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华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刘秉麟在1925年曾指出：“经济思想在今日最占势力者有三：一是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二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三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开始时的一个世纪里，李斯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就一直是有关国家发展的相互竞争的三大理论体系，它不仅对美、德、日等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后来居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20世纪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正如莱维·福尔指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下，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从而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得到了更细致的研究，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则变成了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冷战导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达到了极点。

笔者自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自然非常熟悉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且深信德国学者萨林的这句话：“任何人想要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著书立说，首先应当师从这位增长理论与发展政治学的伟大前辈”，并在教学中经常推荐学生阅读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以，当笔者在2004年年初看到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新著的书《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性透视》（2002）并读到埃里克·赖纳特的论著时，就意识到复兴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时机快要到来了。因此，首先通过翻译张夏准的一篇论文将张夏准新著的思想介绍到国内，继而与埃里克·赖纳特合作主编了与李斯特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替代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集。2011年年初，笔者在和梅俊杰研究员商议主编《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时，曾将《目光远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列入出版计划。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敏锐的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哪种经济学说在未来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2012年年初，笔者在一篇论文中介绍了国外有关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又可译为新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现状，讨论了新李斯特经济学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它能包含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和平等主义在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诸多诉求的原因，论述了它在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欧盟危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诞生等问题上的重要意义。2012年3月，笔者以埃里克·赖纳特等人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演化经济学新熊彼特学派的缺陷的批评，在一本专著中明确提出了在演化经济学中建立李斯特主义学派的必要性，使其与制度主义和熊彼特主义并列为演化经济学的三大主要流派。笔者的观点在2012年召开的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等会议上得到了一些与会者的赞同，他们开始深入研究李斯特经济学，笔者也给自己的博士生布置了相关研究任务。

转眼到了2014年年初，在筹备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展露，中国经济学界将有可能对李斯特经济学重新产生兴趣，因此，笔者便提议将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会议主题之一专门进行讨论，以推动其先期研究，这个倡议马上就得到了年会秘书处成员的一致通过。由于刘秉麟在1925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地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而在同年5月，留德学生王开化在德国也翻译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并为之写了序，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一年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加以纪念，在2015年组织“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活动，2014年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召开李斯特经济学专题讨论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这个纪念活动做准备。

为了准备2015年纪念李斯特经济学的活动，笔者按照撰写专著的体系要求设计了一些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题目，通知2014年年会的与会者撰写论文初稿或准备写作提纲，以便在会议上对其进行讨论，并计划遴选部分论文于2015年年初在学术期刊上开设“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最后将这些专栏论文与笔者精选的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专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2014年5月17日，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专门召开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20多位学者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政策意义以及创立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对2015年计划出版的第一部新李斯特经济学专著的研究大纲和写作计划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确定了下一届年会将于2015年夏秋时节在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召开，并举办“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题讨论会，本书就是为这次年会纪念李斯特经济学的研讨活动准备的，它收录了已经在《教学与研究》和《学习与探索》的纪念专栏上发表的六篇论文的修改稿，其他各章或者是按照本书写作大纲对此前发表的论文进行修改而成，或者是专为本专著准备的。

全书共十二章，体系结构安排如下：导论；第一、二、三、四章是对李斯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回顾和讨论；第五章是对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及其在民国时期的传播过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从第六章开始，本书试图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新视角下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第六、七章是对新李斯特学派为何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以及新李斯特学派的理论创新的探讨；第八、九、十章试图在新李斯特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对经济史和第二次世界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发展经验的再探讨，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其中第八章是对英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什么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第九章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装备工业发展过程的比较和理论分析，构建新李斯特主义的战略性工业化理论，第十章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经验为基础的对发展型国家论中被忽视的管理学视角与新李斯特学派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最后两章也就是第十一和第十二章试图通过将新李斯特学派的视角引入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探讨中国模式未来的变革方向。现将各章的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介绍如下。

导论部分简要地讨论了三个主要的问题：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日“大分流”与李斯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对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本部分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李斯特经济学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及其以前西方世界兴衰的经验教训，是经济学中最早系统地揭示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历史规律的经济学说，对美国和德国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并通过对日本经济思想史家泰萨·莫里斯 铃木的“李斯特在去世后的四十余年里其思想在日本得到普及”这种观点的解读以及对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的揭秘，提出了一个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观点：是否接触到和深入领会李斯特经济学是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及其命运截然不同的首要根源。针对第三个问题，本部分主要从李斯特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呼唤李斯特归来、将新李斯特学派的视角引入到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之中，讨论了我们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主要动因，即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恢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第一章第三节对我们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分两部分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首先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李斯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缺陷：其一，历史原因造成的李斯特经济学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其二，在李斯特于1846年去世后，对李斯特经济学做出重大创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美国学派长期被埋没；其三，20世纪继承李斯特经济学某种传统的经济学流派如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和发展型国家文献等存在的缺陷。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对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和熊彼特—李斯特发展经济学的探讨，但是，西方国家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却未能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出现的重大变化，如新国际分工、美元霸权和与跨国公司存在重大差别的系统整合型全球公司，以致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中大国内部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缺失；它也未能解决马克思对李斯特经济学忽视劳工问题的批评的问题，换言之，西方国家的新李斯特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笔者近几年来带领团队成员创建与Neo-Listian economics不同的New Listian economics的主要动因，本书就是这种努力所获得的成果的部分反映。

第二章是对李斯特逝世后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述评。与李斯特的人生一样，李斯特的学说，自其诞生至今也走过了一条极其曲折的道路。李斯特在世时，其学说没能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在其逝世后，随着欧洲革命的爆发，李斯特的学说开始得到广泛传播，但在经济学中仍处于非主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甚至逐渐消失，这导致经济学界对李斯特的认识存在严重不足。现在的经济学家们，要么是错误地完全集中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论上，把他简单地归结为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要么是一叶障目，虽然认识到了其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正确性，但由于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住李斯特经济学的主题，因此对其幼稚工业保护论也存在诸多误解。第二章的目的就是在较系统和较全面地评述国外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后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反应的基础上，针对经济学界对李斯特的一些误解进行澄清。首先，从整体上概括了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以他的生产力理论为中心分析了他的其他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其次，从保护时机与对象的选择、保护与竞争的关系、保护的具体手段等各方面对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一些说明；最后，在李斯特学说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他的有关平衡增长、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理论。

第三章首先对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进而系统地阐述了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颠覆了世界主义经济学的交换价值理论或价格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交换价值理论的内在逻辑产物也被推翻。国家致富的根本路径在于取缔交换价值的数量标准，代之以生产力的质量标准。生产力理论作为国家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实质上就是国家生产力。国家生产力是一个由具有不同生产力性质的经济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具有高质量或发达生产力性质的经济活动成为打造国家生产力的战略制高点。经济落后国对战略制高点的争夺的关键在于摆脱国际分工中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陷阱，尤其注重对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和保护。第三章还从非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全球价值链等热点问题研究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了李斯特国家生产力理论的潜在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中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要关头，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理论呼唤着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新的认识。

第四章在大量文本解读的基础上，采用历史重建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就马克思对李斯特经济学的批判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和结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他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都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论证的。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对民族国家发展问题毫不关心，事实上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处于落后地位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的看法与之前相比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考虑欠发达国家的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了他们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第四章首先探讨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并通过文本解读和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作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李斯特经济学所具有的广泛的共同观点。这些共同观点包括对经典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提高全世界福利水平观点的批判、对工业化基本原则的强调、对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以及自由贸易导致欠发达国家出现社会动荡等观点的阐述。对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李斯特的这些共同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揭示了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学说主要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实质，但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传统经济民族主义的这种缺陷可以得到有效克服，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后，曾对民国时期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中国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路线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尚未有人对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研究，这正是第五章的着眼点，该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证和深入的分析。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清末已经被中国人所知晓，但清末民初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在华传播主要为零星介绍，几乎没有引起知识界或经济学界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初，通过主流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演讲，一种简化的李斯特学说得以在华传播。1925年，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介绍李斯特的中文著作，这就是刘秉麟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它可以被看做李斯特经济学正式被引入中国的开端。同年，李斯特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并于1927年出版。李斯特经济学于此时被引入中国是与国民革命的形势相适应的。此后，中国知识界对李斯特学说的引介又趋于零散化，李斯特学说的在华传播主要靠对相关学者进行思想渗透，进而对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六章在对国外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较全面地阐述了新李斯特主义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该章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哪种学说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寻求替代性学说的过程中，一种继承并创新李斯特经济学遗产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日益得到人们的承认和欢迎。该章认为，与李斯特经济学相比，新李斯特经济学具有五个新的特征：它创造性地发展了李斯特有关国家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石、生产力发展的活动特定性和经济政策的时空特定性等学说；对李斯特主义有关国富国穷的典型事实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有关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预见到了欧盟危机并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它还倡导将恢复国民经济优先于国际贸易的去全球化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根本措施。新李斯特经济学将有可能影响到许多国家对华经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变革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该章讨论了这种新学说在重建世界经济秩序上所面临的难题和对中国提出的挑战。

第七章是在第一章有关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的讨论的基础上的继续研究，旨在为本书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李斯特经济学在20世纪长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相应的创新和发展，继承李斯特某种传统的现代经济学流派存在缺陷，特别是它们没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做出科学的分析，这就使得我们创立新李斯特学派成为历史的必然。该章基于笔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从在李斯特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对李斯特经济学的修正和突破、提出原创性理论学说这三方面入手，概要性地提出了新李斯特学派需要深入研究并做出创造性发展的理论学说，重新探讨了经济史中有关国富国穷的问题，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历史经验借鉴。

第八章旨在讨论中国在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时，为什么应该从英国因过于迷信自由贸易信条而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该章的基本结论是，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丧失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迷信自由贸易信条，执着于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寻求海外市场以榨取最后的利润，从而放弃了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追求，教训深刻。主要观点如下：第一，英国人自由贸易的谎言重复多了，自身也中了其流毒，并将自由贸易看成应对英国经济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在全面推行自由贸易之后，英国出现的“维多利亚大繁荣”实际上是虚假繁荣，因为其背后是英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恶化。贸易结构转向了“坏”的贸易：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产业结构上，新的主导产业被奉行保护主义的德、美所赶超，这最终使英国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权。第三，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权的关键原因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其专注于占领和垄断旧主导产业产品的海外市场，但在其市场规模扩大和利润增加的同时，市场质量却在下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国在新兴产业上不具有领先地位，那么，它在传统产业上也无法维持产业领先的动态优势。第四，如何对待中国当前的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贸易结构和高端失守、低端过剩的产业结构？可行的办法是对高附加值价值链实施保护，倾力提高本国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创新能力并帮助其打造领先市场；引进智力谋求自身发展，而不是仅仅仰赖引进资本。

第九章是对新李斯特学派的战略性工业化理论的初步探讨。李斯特经济学是一种工业化理论，作为其继承者和发扬者，新李斯特主义学说也需要一种工业化理论。目前，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承袭了李斯特学说的核心思想，比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该理论缺乏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的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而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军事目的，故战略性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证实存在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故而，战略性工业化堪称一种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该理论的政策建议是，国家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以坚决的国家意志积极推进战略性产业的自主发展。

第十章是对新李斯特学派的管理学基础的探讨。新李斯特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其经济学基础和管理学基础。但是，这一流派的研究者目前主要关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者。为解决这一问题，该章以产业政策为中心，梳理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研究传统，并从这样两个研究传统出发，系统地整理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实践所面临的管理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通过对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读，我们发现，发展型国家论中具有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传统。以政治过程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该章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上行路线或约翰逊传统——成为后续研究的主流，而以企业的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该章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下行路线或阿贝格兰传统——则流落于主流之外。然而，只有将包含在发展型国家论早期研究中的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发展型国家论和新李斯特主义才能更好地指导后进国家的实践。一方面，从发展型国家论的约翰逊传统来看，如果后进国家推行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产业政策，那么关键问题将是如何抑制寻租成本。另一方面，从发展型国家论的阿贝格兰传统来看，如果后进国家推行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产业政策，那么关键问题将是企业如何将政策租金转化为企业能力。

在前面十章中，我们已经运用新李斯特主义的理论框架对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战备工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发展的经验进行了研究，在最后两章，我们将转向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第十一章旨在将新李斯特主义的视角引入到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之中，它是通过对两位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和杰勒德·斯特兰奇——有关中国模式的李斯特主义说或后李斯特主义说的批判切入的。该章的研究说明了：中国模式的李斯特主义说和后李斯特主义说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都没有把握李斯特主义模式的实质，没有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国模式实质上是在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有别于旧国际分工时代的一种新型的依附型模式，它是在中国崛起之前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与东亚模式中的国家主导作用融合而成的一种暂时的过渡模式。由于抛弃了作为东亚模式之基础的原始李斯特主义模式的基本要素，因而中国模式存在某种结构缺陷。

本书第十二章是对中国模式的新李斯特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方针的探讨。该章第一节通过对英国和美国利用保护主义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说明了保护民族产业和开发宽广的国内市场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英国通过保护主义造就了产业革命的辉煌，美国通过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了对英国的赶超。因此，那种把保护主义看做落后的代名词，认为保护主义无法解决技术进步问题并导致企业不能承受国际竞争的看法与英美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中国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目前中国经济陷入诸多经济困境的原因之一，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保护民族产业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中蕴含的基本经济学原理。为了摆脱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局，避免中国经济崛起过程的中断，中国亟须对民族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实施保护并转向以内部改善为核心的内需主导型经济，这是中国实现自主创新、建设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根本途径。

由于体系结构安排的需要和篇幅的限制，本书未能反映笔者及其研究团队近年来从新李斯特经济学研究范式入手对当前中国或世界经济某些热点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包括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贸易、货币国定论、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中国农业的新李斯特主义发展战略等，对这些主题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将通过论文形式或下一本专著的形式加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