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列宁关于征收粮食和生产粮食的思想
从十月革命胜利至国内战争结束这段时间，摆脱粮荒一直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列宁在领导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合理的征粮工作的思想和科学发展粮食生产的思想。
（一）列宁合理的征粮工作思想
国内战争爆发后，苏维埃政权面对饥荒和征收粮食困难的情况，于1919年1月开始实行余粮征集制。尽管它是在非常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政策，但它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固然提出了一些与当时非常的形势相适应的观点，如关于以农民在交售余粮过程中的态度作为划分敌友的界限、以恐怖手段打击粮食投机活动、围绕着粮食问题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最深刻的斗争等[1]，可是需要看到，列宁在当时的实践过程中，还提出了科学的、合理的关于征粮工作的思想。
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应该努力征收到必需的粮食，以保障非农业区域的人口“不致饿死”。苏俄新政权建立时，这个国家已经历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沙皇统治时期，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政权时期，已经出现了饥荒，而且饥荒日甚一日。新政权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威胁正是饥荒。1917年12月，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每天只能领到1／4磅面包[2]。1918年1月，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粮食供应计划只完成7﹒1%，2月只完成16%，4月只完成6﹒1%，5月只完成5﹒7%[3]。粮食供应计划未完成，是因为城市无粮食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前线士兵的作战能力和城市工人的生产能力无从谈起，甚至连他们的生存也成为问题。正是在此形势下，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应该努力征收到必需的粮食，以保障非农业区域的人口或城市人口“不致饿死”。1918年6月，列宁出席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就苏俄面临的形势做重要报告。他指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几乎席卷全球，已经夺去了1 000万人的生命，俄国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即饥荒之中。苏俄的坦波夫省，特别是该省的南部各县，非常富饶，盛产粮食，许多农民家中存有余粮。由于富农和投机商的破坏，征收粮食的工作遇到了困难。但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曾几次来到这里，组织贫苦农民，同富农和投机商做斗争，征收到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征粮工作经验。他指出，这个事实证明，发动群众，同富农做斗争，征收到一定数量的粮食，意义十分重大。它的意义不在于用统计数字说明征收到了几百万普特粮食，统计数字应该由专门的粮食工作者去做。他说：“我要说的是，如果能够从邻接莫斯科非农业区和邻接盛产粮食的西伯利亚的那些省弄到余粮，那么，即使在新收获期之前这几个艰难的星期内，我们也有足够的粮食来救济遭受饥荒的非农业省份的人民，使他们不致饿死。”[4]以粮食来救济非农业区域的人口，使他们不致饿死，这是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它体现出列宁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普通劳动者生命的关心和爱护。同年8月，苏俄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大多数产粮区已经被敌对势力所占领，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中心城市与产粮区隔绝，无法征收到粮食。饥荒更严重地威胁着苏维埃政权。1919年1月，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一文。他说：苏俄的粮荒愈来愈严重，城市一部分居民因为饥饿而导致斑疹伤寒，遭受着可怕的疾病威胁；另一部分居民由于饥饿已经精力衰竭，有时都衰竭到人体无法承受的地步。他指出：“把千百万人从饥饿和伤寒中拯救出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快要做到了。严重威胁我们的粮荒和伤寒完全可以战胜。”[5]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东部地区已经收集到几百万普特粮食；在南方，工农武装已经解放了沃罗涅日全省和顿河州的一部分，有可能从这些地方收集到比较多的粮食。由此他得出结论：“现在我们能够搞到的粮食，大大超过为维持半饥半饱的粮食配给量所需要的数额。”[6]可见，列宁关注的是关于战胜斑疹伤寒等疾病的问题，是关于解决人们半饥半饱的状况的问题，这也体现出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命运的关心和爱护。
列宁提出，征粮队不应使用暴力的手段，而应“以合乎人情的方式”接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达到征收粮食的目的。早在武装起义胜利之初，彼得格勒、莫斯科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就派出工作队伍，到产粮省份征粮。1918年5月，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规定在粮食人民委员部以及各地方粮食机关之下成立武装的工人征粮队，到产粮地区征粮。但由于国内战争日趋激烈和粮荒日益严重，工人征粮队越来越多。工会组织、工厂委员会和一些地方的粮食工作机关也建立了工人征粮队。当时农村富农和投机商拒绝将自己的粮食卖给国家，并且在农民的其他阶层中间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鼓动农民违法参与粮食投机买卖，在农村形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情绪。在这样的形势下，工人征粮队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同农民发生武装冲突。列宁看到了这些情况，要求征粮队避免以暴力的手段征粮，避免同农民发生武装冲突。1918年6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贫苦农民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平低，思想较为保守，容易受到富农的蛊惑，但是工人征粮队的同志们如果能够耐心地做好宣传工作，贫苦农民是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善于接近他们，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而不是用书本上的词句向他们说明，以合乎人情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几十个县里人们在挨饿，甚至造成了伤寒的流行，成千上万的俄国农民和工人活活饿死，富人们却伤天害理地囤积粮食，利用人民挨饿搞投机活动，那么，就能够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把余粮收集起来，而且将不是依靠暴力，而是用组织贫苦农民的办法做到这一点。”[7]他还说，“征粮队的觉悟愈高，不采用任何暴力人们就交出粮食的情况也就愈是常见，——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8]。在这里，列宁十分郑重地向征粮工作人员提出要求，在工作过程中不采用暴力手段，“以合乎人情的方式”接近农民群众，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工作，从而征收到国家必需的粮食。
列宁提出，要尽可能减少农民的利益损失，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使贫苦农民得到利益补偿。在苏俄实施粮食垄断制的时候，列宁即提出要求，以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根据这个思想，粮食机关或工人征粮队将城市的工业品运送到农村，交给农民，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这种思想及政策说明，尽管苏维埃政权处于十分困难、十分危急的形势下，但它仍然希望照顾农民的利益，希望农民得到一定的利益补偿。这个思想和政策曾得到认真的落实。据有关资料反映：1917年12月1日运往产粮区用于同农民交换粮食的各种工业品价值为330万卢布，1918 年1月已经增加到1 300万卢布，3月份则再增加到4 300万卢布[9]。此后，列宁在实践中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即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1918年6月20日，他在莫斯科工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征粮队的任务只是帮助收集富农的余粮，而不是（像我们的敌人要先吓唬一下农村时说的那样）在农村里抢劫一切……凡是出粮的，一定给予纺织品、纱线、日用品和农具。”[10]这里他强调用纺织品、纱线、日用品和农具，同富农阶级以外售粮的农民换取粮食。同年7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人民委员会已经调拨10亿卢布，用来收购纺织品，准备运往农村，同农民交换粮食。征粮队在同农民交换粮食的过程中，应把纺织品的价格降低一半即降价50%，再同农民交换。这就是他所说的：“要知道是我们把纺织品按50%的价格，即按半价卖给农民的。”“粮食、纺织品和工具不能落到投机商手里，而首先得给贫苦农民。”“一定要使贫苦农民从粮食和纺织品的分配中得到好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有尝试过的，而现在我们正在尝试着这样做。”[11]这里，列宁强调，一定要让贫苦农民在征粮工作过程中得到好处，即得到利益的补偿。在他看来，贫苦农民得到了好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半年多了，可是按照书本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使得从粮食分配和用纺织品交换粮食的具体措施中得到好处的是贫苦农民，而不是富有的投机商。”[12]这就是列宁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虽然苏俄历史进入国内战争时期以后，由于缺乏工业品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列宁关于以工业品换取粮食的要求及政策未能得到较好的落实，然而上述列宁的思想，即将工业品以半价卖给农民从而换取农民的粮食，使贫苦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好处的思想，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列宁提出，必须防止坏分子混入征粮工作队伍，防止他们对农民的伤害，保证征粮工作健康地进行。当时征粮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参与此工作的人员较多，而且不同单位、不同机构、不同团体的征粮队分属于不同的管理机构，所以难免出现管理和领导不严密、不完善的问题。如有的征粮队混进了思想品质不纯、作风不端正和行为不健康的人。他们打着征粮的幌子，或者敲诈农民，或者抢劫农民。地方粮食机关和征粮队的领导干部中，有的人腐败变质，有的人贪污受贿。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对农民的伤害，极大地损毁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形象，在工农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列宁洞察此情况，郑重地提出，需要加强征粮工作队伍的建设，将其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减少对农民的伤害，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而健康地进行。1918年初，列宁在《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为了摆脱饥荒，一是要做好征收粮食和运输粮食的工作，二是要做好检查工作。所谓做好检查工作，就是要成立几千个由革命士兵和工人组成的检查队，派往各个车站和产粮的省份，监督粮食的征集和交送过程，监督粮食的铁路运输，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检查队如发现粮食投机分子可以进行严厉惩罚，甚至可以就地枪决。“凡查明有营私舞弊行为的检查队员，也将受到同样的制裁。”[13]这里他说对于营私舞弊的检查队员同样地予以制裁，展现了加强征粮工作队伍建设的思想。在这里，他要求检查队经常撰写征收粮食、逮捕或枪决粮食投机分子的报告，并且在撰写报告时必须有6名以上的证人在现场，对撰写报告的过程进行监督，这些证人由当地的贫农推选产生。他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在于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对检查队的工作形成制约，使其不致出现偏差和对无辜的群众造成伤害。同年5月，莫斯科侦查委员会4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受贿和进行敲诈勒索。案发后，由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但革命法庭对其审判不严，只是判处这些人半年的监禁。列宁了解情况后，向党中央有关领导人递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重新对受贿者进行审理和判决，并请求将审理这起案件的莫斯科革命法庭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他说：“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应该是与克伦斯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为伍，而不能跻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列。”[14]在列宁的一再坚持和要求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将其中3名被告分别判处了10年徒刑。通过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列宁严格加强征粮工作队伍建设的思想。1918年6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征粮队中确实混进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如他说：“是的，有时候不坚定的、意志薄弱的工人也钻进了征粮队，他们被富农用私酿的烧酒收买了。”[15]他对各级粮食机关提出要求：今后应该了解清楚，派往农村去征粮的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一贯的表现怎样，在政治上是不是可靠。不仅各级粮食机关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与征粮工作相关的各个单位的党支部、工厂委员会、工会，都要高度重视此问题。他还说：“应该设法不让那些总想浑水摸鱼的流氓和骗子混进派往农村的征粮队。宁可少派一些人，但一定要派合适的人。”[16]同一时期，他在向有关会议发出的电文中指出：“对征粮军人员的挑选必须审慎，使得今后在这些下乡去拯救千百万劳动群众免于饥饿而同一小撮富农强盗作斗争的人身上没有一点污点。”[17]他要求有关单位和组织在建立征粮工作队伍时，对被应征的工作人员编制名册，并要提出保证，保证被应征的人忠诚老实，能遵守革命的纪律。在他看来，各个征粮队的领导者的政治素质优良，对于搞好征粮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必须让那些坚定的革命者担任征粮队的领导职务。这就是他所说的：“我相信，如果把坚定的、忠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派去领导征粮队，他们一定会组织起贫苦农民委员会，并同它们一道，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就能夺得富农的粮食。”[18]这个思想也是加强征粮工作队伍建设的思想。这年7月，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肯定粮食工作已经取得成绩的同时公开承认：“我们现在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错误，还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即我们的征粮队自己就陷入投机活动，滑进资本家习气令人陷入的深渊。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从不掩饰，而总是予以揭露，加以谴责。”[19]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人的思想改造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只要看到了问题，承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能够逐渐走向进步，建设好无产阶级的征粮工作队伍。1918年12月，鉴于征粮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暴力征粮、过量征粮、少数人谋取私利等，列宁向人民委员会提议：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对征粮工作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监督。他在12 月5日起草的有关决定草案中提出，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一个任务是检查粮食机关和征粮队完成任务的情况，看各级粮食机关和征粮队是否圆满完成了规定的征粮任务；另一个任务是同广大的劳动群众建立联系并吸收他们参加运送和分配粮食的工作，防止工作中出现偏差；第三个任务是每周向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关报告所掌握的情况。他认为，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措施将有力地保证粮食机关和征粮队人员严格地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办事，从而能够保证这方面的工作一直顺利地、健康地展开。显然这个思想属于加强征粮工作队伍建设的思想。上述列宁加强征粮工作队伍建设的思想，着眼点在于保护农民的利益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利益，以防征粮工作出现偏差从而产生对他们的伤害。这也是十分“人性化”的思想。
列宁提出，应该尽力改善对各监狱的粮食供应，使囚犯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十月武装起义胜利时，各监狱中关押着许多刑事犯人。当苏维埃政权面临粮食收购危机和饥荒时，当工人和农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时，囚犯的生存条件更为糟糕和恶化。而且在人们忙于应对残酷战争的时候，也难以关注到囚犯的处境和生存状况。可是，作为苏俄新政权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列宁却不是这样。他关注到这方面的情况。1918年2月5日，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改善各监狱的粮食供应问题，并且在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写道：“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改善彼得格勒各监狱的粮食状况。委托司法人民委员和粮食人民委员处理。无条件地按各监狱供应表配给粮食。”还写道：“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囚犯急速转移到设在粮食情况好的地区的地方监狱。”[20]他的意思是，尽管当时工人和农民面临饥荒的威胁，但不能因此不顾囚犯的死活，应该尽力改善对监狱的粮食供应，使囚犯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他看到，有的地方如产粮区，粮食供应情况会好一些，把一部分囚犯转移到这些地方，将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十分“人性化”的思想。
（二）列宁科学的粮食生产的思想
苏俄要解决粮食问题，克服饥荒的威胁，必须重视粮食生产，努力抓好这方面的工作。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国内战争的非常形势下，领导党和政府就抓好粮食生产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列宁提出，进行国内战争、发展工业以及各项事业，无不依赖于充足的粮食，“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历史证明，人类的生存、繁衍首先必须解决吃饭的问题即粮食问题，这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一样的。所以，任何性质的国家政权都十分重视解决粮食问题，视粮食问题为该政权面临的基础性问题，着力地加以解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等重大的革命斗争进程中，新政权总是采取措施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列宁正是从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出发，提出了“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的思想。1919年12月，他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在讲到正确处理苏维埃国家各项工作的关系时说，以前有的人在做房屋的时候，一边在奠定房屋的基础，一边在做房屋的屋顶和各种装饰品，也就是说屋基和屋顶以及装饰品同时施工，没有把打好基础放在首要的、重要的地位，结果导致工程的挫折和失败。在他看来，过去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有类似的教训。为了能使党的领导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吸取教训，做好工作，他郑重提出：“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多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主要方面，用在奠定基础上，用在最难解决但我们还能解决的最普通的任务上。”[21]他说，这个基础的工作就是粮食工作，包括生产粮食和收集粮食的工作。他还说：“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军事情况稍有好转，我们就应当尽可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到粮食工作上去，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22]“只有在我们解决了这一任务、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23]在这里，列宁说粮食工作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基础，说明他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上来认识。此后，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粮食问题的基础地位时又指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盖房子从屋顶、厢房或飞檐盖起，对于打好基础却没有认真地注意，没有把房基放在首要的、极重要的地位，这是难以成功的。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和对工作的观察，我认为我们政策中迫切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必须使每个工人、每个组织、每个机关在每次会议上都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供应粮食，……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愈来愈大的成就。”[24]还说，国内战争基本上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展现在苏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和平建设的大道。“我们的任务是用军事方面获得的全部经验来解决和平建设的基本问题。现在我把这些主要问题列举如下：首先是粮食问题，即谷物问题。”[25]这里所说的是和平建设时期必须重点抓好的工作，即生产粮食的工作。他要求党和政府将国内战争时期的全部工作经验用于生产粮食的工作，也就是要求把生产粮食的重要性提到与进行国内战争的重要性同样的地位来认识。
列宁提出，必须重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采用新技术和新机器促进粮食生产。20世纪初，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有些国家将新科技成果运用于战争中，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些国家则将新科技成果运用于工农业生产中，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对此，苏俄的工农群众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列宁则有深刻的认识。他要求苏维埃政府重视采用新科技促进农业生产。1918年底，列宁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战争已经唤醒了大多数农民，战争使他们看到现时有着多么惊人的技术奇迹，而这些技术奇迹却被用来杀人。不仅如此，战争还使他们产生一种想法：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最接近于全民性的，占用人数最多的又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26]他的意思是，苏俄的农民群众已经看到了现代科技的巨大力量，已经意识到必须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应该顺应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他说：“我们的义务和职责是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27]当时为了做好这一工作，苏维埃国家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难，进行了较多的经费投入。如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的：“苏维埃政权已决定拨出10亿卢布，作为发展农业的专用基金。一切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公社都将得到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28]列宁还说，如果农民需要农业生产方面的科技工作者，苏维埃政权可以给他们派去，尽管有些科技专家对于苏维埃政权有不正确的看法，但农村的苏维埃组织可以驾驭他们，使他们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显然，以新技术来进行农业生产，需要不断地向农村供应新机械，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农村的生产力。苏维埃政权对此十分重视，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18年春，人民委员会准备制定一个关于给农业供应生产工具和机械的法令，列宁十分关注分配农业机械的原则，专门为该法令草案写了一个补充意见。他写道，“分配农业机械等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既要首先保证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全部土地的耕作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对贫苦的劳动农民优先供应农业机械等”[29]。他的意思是，要着眼于扩大耕种面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着眼于照顾贫苦农民的利益而发放农业机械。这年7月，列宁又代表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决定草案，其中写道：“成立一个由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机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实际支援农民的措施即向他们供应农业机械的问题。”[30]他指示该机构迅速展开工作，提出合理的工作方案，并尽快进行落实。
列宁提出，必须帮助农民获得足够的种子，以利于他们完成播种的任务。1918年春，由于粮荒，农民许多原留作播种用种子的粮食被充饥所用。到春耕播种时，许多农民没有种子或者种子不足。农民没有足够的种子，意味着他们不能完成播种任务，意味着粮食产量的减少和苏维埃政权征粮的困难。所以列宁十分重视解决此问题。这年5月，眼看着春播任务不能按计划完成。列宁在起草的有关决议草案中提出：“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使农民土地以及已作安排的国家耕地尽可能减少春播谷物播种不足的情况，发展蔬菜种植业和作好秋播的准备。”[31]他的意思是，无论是农民自己的耕地还是国家耕地，都应该进行播种，不能因为缺乏种子而撂荒，如果缺少谷物种子则可以种植蔬菜，如果春播不足则要搞好秋播，以秋播的成绩弥补春播不足的损失。这年8月，全俄农村仍然种子不足，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这引起了列宁的关注。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以克服播种的困难。如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让贫苦农民委员会从富农那里没收种子粮，无论如何要这样做，如果现在不行，以后也得要向富农征收——先暂时从地主农场拿出一部分粮食交给贫苦农民作种子。”[32]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问题。列宁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俄国欧洲部分各省的农村极为贫困，出现了农民吃掉种子粮的情况，而且政府的禁令阻止不了这种行为。他要求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让我们来谈谈种子怎样办吧。人们会把种子吃光。必须抢救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办更实际呢？必须把种子拿到公共仓库里去，同时应该向农民保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种子不会成为拖拉作风和不合理分配的牺牲品，而且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全面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由国家来保管。”[33]他说明，在播种的时候一定会将种子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种子的农民使用。当时工作头绪很多，如耕畜因病亡不够使用，农具因损坏需要补充等。列宁指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是种子问题。如他说，“最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最紧迫的工作上，即：无论如何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种子，保证播种计划的完成，在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人数最多的地方开始大规模地推广已试验过的改进农业的措施”[34]。在他看来，如果解决了种子问题，就可以使农业的整个工作走上正轨，农民就会相信党和政府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注释
[1]俞敏，李小珊．列宁后期重要著作与理论创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182．
[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244．
[3]同[1]246．
[4]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23．
[5]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4．
[6]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2．
[7]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21．
[8]同[7]420-421．
[9]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243．
[10]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00．
[13]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12．
[14]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63．
[15]同[14]401．
[16]同[14]400．
[19]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77．
[20]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4．
[21]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6．
[22][23]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8．
[24]同[22]392．
[25]同[22]389．
[26]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3-354．
[27]同[26]354．
[28]同[26]176．
[29]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22．
[30]同[29]456．
[31]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61．
[32]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1．
[33]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7．
[34]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