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渐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一方面，城市化率平均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在增长。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56.1%，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从不足2亿增加到超过7亿。[1]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存在滞后：首先，截至2014年，我国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6%，与同年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相比，严重滞后；[2]其次，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的滞后状态引发了学界和政策界的激烈讨论。
主流观点认为，当前的城市化滞后状态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持续剥削的结果，是一种不良的城市化状态。只有打破以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才能释放经济发展红利，真正推动人口城市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彻底城市化，城市人口集聚将推进城市产业升级，因此，他们事实上倾向于积极的人口城市化战略（周其仁，2013、2014；文贯中，2014）。他们主张，不仅要全面放开欠发达地区城市户籍的准入，还要全面放开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的城市户籍准入，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形成统一的城乡居民登记制度（黄锟，2009；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2）。此外，他们还主张开放农村土地要素市场，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解除农村户籍与农村土地的挂钩、捆绑，明确农村各项资源的产权归属，破除农民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制度束缚，增加农民城市化的资本，让农业转移人口从土地资源和制度身份上彻底与农村脱钩，真正实现城市化（蒋省三等，2007；文贯中，2008；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等，2010）。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改革举措也基本采纳了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主张。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走以推动人口城市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村土地产权“三权分置”的办法，目的在于放活农地经营权，并允许经营权抵押融资，打破工商资本下乡、农业资本化的制度障碍，同时推动农村股份制改革，解除造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不彻底的农地束缚。为破除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的困境，成都、重庆借2004年国务院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挂钩的政策之机，选择试点，开展指标交易，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为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迈开步伐提供了新思路；从2014年开始，武汉等30多个全国首批农村综合产权改革试验点纷纷向成都、重庆学习。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人地钱相挂钩”的办法，实现“人往城转、地随人走、钱从地出”，解决“人难进城、地难转出、钱难获得”的城市化梗阻问题。
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不必急于改变当前的城市化滞后状态，与上述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这种状态是城乡二元结构为进城失败的农民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提供的制度红利和制度保障。潘维（2009）认为，不能激进地推动土地流转与宅基地和耕地的转让使进城农民彻底隔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耕地和宅基地并不是农民致富和获得城市化资本的保障，而是八亿农村人吃住安全和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城市没有拒绝乡村人……然而城市没有能够保障2亿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的工作和住房福利。不是不想，而是不可能……出售耕地和宅基地所得的资本难以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吃住和住房安全”。贺雪峰（2010、2014a）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关键在于为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因为只有找到工作，农民进城后才能生存……城市显然不大可能出现大量的稳定且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当然，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钱来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让他们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福利条件……因此，进城务工的农民及其家庭也不可能离开农村和农业……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很可能导致农民工及其家庭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应该坚持稳健的城市化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观察，认为以城市贫民窟为表征的城市两极分化的产生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且产生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滞后的城市化状态也并未摆脱陷入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容忍”贫民窟的存在，他们或者主张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由选择与福利供给而彻底扭转改变贫民窟的经验（秦晖，2008）；或者从各国的贫民窟中看到了贫民群体的流变性，即一部分人把握住了市场机会成功跻身城市中产阶层，融入城市社会，并使城市中产阶层数量得到增长，而中产阶层的数量正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此，他们进一步指出，当前滞后的城市化格局不仅没有阻止贫民窟的产生，反而由于“汇钱回乡村”导致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买房，并且乡村失业保险功能的发挥是以家庭的离散为代价的（桑德斯，2014）。
上述三种分析充分表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长期的农村调查和对中国农民城市化问题的持续关注中，笔者认识到，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根源于我国所面临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背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人地关系劣势与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水平等基本国情；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猛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紧密相关。因此，上述争论可以统一于一个基本的学术命题：在市场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3]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以农民家庭为基本分析单位，考察近30年来中国农民城市化实践的一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民城市化发展的独特路径，进而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