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嘉图的货币理论

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史上又一个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论著中，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几乎被完全等同于货币数量理论。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李嘉图对货币理论的“贡献”不是别的，而只在于他发展了货币数量理论。更有甚者，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竟把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说成李嘉图全部经济理论中最优秀的成果。十分明显，这是现代货币数量论者对李嘉图所做的曲解，他们抹杀了这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货币理论中的科学因素，而把他理论中的错误成分当做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理。

一些论著说：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实际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或者是一个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部分。这一论断是值得进一步商讨的。

应当注意到，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货币问题开始的。在他的经济理论著作中，关于货币问题的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1808年至1811年的英国金条论战期间，李嘉图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他在这一期间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论著。1809年8月29日、9月20日和11月23日，李嘉图先后在《晨报》上发表了三封信，这些信构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黄金价格》。这一著作是英国著名的19世纪初期金条论战开始的重要标志。1810年年初，李嘉图出版了小册子《黄金的高价》，进一步公开了自己的有关见解。这个小册子发表不久，英国下院便让金条委员会调查金价上涨的原因。该委员会送给下院的金价报告于1810年8月13日在《晨报》等各报摘要发表。同年9月6日、9月18日和9月24日，李嘉图又先后在《晨报》上发表了关于金条委员会报告的三封信。11月，李嘉图的论敌查尔斯·博赞克特出版了小册子《对金条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批评金条委员会的报告，在博赞克特看来，李嘉图的著作不仅是下院主持的金价调查的直接起因，而且是委员会提供的金价报告的一个提纲。针对博赞克特的这个小册子，李嘉图于1811年年初出版了《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条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系统地反驳了博赞克特的反对意见。

在上述关于货币问题的早期论著中，李嘉图的货币理论观点已经形成。1816年，李嘉图出版了小册子《一个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除了重新阐述了自己的早期观点以外，还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同数量理论相对立的新观点。后来，“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重复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在《原理》一书中，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主要是在第二十七章“论通货与银行”中阐述的。在第一章“论价值”、第三章“论矿山租金”、第九章“农产品税”、第十三章“黄金税”等章中，也可以看到李嘉图货币理论的一些重要论点。此外，李嘉图在通信中，以及在《原理》发表之后写的《公债基金制度》(1820)、《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1823)等论著中，又补充了自己的货币理论的一些论点。

总的看来，李嘉图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是丰富的，内容是广泛的，有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但是有些见解又是相当肤浅的。在货币理论方面，李嘉图既作出了科学的贡献，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李嘉图是一位通货问题专家，他的交易所的实践活动和货币理论的探索直接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作用。他的弟弟摩西·李嘉图在讲到李嘉图的处女作时曾经这样说：“他在营业上与苏格兰银行发生的很多业务往来，配合他当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使李嘉图先生潜心思考通货的问题，力图说明硬币和银行纸币在价值上所存在的差别，并确定纸币所以贬值的原因。”

李嘉图最初对货币的研究兴趣，是直接由银行券流通的现象引起的。1797年，即在持续多年的英法战争中期，金融危机和黄金外流使英格兰银行储备枯竭，英格兰银行被迫停止以银行券兑换黄金。银行券开始贬值。黄金价格从1797年的每盎司3镑17先令1012便士的造币局平价提高到1801年的4镑6先令，再提高到1809年的4镑13先令的市场价格。物价普遍上涨，李嘉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探索货币的理论问题，研究黄金价格上涨的原因，并寻求稳定方案。

当时，英格兰银行及其支持者认为，黄金市场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在于银行券发行过多，而在于黄金的稀缺。价值发生变动的不是银行券，而是黄金。因此，只好停止银行券兑现。如果恢复金本位制，那么金铸币就会外流。当时英国内阁大臣和主战派站在英格兰银行一边。这一派就是金条论战中的银行学派。银行学派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只需要以部分的金或金币作为储备。

同英格兰银行进行激烈论战的李嘉图认为，黄金市场价格上涨的原因不在于黄金的稀缺，而在于纸币发行过多。价值发生变动的不是黄金，而是纸币。因此，不应停止银行券兑现。只有恢复金本位制，允许发行过多的纸币随时兑换黄金，才能稳定黄金的市场价格，使它不会大大超过造币局平价。李嘉图的观点成为英格兰银行反对者们的基本依据。当时英国议会反对派辉格党和主和派站在英格兰银行反对者一边。这一派就是金条论战中的通货学派或金派党人。通货学派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必须以全部金或金币作为储备，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兑换。

李嘉图对货币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如果说，在他的处女作《关于黄金价格》中还没有提出货币的商品性质，还没有论述货币商品价值的决定的话，那么，在第二部著作《黄金的高价》中，这类问题便被提了出来。

关于货币的商品性质问题，李嘉图的“一切商品，包括货币在内”的提法明确地表示了他的观点，他肯定货币是商品，并批判了把硬币和金银看做基本上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偏见，批判了口头上承认货币是商品而实际上又把货币看做特殊物品的政治经济学家。15年后，李嘉图回忆他这个小册子的观点时说：“我在论金银条块的小册子里说过，许多人说，他们把货币只是看做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也受供求使价值变动的规律支配，但他们在深入论证货币时，难免要流露出，他们实际上是把货币看做某种特殊的东西，使它变动的原因与影响其他商品的原因完全不同。”从李嘉图所批判的可以看到他所主张的。在他看来，不仅应当承认货币是一种商品，而且应当进而承认货币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受同一规律支配。李嘉图说：“就调节其价值和决定其进出口的规律来说，我看不出金银条块和任何别的商品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他在这里说的同一规律只是指供求规律。后来，在《原理》中，李嘉图彻底改变了这一观点，说：“金价约比银价贵十五倍，这不是由于黄金的需求大，也不是因为白银的供给比黄金的供给大十五倍，而只是因为获取一定量的黄金必须花费十五倍的劳动量。”

明确了货币的商品性质，李嘉图便进而明确了货币商品的价值的决定。关于这一点，李嘉图在《黄金的高价》中是这样陈述的：“黄金和白银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内在的价值，这并不是随便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们的稀少性、为取得这些金属而使用的劳动量，以及在开采它们的各矿所用资本的价值。”肯定金银同其他商品一样有它们的内在价值，这就使李嘉图和休谟在货币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如前所述，休谟既不谈商品的价值，又不谈金属货币的价值。现在，李嘉图既承认商品具有内在价值，又承认金属货币具有内在价值，而且认为二者的价值决定从属于同一规律。这表明李嘉图早期著作的观点就比休谟的高明很多。当然，李嘉图在这里对商品和货币价值决定的解释是有严重缺点的，他把“稀少性”、“资本的价值”和“使用的劳动量”并列在一起。实际上，“资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商品中去。至于“稀少性”，那根本不是价值的源泉。这些缺点，在李嘉图1815年4月4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基本上得到了克服。信中写道：“它(货币——引者)的价值取决于使它进入市场的劳动和费用。”最后，在《原理》这部代表作中，李嘉图完全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说明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正确地指出金银的价值决定于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量。他说：“金属的价值……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又说：“黄金和白银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很明显，李嘉图对货币金属价值的这些规定，是对斯密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坚持货币的商品性质的继续和完成。

休谟不懂得贵金属的价值的变动会使商品价格随之变动，错误地认为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他看到同等数量的黄金过去曾经换到较多的商品而现在只能换到较少的商品这一事实，但不懂得这是由于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黄金的价值下降的结果，而误以为这是由于黄金的数量的增多。和休谟相比，李嘉图的优点是他看出了黄金的内在价值的变化引起了价格变化。他说：“黄金正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的价值最后要决定于它的生产上的相对便利与困难程度。”由此，李嘉图正确地解释了休谟错误地解释的现象。他说：“如果我看到一盎司黄金所换得的上述各种商品及其他许多商品的量都已减少，并且看到由于发现了更丰饶的新矿山，或是由于更有利地使用机器，用较少的劳动量就可以取得一定量的黄金，那么，我就有理由说，黄金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的原因，是它的生产已经比较便利，或获得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已经减少。”这样，李嘉图就为正确说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贵金属增加和物价上涨的现象提供了理论原则，而这种现象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迷惑过一代又一代的货币数量论者。李嘉图的这一理论原则同他自己的货币数量理论也是对立的。

李嘉图虽然继斯密之后更明确地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然而“他从来没有像研究交换价值、利润、地租等等那样研究过货币的本质”。只了解货币的商品性质是不够的，真正的困难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可是，李嘉图始终没有这样去研究问题，当他研究商品和货币的价值规定时，只注意价值的量的规定，只知道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而不注意价值的质的规定，因而不了解个人劳动必定要表现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的这一错误时指出：“这种劳动的形式——作为创造交换价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这种劳动的性质，李嘉图并没有研究。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本来不应得出货币数量理论的李嘉图，最终还是陷入了数量理论的迷网。

关于货币职能的问题，李嘉图也做了研究。首先引起李嘉图注意的是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他说，金银普遍用做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对于货币的其他职能，李嘉图也有所论述。其中论述较多的是支付手段，论述最不充分的是贮藏手段。李嘉图看出，货币之所以能够担当价值尺度，是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长度只能用长度计量，容积只能用容积计量，价值只能用价值计量。”金银本身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因而能够用来衡量任何别的商品的价值。不过，应当注意，尽管李嘉图实际上知道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知道货币和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都具有内在的价值，但是他在展开自己的货币理论时，往往只把流通手段或交换媒介看做货币的基本职能。有的职能，例如世界货币这一职能，虽然他在个别场合提到过，但他并不真正理解，尤其不理解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职能。这些片面性也是李嘉图在货币理论方面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尽管李嘉图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著较多，但他并没有以全面阐述货币理论为己任。19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大量的货币理论著作。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只把研究支配通货数量和价值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他说，“我不打算对货币问题做长篇大论”，“关于通货问题的著述已经非常之多……凡属注意过这一问题的人都能理解其正确原理。所以，我将只概略论述某些支配通货数量和通货价值的一般法则”。

在关于支配通货数量和价值的规律的研究中，当李嘉图沿着劳动价值理论的正路前进时，他做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结论；当他离开劳动价值理论的正路时，他做出了许多完全错误的分析，得出了十分错误的结论。

从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李嘉图的正确思路是：贵金属的价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量决定的，因此，首先，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货币量同金属货币的价值成反比。李嘉图写道：“一国所能运用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通货绝不会多到泛滥的地步。因为降低其价值，其数量就会相应地增加，而增加其价值，其数量就会相应地减少。”其次，一国中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商品价格就是用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所表现出来的商品的内在价值。流通手段的数量同商品价值总额成正比。商品价值总额越大，所需的货币数量越多，反之，商品价值总额越小，所需的货币数量就越少。最后，一国中流通手段的数量还决定于流通手段的节约程度即同一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手段的数量同它的节约程度成反比。节约程度愈高，所需的货币数量就愈少，反之，节约程度愈低，所需的货币数量就愈多。总之，“使用金属货币的任一国家，在实际支付中用来作为货币的那项金属的量，或者是被用纸币部分地或全部地作为金属货币代用品的那项金属货币的量，必然取决于以下三项：第一，金属的价值；第二，拟做出的支付的数额或价值；第三，在完成那些支付中实行的节约程度”。李嘉图对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所做的这一分析，显然是比较科学的。这一分析，发展了斯密思想中的正确因素，抛弃了其中的错误成分。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的这一分析，并认为李嘉图在这里推翻了自己的全部(错误——引者)观点。

李嘉图的正确思路使他在纸币流通的分析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指出，金币和银币是不会超过流通需要的，但是纸币有可能超过流通的需要。李嘉图说：“如果所流通的是金币和银币，那么其数量的任何增加都会散布到全世界去。如果所流通的是纸币，则它只会散布在发行这种纸币的国家以内。”他看出，纸币过多的结果，必然是通货贬值或通货膨胀。

李嘉图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纸币的不断贬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他指出：“我们通货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银行纸币的发行过多。”他认为，通货膨胀使英格兰银行“可以随意减低每一有钱者的财产价值，并通过提高粮食和每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使受领国家年金的人以及所有因收入固定不能从他们自己的肩上转嫁其任何部分负担的人都受到损害”，从而，“可能会使千千万万的人遭到破产”。李嘉图对通货膨胀或贬值基本上持反对态度。这一基本态度，使他对金银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关系的认识包含有正确的方面。

李嘉图区分了可以随时兑换硬币的纸币和不能兑换硬币的纸币。他认为，在前一场合，纸币的增加不会引起通货贬值，原因是“几乎会有同一数量的硬币从流通中收回并输出”；在后一场合，纸币的增加会引起通货贬值，并且“都会按其过剩的比例而贬低流通媒介的价值”。李嘉图赞成并引证了斯密关于纸币数额绝不能超过它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的论点，并以此作为检验英国纸币流通量是否过剩的标准。

以上表明，李嘉图在沿着正确的思路研究支配通货数量和价值的一般规律时，他已经发现了货币流通规律，并且事实上已经知道纸币流通规律，已经意识到纸币流通规律是从纸币所代替的金银价值这一关系中形成的。从这一方面说，李嘉图也不愧是斯密的伟大继承者，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

李嘉图关于制止通货膨胀的方案，正是由此产生的。按照他的理论的内在逻辑，既然黄金价格提高和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在于纸币发行过多，那么，即使在纸币不能兑换硬币的情况下，只要发行银行收回过剩的纸币，金价、物价和汇率便都会恢复正常。李嘉图说；“如果议会能命令英格兰银行逐渐从流通中收回总数达两三百万的纸币而暂不责成其兑付硬币，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黄金的市场价格将跌到3镑17先令便士的法定平价，每种商品也将有类似的跌价，而对国外的汇价也将限于上述的限度。”

李嘉图赞成使用纸币，认为纸币有许多优点，不仅节约了昂贵的货币金属材料，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其数量。但是，只有以贵金属为通货本位的纸币，也就是只有可以随时兑换硬币的纸币，才是最理想的货币。在《一个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中，李嘉图写道：“一种通货，假使其本位是不变的，是永远跟那个本位一致的，在实际使用中又是极端经济的，这就可以认为是十全十美的通货。”在《原理》中，李嘉图在重申这一点时又写道：“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构成而这种纸币的价值又与其所要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这种通货就处于最完善的状况。”

李嘉图赞成纸币由政府发行而不由私人(商人或银行家)发行，认为这样可以减去人民的纳税负担。不过，李嘉图担心政府会滥用货币发行权。他不无忧虑地说：“纸币发行权在政府手里比在银行手里似乎有更容易被滥用的危险。”而且，“经验证明，国家和银行在握有不受限制的纸币发行权以后是没有不滥用这种权力的”。历史证明，李嘉图的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

当李嘉图从商品价格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表面现象关系出发时，他便沿着错误的思路，陷入了货币数量理论的泥潭。李嘉图目睹的经济现象是英国的纸币贬值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在《黄金的高价》中，李嘉图却给自己的数量理论“涂上了一层国际的色彩”，从规模宏大的通货的国际平衡来说明问题。他认为，全世界的贵金属是根据流通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于各个国家的。这种需要取决于各国的实业和财富，从而取决于各国的支付数目和频率。这样分配的贵金属在所有的国家都具有同一价值。因此，贵金属就不会出口或进口。这就是通货的国际平衡。如果这些国家中某个国家发现了金矿，那么这个国家的通货价值就会由于贵金属数量的增加而降低。这样一来，原来的通货的国际平衡就会被打破，金银就会离开市价较低的国家而流入市价较高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金矿的产量一直很多，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直到发现这个金矿前存在于各国的贵金属的比例重新确定、各国金银的同一价值恢复、通货的国际平衡再次达到时为止。

李嘉图认为，和发现金矿的意义一样，银行纸币发行量的增加也会引起相同的结果。他说：“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不是发现了一个矿藏而是设立了一个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有权发行纸币作为流通媒介，那么在通过对商人的放款及对政府的垫款发行了大量纸币以后，通货的数额就会大为增加，其影响将与发现金属矿的情况相同。流通媒介的价值就会低落下去，而货物的价格则会相应地上涨。只有依靠一部分硬币的出口才可恢复那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平衡。”

李嘉图从规模宏大的贵金属的国际平衡来立论，绕了复杂的国际圈子。然而，“表面上的规模宏大一点也不改变他的基本思想的渺小”，脱去那件国际色彩的外衣，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的教条：一国中贵金属数量的增加，会引起贵金属价格下降，也就是会引起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纸币和铸币可以同样有效地增加通货数量。一国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引起通货贬值，也就是会引起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这就是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

应当看到，李嘉图即使在这一场合，也仍然承认贵金属具有内在价值。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得出数量理论的结论呢？引导他犯错误的内在逻辑是：贵金属之所以成为货币，只因为它是流通手段。就像强制发行的作为单纯价值符号的货币一样，它非留在流通中不可。如果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价值总额等于用金属货币价值估价的商品价值总额，那么这时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就是正常的。一国通货的正常水平表现为通货的国际平衡，正常水平的货币量是同它的实业和财富相适应的货币量。如果流通中的金属货币价值总额大于用金属货币价值估价的商品价值总额，那么物价就会上涨，金属货币价值就会降低到金属价值以下，也就是说，金属货币是一个价值符号，代表着一个小于它的内在价值的价值。这时，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过剩。一国通货高于正常水平表现为国际平衡的破坏。只有通过过剩金属货币的出口，才会逐渐恢复平衡。如果金属货币的价值总额小于用金属货币价值估价的商品价值总额，那么物价就会下跌。金属货币价值就会升高到金属价值以上，也就是说，金属货币是一个价值符号，代表着一个大于它的内在价值的价值。这时，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不足，一国通货低于正常水平也表现为国际平衡的破坏。只有通过金属货币的进口，才会逐渐恢复平衡。

李嘉图的结论是，在金属货币或纸币的数量增加或减少之后，商品价格会相应地上涨或下跌，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或纸币数量因此又将同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保持原有的比例关系。他写道：“流通媒介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不管它是由黄金、白银还是纸币所构成，都不能使它的价值增加到这个比例以上或降低到这个比例以下。如果矿山不能再供给贵重金属每年的消费量，那么货币就会有较大的价值，并且只会有较小的数量用做流通的媒介。数量的减少将同它的价值的增加成比例。同样，如果发现了新矿，那么贵重金属的价值就会降低，并且会有一个加大的数量用于流通；因此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货币对其所流通的商品的相对价值，还是会继续同以前一样。”

以上就是李嘉图在《黄金的高价》中系统论证的货币数量理论。在以后的著作中，李嘉图虽然对货币理论作出过一定的科学贡献，但是同时重复了数量理论的错误。在有些著作中，他也曾对自己的数量理论做了一些修改或加上了一些限制，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清算过自己的错误，而是不自觉地让自己货币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和庸俗成分混杂在一起。

在李嘉图那里，数量理论始终是没有得到证明的理论。如果李嘉图断定这一理论可以成立，那么他就应当证明，商品价格和贵金属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数量。为此，他又应当首先证明，贵金属都必定成为流通手段，从而必定成为单纯的价值符号，而不管贵金属的内在价值如何，也不管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如何。也就是说，李嘉图应当首先证明，金属货币不能担当价值尺度的职能，在进入流通之前没有价值；金属货币也不能担当贮藏手段的职能，退出流通之后也没有价值。李嘉图知道，这些要证明的命题都是无法证明的，而且显然是同他自己的正确思想相对立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论战时，他用武断来代替科学证明，说：“商品的价格会按货币增加或减少的比例而涨落，我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认识问题的角度看，李嘉图之所以把根本违背事实的东西硬说成“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因为他把自己看到的价值符号数量的增长引起贬值的现象误认为是问题的本质。李嘉图在沿着正确思路思索时，虽然能区分金属货币和价值符号，能区分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但是在沿着错误思想思索时，却总是把铸币、银行券同纸币混为一谈，把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同纸币流通规律混为一谈，把强制的价值符号流通同遵循另一种规律的银行券流通混为一谈。这样，他就把价值符号或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数量增长引起贬值的现象，当做金属货币流通和银行券流通的普遍规律，从而以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

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李嘉图说成货币数量理论的创立者，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仅就英国而论，洛克、范德林特、休谟等人已经先后提出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因此，不应当把李嘉图说成这一理论的创立者，而只能说李嘉图使休谟的数量理论“更加完善”，“在它的基础上从形式上把它推到了极端”。但是，不能把李嘉图的数量理论完全等同于休谟的数量理论。休谟认为货币只有一种“主要是虚构的价值”，而李嘉图即使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也还承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并把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看做一定数量金属货币的符号。休谟的货币理论纯属数量理论，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不仅包含庸俗成分，而且包含古典的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因素。

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对前辈作了总结，更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也不仅因为“他给予货币理论的形式，直到目前(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引者)还支配着英国的银行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和斯密的货币理论一起共同成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思想来源。马克思说：“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