also see 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p.175.
[39]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p.118—119.
[40]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18.
[4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1891—1894）,p.850.
[42]Ibid.,pp.855—856.
[43]Ibid.,p.851.
[44]Amanda J.Thomas,The Lambeth Cholera Outbreak of 1848—1849:The Setting,Causes,Course and Aftermath of an Epidemic in London,p.203.
[45]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52.
[46]R.A.Lewis,Edwin Chadwick and the Public Health Movement（1832—1854）,p.213.
[47]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57.
[48]1866年霍乱期间，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霍乱死亡率并非最高，海牙和布鲁塞尔的死亡率分别达到了惊人的107%、163%。参见F.B.Smith ,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London:Croom Helm,1979,pp.237—238。
[49]Herman J.Loether,The Social Impacts of Infections Disease in England,1600 to 1900,p.118.
[50]F.B.Smith ,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p.230—231.
[51]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59.
[52]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19 th Century,p.74.
[53]Charles Creighton,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From the Extinction of Plague to the Present Time （1891—1894）,p.847.
[54]F.B.Smith,The People's Health，1830—1910,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