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一) 对斯密的批判

李嘉图是斯密的价值理论的批判者。他的《原理》是从评论斯密的价值理论开始的。李嘉图明确承认亚当·斯密是他的出发点。

批判斯密的价值理论，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这种批判，就没有李嘉图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不是对斯密的简单否定，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摈弃其中的错误，吸收和改造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李嘉图意识到对斯密的批判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同时又不愿意人们将他对斯密的批判误解为对斯密及其著作的否定，所以，他在《原理》序言中郑重声明：“作者在反对一般承认的见解时，觉得必须特别讨论亚当·斯密著作中自己认为有理由操不同见解的段落。但是作者希望人们不要因此怀疑他不推崇这位杰出著作家的这一意义深远的著作；这一著作是完全应该受到推崇的，作者和所有承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的人一样地推崇它。”

李嘉图不同意斯密关于财富就是能够得到的权力和支配的权力的观点，认为财富不能按照它所能买到的劳动量来衡量。斯密没有对财富加以严格的规定，当他说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时，这里只包含着使用价值的概念，财富只由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产品构成；当他说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时，“这里只包含着交换价值的概念——我的劳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才决定我的财富，因而我的财富是由使我能够支配等量社会劳动的我的劳动产品决定的”。也就是说，“财富已经不再由本人劳动的产品构成，而由这个产品支配的别人劳动的量构成，也就是由它能够买到的并由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个社会劳动的量构成”。

李嘉图觉察到斯密所说的财富实际上有不同的解释，他说：“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亚当·斯密对于财富曾做过正确的描述，不过他后来却对它做了不同的解释，他说‘—个人的贫富必然取决于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这种说法和以上所说的另一种说法(指斯密关于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的说法——引者)是根本不同的，并且肯定是不正确的……财富是不能按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

李嘉图对斯密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一命题采取审慎的批判态度。他已经懂得，劳动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作为财富源泉的，除了劳动，还有自然要素。李嘉图不同意斯密所说的自然只在农业中起重要作用而在制造业则不起什么作用的观点，他反问斯密：“在制造业中，自然没有替人做什么吗？那些推动机器和帮助航运的风力和水力不能算数吗？那些使我们能够推动极笨重的机器的空气压力和蒸汽伸缩力不是自然的赐予吗？这还没有提到软化和熔解金属的发热物质的作用，以及染色过程与发酵过程中的空气的分解作用。在我们所能举出的任何一种制造业中，自然都给人以帮助，而且是十分慷慨和无须收取费用地给人帮助。”这表明，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财富源泉的观点的片面性，使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旧命题获得了新的、更丰富的内容。

李嘉图反对斯密关于价值决定于商品能够买到和支配的劳动量的规定。他认为，斯密的第一种价值规定，即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的规定是正确的，它说明了交换价值的真正源泉，找到了一切物品的交换价值的基础，因而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对于斯密的第二种价值规定，即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买到和支配的劳动量，也就是价值决定于劳动的报酬或工资，李嘉图采取了严肃的批判态度。他说，亚当·斯密要是前后一贯的话，本来应该坚持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量的多少成比例的观点，可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价值的另一个标准尺度，说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的多少成比例。李嘉图指出了斯密的混乱，说他有时把谷物当做标准尺度，有时又把劳动当做标准尺度。这里所说的劳动已经不是投在任何物品生产上的劳动，而是这一物品在市场上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

亚当·斯密把商品能够买到和支配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认为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改变，因而劳动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和最终的尺度。李嘉图表示，不能附和斯密的这种错误意见，他所持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李嘉图清楚地懂得，决定价值的劳动和劳动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生产商品消耗的必要的劳动量，后者是劳动的报酬即工资。他还清楚地懂得，二者不仅性质不同，而且数量不等。李嘉图认为，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或者说，产品的价值总是大于工资的价值。至于这一事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李嘉图并没有说明，因为他自己始终没有弄清楚。

李嘉图批判了斯密的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会改变的说法，指出“劳动的价值”就像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经常变动的。它“不但和其他一切物品一样，要受始终随着社会状况的每一变动而变化的供求比例的影响，而且也要受用劳动工资购买的食物与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既然劳动的价值绝不变动的说法是错误的，那就不能把商品所能买到和支配的劳动当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和最终的尺度，简单地说，既然劳动的报酬绝不变动的说法是错误的，那就不能把工资当做价值的尺度。

这样，李嘉图的劳动决定的价值不取决于劳动的价值这个正确命题，就驳倒了至少从范德林特、休谟和重农学派以来直到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工资决定价格的错误命题。李嘉图说：“据我所知，亚当·斯密和一切追随他的作家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劳动价格上涨之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我希望我已经证明了这种意见是没有根据的。”李嘉图对斯密的这一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自己那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那种认为‘价格由工资来决定’的流行已久的陈旧不堪的虚伪学说完全粉碎了。”后来，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马克思又指出，“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传统的错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意见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意见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意见就被逐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

同批判斯密的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会改变的说法相联系，李嘉图还批判了斯密的谷物的价值不会改变的说法。他在引证斯密关于谷物和植物性食物以外的所有未加工的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的那段话以后，说：“为什么单单要除去谷物和植物性食物呢？斯密博士全书贯穿着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谷物的价值不变；认为虽然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可以提高，但谷物的价值却永远不能提高。根据他的说法，谷物的价值是始终不变的，因为它所能养活的人数总是相同的，那我们也可以说，毛呢的价值始终不变，因为它总能制成同样多的衣服。价值和供给衣食的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李嘉图证明，价值同谷物养活的人数没有任何关系，同其他商品一样，谷物的价值也是经常变动的。但是，李嘉图没有能够揭示斯密的谷物的价值不会改变和价值决定于买到的劳动这一规定之间的逻辑联系。而且，李嘉图自己后来也热衷于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难怪“新李嘉图主义者”斯拉法在按照李嘉图的思路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时，最后却以斯密的购买的劳动为归宿(详见本书第二十章)。

李嘉图根本不同意斯密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规定不适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观点，他争辩说，既然在工资出现以前，劳动的相对量是商品价值的尺度，那就没有任何根据能够说明在工资出现以后劳动的相对量就不再是商品价值的尺度。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同这种商品中有多少归工人自己所有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同劳动的报酬无关。李嘉图还指出，在这两种说法意义相同的时候，斯密还可以使用这两种说法，但是，在这两种说法的意义不再相同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理由用错误的说法去代替正确的说法。

李嘉图的批判确有几分深刻之处，然而并没有都切中要害。他在分析斯密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二元规定之间的矛盾时说：好像这是两种意思相同的说法；好像一个人由于他的劳动效率增加了一倍，因而能生产的商品量也增加了一倍，他用它进行交换时所得到的量就必然会比以前增加一倍。其实，斯密并不像李嘉图想象的那样认为这是两种意思相同的说法，而只是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出现之前，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交换者都是以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出现时，商品生产者买到的劳动量才等于自己用来交换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出现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量和工资劳动者所得到的劳动量便不再相等。因此，价值不再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相等量，而是决定于用一定量的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样，在斯密那里，劳动的价值代替劳动的相对量成为价值尺度。当然，斯密关于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时间不再是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的结论是错误的。李嘉图认为，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相反的。在这一点上，李嘉图是对的。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说：“正如李嘉图正确地评论他的那样，斯密倒是应当做出相反的结论：‘劳动的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用语不再是等同的了，因而，商品的相对价值，虽然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调节，但已经不再由劳动的价值调节了，因为后一个用语只有在同前一个用语等同的时候，才是正确的。”

对于斯密的价值决定于收入的错误观点，李嘉图始终采取批判态度。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有在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发生变化时才发生变动，至于商品的价值是全部归劳动者还是要支付利润和地租，都不会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在《原理》的第一、二版中，李嘉图指责斯密说：斯密虽然完全承认以下原理，即获得各种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是支配这些物品相互交换的规律的唯一条件，但是他又把这一原理的应用限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似乎一旦需要支付利润和地租时，这两种因素就会对商品的相对价值有一定的影响，而同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无关。《原理》出版后，李嘉图继续批判斯密的这一观点，指出：“亚当·斯密认为，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劳动的全部产品属于劳动者，到积累了资本以后，一部分产品归于利润，这种积累，不管资本的耐久程度如何不同，或者任何其他因素如何，必然提高了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结果商品的价值不再由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数量来调节。”李嘉图抓住了斯密理论上的要害，正确地指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规定的应用只限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前的历史阶段，在于断言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后价值决定于收入，即价值决定于工资、利润和地租。

针对斯密的错误论断，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或者说，全部产品除了支付工资还要支付利润和地租，并不影响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这一规定的正确性。李嘉图着重证明，利润的存在不妨碍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他认为，在资本积累出现之后，捕猎海狸和鹿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可能属于一个阶级，捕猎所用的劳动可能由另一个阶级提供，然而海狸和鹿的比较价格仍然同在资本形成上和捕猎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成比例。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有充裕或稀少之别；维持人类生活所必不可缺的食物和必需品也有多寡不同。在这种种不同的情况下，为这一或那一行业提供相等价值的资本的人可能在所得产品中获得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而把其余的部分作为工资付给那些提供劳动的人。但是这样的分割并不会影响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因为无论资本的利润是多少，无论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也无论劳动的工资是高是低，它们在这两种用途中都会起同样的作用。

在李嘉图看来，就像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存在不妨碍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一样，土地私有制和地租的存在也不妨碍价值规律发挥作用。

斯密企图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的相加数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因而造成了价值理论上的混乱。李嘉图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消除了斯密造成的这种混乱。但是，李嘉图在反对斯密关于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构成的观点时，不是前后一贯的。本来，他应该这样说：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可以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某些商品的价格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但是没有一种商品的价格是由它们构成或由它们决定的。可是，李嘉图却和斯密争论，作为构成部分加入商品价格的究竟是他说的工资和利润，还是斯密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本来，在讨论商品价值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支付利润和地租的问题，可是，李嘉图却把分析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看做价值理论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 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科学部分的直接继续和发展。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做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展，使劳动价值理论达到了古典学派不可逾越的高度。

和自己的一些先驱者不同，李嘉图有意识地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出发点。李嘉图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出发，阐明其他经济范畴同这个基础和出发点是否适合或是否矛盾，适合到什么程度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他先比较充分地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研究价值规律，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律相矛盾，或者说，其他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价值规定。

斯密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思想，为李嘉图所继承和发展。在写作《原理》之前，李嘉图在《关于边沁<价格论>的评注》中就说：“我喜欢亚当·斯密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所做的区别。”在《原理》中，李嘉图肯定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或效用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的说法，并以水和空气为例论证使用价值或效用很大的物品可以没有交换价值，以黄金为例论证使用价值或效用很小的物品可以有很大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否定了斯密关于交换价值很大的商品可以没有使用价值的错误论点，说：“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如果把这里说的“无论怎样稀少”撇开，那么李嘉图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正确的。李嘉图吸收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的观点，摈弃了斯密关于商品没有使用价值也可以有很大的交换价值的观点，形成了“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的新提法。和斯密的旧提法相比，李嘉图的新提法比较正确地表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使用价值或效用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

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李嘉图的认识比斯密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写作《原理》以前，李嘉图在一些著作中已经开始探索价值问题了。在1810—1811年所写的《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明证》(以下简称《黄金的高价》)中，李嘉图写道：“黄金和白银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内在的价值，这并不是随便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们的稀少性、为取得这些金属而使用的劳动量，以及在开采它们的各矿所用的资本的价值。”应当注意到，李嘉图这时就已经认为一切商品包括金、银都具有“内在价值”。洛克曾经提到过金银的“内在价值”，但他只把它归结为金、银的量。诺思也曾经提到过货币的“内在价值”，但他没有说明这究竟是什么。在李嘉图之前，康替龙实际上已经用“内在价值”来指价值，不过，他错误地以为“内在价值”同所用的土地和劳动成正比。和自己的前辈不同，李嘉图在这里所说的金银的“内在价值”实际上是指金银的价值。但是，他在这里认为金银的价值决定于：(1)它们的稀少性；(2)为取得这些金属而使用的劳动量；(3)在开采它们的各矿所用的资本的价值。在和《黄金的高价》同一时期写的手稿《关于边沁<价格论>的评注》中，李嘉图还同斯密一样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在1815年发表的《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中，李嘉图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交换价值的基础。他说：“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都随着生产困难的增加而上涨。因此，如果生产谷物时，由于需要更多的劳动而发生新困难，而生产金、银、呢绒、麻布等却不需要更多的劳动，那么谷物的交换价值同这些东西相比，就必然要上涨。反之，谷物或其他任何商品，若其生产的便利程度增进，可以用较少劳动提供同样的产品，则其交换价值将降低。”在这里，李嘉图考察了一种商品(谷物)对其他商品(金、银、呢绒、麻布等)的交换价值为什么会提高或降低，并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变动的原因在于生产的难易程度，而生产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所以，李嘉图得出结论说：“只要竞争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商品的生产是不受大自然的限制的，例如某些酒类的生产，则最终支配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就是其生产的难易程度。”

如果说，以上引文虽然表明李嘉图在探索交换价值的基础，但并不能说明他已经开始接触到价值这一范畴的话，那么，从下面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出他开始酝酿价值概念了：“采矿技术的改进或新的贵金属丰富矿源的发现，会降低金银的价值，也就是说，会提高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李嘉图的这句话既讲到了金银的价值，又讲到了表现在金银上的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其实际上就是金银的交换价值。因此可以说，李嘉图这时事实上已经初步接触到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虽然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一点。

到1815年年底，李嘉图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的关系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进展。他在一封信中说，商品的价格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货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它几乎同时影响一切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是某一特定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它只影响以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那种东西的价值，而不影响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李嘉图的意思是说，金银价值的变动会使金银的交换价值变动，金银的交换价值的变动就意味着一切商品的价格的变动。和金银不同，某种普通商品价值的变动，不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只会引起用这种商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些商品价值的变动。不过，李嘉图在这里没有进而从商品价值的变动论述交换价值的变动，而是直接跳到了价格变动上去。

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原理》对其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表述。李嘉图在论及二者的区别时，使用了许多术语：价值和交换价值、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实际价值和比较价值。在一般情况下，他所说的价值、绝对价值和实际价值，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商品的内在价值，即生产商品消耗的必要劳动所决定的价值；他所说的交换价值、相对价值和比较价值，也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价值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李嘉图所谓的实际价值是指作为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的商品。他所谓的相对价值是指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在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

但是，李嘉图在《原理》中强调说，他着重研究的是相对价值、比较价值或交换价值。所以，他尽管承认绝对价值、实际价值或价值的存在，但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价值和交换价值做出初步的区分，是李嘉图对古典价值理论的一大贡献。配第的“1蒲式耳谷物=1盎司银”的等式，既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又混同了交换价值和价格。斯密比配第进步之处就在于区分了交换价值和价格，但是他的“1只海狸=2只鹿”的等式也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同了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李嘉图的功绩，就在于他感觉到了二者的区别。

在《原理》中，李嘉图不仅注意到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而且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他感觉到，价值是内在的，是劳动决定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是外在的，是价值的表现。李嘉图说“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而“商品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是确定各种商品“在互相交换中各自所需付与的量的标准尺度”。很明显，李嘉图在这里把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直接看做衡量和比较商品价值量的内在尺度，认为只有劳动才是各种不同商品的统一体、价值的内在基础。又说，如果法郎和要衡量的物不能还原为某个两者共同的另一尺度，那么法郎就只是衡量铸成法郎的金属本身数量的价值尺度。李嘉图认为，法郎和其要衡量的物是可以还原为它们二者共同的另一尺度的，“因为它们都是劳动产品，因而劳动便是可以用来测定它们的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的共同尺度”。很明显，在这些场合，李嘉图把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直接看做衡量商品价值量、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量大小的内在尺度，认为只有劳动才是各种不同商品的统一的实体，是它们的价值的内在基础，至于“在互相交换中各自所需付与的量”，那不过是这个内在基础的外在表现形式。

不过，应当指出，李嘉图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是不严格的，是远非首尾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例如，当李嘉图说“规定各种物品的现在相对价值或过去相对价值的，是劳动所将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时，他说的“相对价值”是“绝对价值”，也就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这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相对价值。当李嘉图说“假定有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了变动，而我们又想知道变动究竟发生在哪一方面”时，他说的“相对价值”则具有另一种意义。它不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而是两种商品交换的比例，也就是他说的“比较价值”或“交换价值”。这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相对价值。第二种意义上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同第一种意义上的相对价值的变动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应该把这种相对价值的变动同商品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所表示的仅仅是生产商品本身所必需的，即物化在商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因此，同第二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即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用货币来实际表现)相比，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就表现为‘绝对价值’。”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赛·贝利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攻击李嘉图，妄图推翻作为李嘉图整个学说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抓住李嘉图的价值概念规定的缺陷，指责李嘉图不是把价值看做两个物之间的比例，而是把价值看做某种内在的和绝对的东西，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变成一种绝对的东西。贝利的这种指责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应该责备李嘉图的，倒是他常常忘记了绝对价值，而念念不忘相对价值。

李嘉图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并没有停止在《原理》上，在《原理》出版以后，他继续对价值理论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果说，在《原理》中虽然他大致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在有些场合他并没有对二者加以严格区分，甚至有混同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时候，有念念不忘相对价值而忘记绝对价值的时候，那么，在《原理》出版以后的一些书信和著作中，特别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写的《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手稿中，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原理》中的价值概念的缺陷，发展了关于绝对价值的论点。

在《原理》第三版刚出版之后不久的一封信中，李嘉图说：“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不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尺度，而是它的实际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决定于实际价值，从而决定于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

李嘉图批评罗尔忘记了真正价值，自称他本人的思想上却一直有真正价值这个观念。李嘉图写道：“当你口头上说交换价值时，你思想上从来没有真正价值的观念——而我一直是有的。”接着，李嘉图又说：“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不会改变的，除非它的真正价值或它所交换的其他物品的真正价值发生了变动。”

《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是李嘉图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中写下的未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和在《原理》中强调相对价值不同，李嘉图在未完成的最后的这篇论文中强调的是绝对价值，认为要考察相对价值的变动，必须考察相对价值依以变动的绝对价值。

李嘉图在《原理》出版后曾经表示过对自己的价值理论不够满意。这引起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种种猜想，不少人断言李嘉图在绝对价值方面“后退”了。李嘉图的遗作《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发表，给这些妄言家们以致命的打击。李嘉图在最后的这篇论文中写道：“有人也许会问，我所用的‘价值’一词的意义是什么，我判断商品价值是否有所变动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复是，衡量一种商品的贵贱，除了为取得这种商品而作出的劳动的牺牲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任何东西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的；没有它，就没有一样具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被生产出来。……我们的意见一经统一，即认为一切商品都是劳动的产物，除非是花费了劳动的，否则它就没有价值，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投入商品的劳动量的或多或少，是其价值变动的唯一原因。”这段话有力地表明，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学说，他在这篇论文中更为清楚地阐明了绝对价值的概念，从而为进一步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嘉图的遗著离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已经不远了。但是，李嘉图在这里仍然表现出抽象力不足，没有真正最后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抽象。

除了上述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区分之外，李嘉图的最大贡献是他一贯坚持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基本原理。

在《原理》第一章的一开头，李嘉图就开宗明义地表述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论点：商品的价值或这个商品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相对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一劳动的报酬的多少。李嘉图的另一表述方式是：规定各种物品的现在相对价值或过去相对价值的，是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而不是给予劳动者以换取劳动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和斯密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二元规定相比，李嘉图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一元规定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无疑是理论上的飞跃。斯密除了认为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外，还认为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买到和支配的劳动量。李嘉图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非常明确地做出了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彻底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这一错误规定。马克思说：“李嘉图在其著作一开头就特别强调指出：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量，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这样，他一方面把商品包含的劳动量同商品支配的劳动量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他从商品的相对价值中排除了商品同劳动的交换。”恩格斯说，李嘉图在《原理》一开始就提出的这个理论观点，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伟大的发现”，是“划时代的发现”。

在阐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时，李嘉图事实上已经抛弃了把商品的稀少性说成价值源泉的谬见，诚然，他在早期的著作《黄金的高价》中，曾经把金银的“稀少性”同“为取得这些金属而使用的劳动量”以及“开采它们的各矿所用资本的价值”相提并论，把它们看做决定金银内在价值的因素。但是，在写作《原理》时，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看来，李嘉图的观点的变化似乎不是很明显，因为他在《原理》中还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然而，只要我们进一步看一看他的说明便能立即从表面现象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李嘉图把商品分成两类：一类是不能再生产的商品；一类是能够大量再生产的商品。他说，前一类商品的价值只是决定于稀少性。属于这类商品的有罕见的雕像和绘画、稀有的古书和古钱、风味特殊的葡萄酒等。这些商品的数量不能通过劳动而增多，它们的价值同原来生产它们时所必要的劳动量没有关系，而是随着它们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嗜好的变动而变动。但是，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只占商品总额极少的一部分。商品总额中绝大部分属于后一类商品，即属于通过劳动可以任意增加和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这类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量。由此可以看到，李嘉图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是价值规律充分展开的必要前提。

和斯密不同，李嘉图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没有限于一般议论，而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原理》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李嘉图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完全取决于各种商品所耗费的相对劳动量。在第三版中，李嘉图把这里所说的完全取决于所耗费的劳动量改为几乎完全取决于所耗费的相对劳动量。这一修改，从总体上看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李嘉图一贯强调，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的相对价值决定于相对劳动量。他认为，每一种商品价值的涨落都和生产它的难易程度成比例，也就是和生产它所用的劳动量成比例。“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量成比例。”在这些地方，李嘉图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交换价值、相对价值、价值等不同术语，论证的都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命题。由于劳动是作为价值的一切商品共同的实体，所以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直接强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所以是衡量它们的价值量、它们的价值量的差别的内在尺度，只是因为劳动是使不同的商品成为相同的东西，是它们的统一体，它们的实体，它们的价值的内在基础”。

一般说来，对于决定价值的劳动的性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但是，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社会规定的劳动。李嘉图已经意识到，成为价值源泉的劳动是人的活动，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价值只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我们的肉体机能和精神机能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这些机能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唯一原始的财富。所谓财富，无论是最必需的东西还是只是悦人心目的东西，都永远是这样运用机能所创造出来的。这是肯定不移的事情。同样肯定的是，这一切东西都不过代表那种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一种价值，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由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中得来。”李嘉图援引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中的这段话来驳斥萨伊，并明确声明，这段话也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李嘉图在批判萨伊把价值等同于效用的观点时，特别强调指出，机器和自然要素可以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绝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只能来自人类的劳动，马克思在评论李嘉图和其他有关经济学家的这类观点时说：“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物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

李嘉图一方面说，劳动同机器和自然要素一起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方面说，商品的价值只能来自人类的劳动。这里实际上接触到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区别。不过，正像马克思指出的，李嘉图自己也不善于区分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必要劳动的量的论点。他说，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李嘉图解释说，这里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继续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条件。

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中，可取之处是，他意识到商品价值不决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领域内部任何单个生产者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不决定于最有利的条件下消耗的最小劳动量，而是决定于必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生产条件不同，单个生产者所需的个别劳动时间是很不相同的。在李嘉图的这种说法中，错误之处是，他不懂得，商品价值量不是取决于最不利的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斯密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思想，为李嘉图所继承。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没有形成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科学用语，而是用劳动的“性质”、“相对熟练程度”等来表示劳动的复杂程度。在《原理》第一章第二节中，李嘉图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当我说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是几乎唯一的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时，绝不可认为我忽视了劳动的不同性质，或是忽视了一种行业一小时或一天的劳动与另一种行业同同等时间的劳动相比较的困难。为了实际目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估价的尺度一经形成，就很少发生变动。如果宝石匠一天的劳动比普通劳动者一天的劳动价值更大，那是因为许久以前已经做了这样的调整，而且它在价值尺度上也已被安放在适当位置上了。”李嘉图关于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的思想，关于在同一时间内前者会比后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的思想，已经包含在这一段议论之中了。

但是，如果说斯密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思想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在李嘉图这里甚至还存在一些糊涂观念。李嘉图对于劳动复杂程度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还没有做出应有的分析和论证，就宣称“由于我希望读者注意的这种探讨，关涉的只是商品相对价值变动的影响，而不是绝对价值变动的影响，所以研究对于不同种类的人类劳动的估价的高低，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并匆忙得出结论说：“不论这些人类劳动原来是怎样地不相等，不论学习一种手艺所需要的技术、智巧或时间比另一种多多少，其差别总是世代相传近乎不变，或者至少说逐年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短时间内对商品相对价值没有什么影响。”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只着眼于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影响，而没有研究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他不去研究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在相同时间内会生产出不等量的价值，却去论证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价值不等同劳动复杂程度没有关系。李嘉图的更大的错误在于把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异同工资率的差异混为一谈，误认为现存工资率高的就是复杂劳动，低的就是简单劳动，这几乎重蹈了前人的价值决定于工资的覆辙，而这个庸俗观点正是他自己着重加以批判的。

李嘉图的功绩之一是他感觉到了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的区别，正确地提出了一个原理：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这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既包括生产商品直接消耗的活劳动，又包括转移到商品中的物化劳动。用李嘉图的话说：“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里所谓的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我们记得，洛克在计算面包的劳动时，不仅考虑到烤面包者的劳动，而且考虑到小麦种植者、面粉生产者以及所有其他有关的人的劳动。如果洛克所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李嘉图的上述思想就不是什么创见了。但是，洛克所说的价值是指效用即使用价值，他所说的劳动是指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即具体劳动。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洛克已经感觉到了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的区别，而只能认为他在考虑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时，不仅考虑到了生产物品直接所需的具体劳动，而且考虑到了生产物品间接所需的具体劳动。和洛克不同，李嘉图在这里所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他以袜子为例，认为在评定袜子的价值时，不仅应当包括生产袜子并把它运送到市场上去所需要的劳动，而且应当包括耕种生产棉花的土地的劳动、运输原棉的劳动、制造原棉运输工具的劳动、纺纱工人的劳动、建筑厂房的劳动、制造机器的劳动等。尽管李嘉图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还没有精确地指出只有转移到袜子中的那一部分旧价值才加入袜子的价值总量，而是笼统地说“以上各种劳动的总和”决定袜子的价值，但是他毕竟提出了新的思想，这就是区分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在朴素的形式上提出了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问题。

但是，李嘉图由于并不真正懂得劳动二重性，因而无法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是怎样进行的。他不可能知道，和劳动二重性相适应，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具体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转移了旧价值，抽象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创造了新价值。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对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没有加以应有的区别。作为价值基础的劳动不是特殊的劳动，不是具有特殊的质的劳动。在李嘉图那里，到处都把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混淆起来。”

感觉到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之间的区别，并且指出商品价值不仅包括直接消耗的活劳动，而且包括转移的物化劳动，这固然是李嘉图的独到之处，可是，他在论证过程中却犯了一个不能允许的错误。李嘉图写道：“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鹿。所以这类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把原始人手中的武器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小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工具看做资本，这是李嘉图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区别。简单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也没有区别。同李嘉图相比，斯密总还算有一点历史感，他感觉到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感觉到了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下的生产工具和资本之间存在原则的区别。李嘉图就连斯密这一点历史感也没有，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视为自古就存在的自然的和永恒的现象。

李嘉图在说明影响商品价值的除了直接劳动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时，显然漏掉了原料。花费在原料上的劳动，和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不同，而和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相同。李嘉图漏掉原料，不是出于偶然疏忽，而是有深刻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价值转移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不变资本与它的消耗程度成比例地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可变资本的消耗不仅再生产出自身的等价而且生产出剩余价值。如果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那么在研究旧价值的转移问题时，就不会漏掉原料，而会把原料同器具、工具、建筑物等都归于不变资本。可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根本不会根据资本的不同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只是像斯密等人一样按照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转移方法上的区别，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样，李嘉图就漏掉了属于流动资本的、作为原料存在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他只是在以袜子为例时，才想到了棉花和棉纱。当他一般地论述问题时，总是忘掉原料。

(三) 不变的价值尺度

继配第和斯密之后，李嘉图也试图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对李嘉图来说，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是理论上长期不育的过程。

如前所说，配第曾经把纯银和食物视为稳定不变的价值尺度。在配第之后，斯密重新考虑问题。他虽然也曾经认为谷物即生活资料是不变的价值尺度，但是，当他比较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谷物的价值同金银以及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不断变动的，因而也不能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在斯密看来，同谷物或贵金属比较，只有劳动本身的价值不会改变，因而劳动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一切商品价值的不变的尺度。斯密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在分析斯密的这个错误时说：“他把作为内在尺度同时又构成价值实体的那个价值尺度，同货币称为价值尺度那种意义上的价值尺度混淆起来。由此就试图找到一个价值不变的商品作为后一种意义上的尺度，把它当作衡量其他商品的不变尺度——这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

李嘉图对斯密关于不变价值尺度的错误也曾经采取过批判的态度。这里特别值得提一下《原理》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关于不变的价值尺度的观点。在《原理》第一版、第二版中，李嘉图说：“如果能找到任何一种在目前和所有的时间里其生产所需的劳动量都完全相同的商品，那么该商品即将具有不变价值，而且极宜作为衡量其他物品的变动的标准。这样的商品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因之就无法选定任何价值标准。”

在《原理》第三版中，李嘉图在新增加的“论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一节中说：当商品的相对价值变动时，最好有一种方法能确定究竟是哪种商品的实际价值上升，哪种商品的实际价值下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但这种尺度是不能找到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本身都会和其价值须加确定的物品一样地发生变化。”

很明显，《原理》第一版、第二版就已经否定了存在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可能性。第三版新增加一节讨论不变的价值尺度，进一步加强了原先的理论立场。然而，李嘉图并不清楚斯密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原因，也没有分清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这就决定了他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这里已经潜伏着出现思想反复的可能性。

李嘉图后来果然出现了思想反复，在通信和论文手稿中，他又重新企图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例如，在《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中，李嘉图写道：“假使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价值尺度，其自身的价值既不会增，又不会减，那我们就可以用以确定其他物品的实际变动和比例变动，计量某一商品的变动时，就无须去了解用以计量的那个商品，其自身有没有变动。”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一企图，是注定要走进死胡同的。热衷于此道的李嘉图，直到去世前不久还在试图解决斯密没能解决的那个“化圆为方的问题”，其结果并不比斯密为好。李嘉图本人最后也痛苦地承认：“必须认识到，在自然界没有完美的价值尺度这样一个东西。”

在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时，李嘉图的认识是肤浅的，他根本不了解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内在尺度和价值的外在尺度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甚至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看起来李嘉图经常认为，事实上有时也谈到，好象劳动量解答了错误的或者说被错误地理解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就象从前把谷物、货币、工资等看作解决这个问题的秘方而提出来一样。”马克思分析了李嘉图被假象迷惑的原因，指出他只把分析价值量作为决定性的任务，因而不可能懂得货币的形成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定之间必然存在联系。

斯密和李嘉图都不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的区别。他们都把价值的内在尺度和价值的外在尺度混为一谈。马克思指出：“只要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甚至就成为一种理性的本能。而可变性正是价值的特点。对‘不变的东西’的寻求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内在的价值尺度本身不能也是商品，也是价值，相反，它必须是某种构成价值，因而形成内在的价值尺度的东西。”

(四) 李嘉图的矛盾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面临着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李嘉图没有能力摆脱理论上的困境，李嘉图的追随者约翰·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在困境中挣扎的结果是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这种庸俗化导致了李嘉图体系的崩溃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参阅本书第二十章)。

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第一个困难，或者说，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是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或劳动和资本的交换规律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亚当·斯密的体系中就已经存在。斯密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因而做出了价值规律不适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错误结论。

李嘉图不了解斯密所碰到的难题，不了解斯密所遇到的现实的矛盾和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不了解斯密从劳动决定价值转到收入决定价值的原因，而只是采用简单化的办法，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没有矛盾。李嘉图未能解决斯密所感觉到的问题，甚至连斯密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

批判斯密的价值决定于商品所能买到的劳动量这一错误规定，首尾一贯地坚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这一正确规定，这固然是李嘉图的功绩，可是，他确实也有不如斯密的地方，这就是他没有充分考虑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马克思说：“李嘉图按照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中的风格，在他的书的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与工资，或者说，对这种劳动时间即这种劳动量所支付的不同报酬，并不矛盾。”李嘉图只满足于证明，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并不会推翻商品价值由商品包含的劳动量决定这一原理。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不是商品？劳动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有什么区别？价值规律只适用于其他商品，还是也适用于劳动这一商品？如果只适用于其他商品，那么为什么价值规律不能适用于劳动这一商品？所有这些，都是李嘉图所未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由此可见，李嘉图认为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规律并不矛盾这一点，绝不意味着他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了或者说明了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现象。他只是认为，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现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推翻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这一原理，或者说，并不会妨碍价值规律对不同于劳动的商品的作用，也就是说，不会使价值规律因此而失效。

在考察价值时，李嘉图始终只谈劳动以外的商品。他从商品的价值规律中排除了劳动这一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交换，也就是说，他在说明价值规律时把资本同劳动的交换当做例外现象。在李嘉图看来，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则是不等量劳动的交换。李嘉图的正确本能使他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看做价值规律的一种例外现象，而没有重犯斯密所犯的错误，即认为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已经失效。但是，斯密未能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李嘉图的例外论而得到解决。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绝不是例外现象。这种交换是资本主义的一切交换中最重要的交换，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问题正是在于：劳动同劳动所交换的商品为什么不按价值规律进行交换，不按劳动的相对量进行交换？或者说，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既然只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交换，只是形式有差别的两种劳动之间的交换，那么为什么价值规律在这里就不起作用呢？李嘉图没有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指出：“对于认为工人是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 (而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李嘉图体系来说，困难在于：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那末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一切交换中最大的交换——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交换中，为什么这个价值规律不实现呢？为什么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物化劳动量不等于他为换取工资而付出的直接劳动量呢？”只要把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只要把商品直接同劳动相对立，只要把一定量的物化劳动直接同一定量的活劳动相对立，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规律的矛盾就无法解决。李嘉图的功绩在于坚持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仍然有效，错误在于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以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商品，因而解决不了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规律的矛盾。

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第二个困难，或者说，李嘉图体系的第二个矛盾，是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的矛盾，也就是价值规律同利润平均化规律或生产价格规律的矛盾。

按照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下，利润同劳动成比例，也就是说，等量资本可以得到不等量利润，按照他的平均利润学说，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劳动成比例，也就是说，等量资本只能得到等量利润。这样，“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平均化的规律矛盾了，这一点李嘉图本人已经发现”。

李嘉图并非像有的著作说的那样完全不知道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是李嘉图第一个考虑到商品的价值规定同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这一现象的关系，是他第一个注意到同量资本绝非具有相同的有机构成。当然，李嘉图所理解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只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有机构成的差别，而不是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有机构成的差别。也就是说，李嘉图只知道资本可被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不懂得资本可被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由于考虑到同量资本可以有不同的构成，注意到价值规律同利润平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李嘉图在个别场合感觉到了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例如，李嘉图说：在还没有大量使用机器或耐久资本的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会具有几乎相等的价值。只是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有了增减，这些商品的价值才彼此相对地提高或降低了。但是，在采用了这些昂贵而耐久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就会具有极不相等的价值，虽然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的增减，它们的价值仍然会彼此相对地提高或降低。可是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提高或降低，它们还会发生另一种变动，虽然是较小的变动。因为卖五千镑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可能等于生产其他卖一万镑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所以生产这两种商品所赚得的利润也会相等。但是，如果商品的价格不是随着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而变动的，那么这些利润就会不相等。从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李嘉图对由一般利润率产生的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做了正确的猜想，实际上确认了这种差别。在他看来，如果资本有机构成相同，那么等量资本就会生产出等量价值的商品；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同，那么等量资本就会生产出价值不等的商品。这就接近于认识到生产价格不同于价值的正确观点。

李嘉图注意到了竞争对利润平均化的作用。他所说的竞争的平均化作用，是指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李嘉图说：正是每一个资本家都想把资金从利润较低的行业转移到利润较高的行业的这种愿望，使商品的市场价格不致长期大大高于或大大低于商品的自然价格。正是这种竞争会这样调节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致在支付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工资和其他一切为维持所使用的资本的原有效率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剩下来的价值即价值余额，在每个行业中都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成比例。这样，资本追逐利润而进行的竞争的结果，使剩下来的价值即价值余额，也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利润，都同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实现了利润平均化。这时，自然价格不再同商品的实际价值相一致，而是等于生产费用和平均利润。这样的自然价格，当然就是生产价格。可见，李嘉图确实猜想到，竞争的平均化的结果，使市场价格不是围绕价值而是围绕生产价格波动。

李嘉图在感觉到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别的情况下，有时甚至有意识地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起来。他在《原理》的一个小注中答复马尔萨斯说：马尔萨斯先生似乎认为，把某物的费用和价值等同起来，是我的学说的一部分。如果他说的费用是指包括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那确是如此。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中，也有相似的论述。李嘉图在这里说的“生产费用”就是指支出加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利润，也就是由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决定的生产价格。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过去的庸俗经济学家一样，不理解、也不愿意懂得李嘉图答复马尔萨斯的这段话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当中有人在引用上述李嘉图的这段话之后极为荒唐地宣称：“如果资本是生产性的，那么劳动就没有要求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道德上的权利。……显然，李嘉图这位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一个严格的维护者，也朝向埋葬它迈出了第一步。”又说：“李嘉图在论价值问题时写的一个小注中，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他的劳动理论。”从李嘉图答复马尔萨斯的这个注中得出这种荒唐结论的人，很难说是完全出于无知，其主要还是出于蓄意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这一目的。事实上，李嘉图在感觉到生产价格的存在时，仍然坚持劳动价值学说。《原理》中的这个注绝不表明李嘉图“否定”和“埋葬”劳动价值理论，而只是证明他尽管实际上已经确认了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但是仍然坚持“他自己驳倒了的这种把费用价格和价值混淆起来的错误观点”。

李嘉图只是猜想到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别，他对这种差别既未从理论上阐述，又未真正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十分重视李嘉图的这一猜想，指出：“李嘉图仍然有很大的功绩：他觉察到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存在差别，并在一定的场合表述了(尽管只是作为规律的例外)这个矛盾：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就是说，归根结蒂始终是那些使用不同量活劳动的资本，提供相同的剩余价值(利润)，而且，——如果把一部分固定资本进入劳动过程而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这一情况撇开不谈，——提供相同的价值即具有相同价值(更确切地说是费用价格，但是李嘉图把它们混淆了)的商品。”

总的说来，李嘉图只是在个别场合、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不同于价值的生产价格的存在，在绝大多数场合，李嘉图经常地甚至可以说是一贯地混同了价值和生产价格。在《原理》第一章“论价值”中，李嘉图就犯了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的错误。本来，在阐明价值的时候，应当把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现象抽象掉；可是，李嘉图恰恰相反，“在他只需要阐明‘价值’的地方，就是说，在他面前还只有‘商品’的地方，就把一般利润率以及由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一切前提全都拉扯上了”。李嘉图以资本和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去研究价值，因而，一开始就把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同由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决定的生产价格等同起来。

在《原理》第四章中，价值和生产价格的混同更为明显。在这一章中，李嘉图的“自然价格”有两种不同的规定。在一种情况下，他的自然价格等于价值。例如，在第四章的一开头，李嘉图说：如果我们把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基础，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作为确定商品相互交换时各自必须付出的相应商品量的尺度，那么不要以为我们否定商品的实际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对商品的这种原始自然价格的偶然和暂时的偏离。很明显，这里说自然价格就是价值，是价值依以波动的中心。这里说的实际价格或市场价格，是对这种等于价值的自然价格的偏离。

在另一种情况下，他的自然价格等于生产价格。例如，在同一章中，李嘉图说：我们假定一切商品都按其自然价格出卖，因而资本的利润率在所有行业完全相同，或者只有这样一点差别，这种差别在当事人看来是与他们所享有或放弃的任何现实的或想象的利益一致的。很明显，这里说的自然价格不是价值，而是李嘉图说的能保证“资本的利润率在所有行业完全相同”的价格，这种价格就是生产价格。

由于李嘉图缺乏历史观点，不了解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不懂得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又由于李嘉图缺乏足够的抽象力，强制地把抽象和具体直接等同起来，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直接等同起来，因而无法从理论上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规律或生产价格规律之间的矛盾。李嘉图的论敌抓住李嘉图体系中的这一矛盾攻击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本人面对着论敌的攻击一度陷入理论混乱和痛苦之中。例如，他在1820年6月13日写信给麦克库洛赫说：“我有时认为，我要是重新写我书中关于价值的那一章的话，我会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不是由一个因素而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由商品生产所需的相对劳动量和运到市场之前资本积压时期的利润率两个因素决定的。”当然，李嘉图在准备《原理》第三版时并没有按照这种错误观点修改原来的观点，但这说明他确实出现过思想混乱。

恩格斯把李嘉图体系中的第二个矛盾叫做“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或“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指出：“事实上，它使古典经济学因无法解决它而崩溃了。李嘉图学派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而‘解体’……从而给庸俗经济学开了方便之门。”

(五)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阶级含义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学说的最高成就。这一理论除了具有经济科学意义之外，还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事实上，它是19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指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对价值所作的规定尽管还是抽象的，但它是反对地主及其仆从们的利益的。”又说：“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李嘉图的体系……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典型的整个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

当然，对资产阶级来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也包含某种潜在的危险或不祥之兆。它有可能被资产阶级的反对者所利用。事实上，它确实被19世纪初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用来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可是，这只是李嘉图学说中包含的一个结果，而绝不是李嘉图的本意。李嘉图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社会大厦的基础提供经济理论上的解释和说明。

恩格斯指出：“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六) 李嘉图的缺陷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整个古典学派价值理论的最高成就，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古典学派价值理论的一个根本缺点，这就是不懂得使劳动和劳动时间表现为价值和价值量、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特定的社会形式。

只注意研究价值量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数都缺乏历史观点，他们把自己在逻辑上考察的特定的经济关系误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经济关系。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逻辑认识过程和历史发展过程，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而是逻辑和历史的不—致。他们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在他们的心目中，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人类的无限的未来会继续存在。在这一方面，李嘉图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承认人有生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但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过程。李嘉图说：“个人的生长过程是由青年到壮年，再到老死；但是国家的发展过程却不是如此。国家达到最旺盛的状态以后，再向前进时诚然可能受到阻碍，但它们的自然趋势却是永远地继续发展。”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形而上学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研究价值理论的学者，虽然可以在价值量的分析上、在交换价值的分析上，甚至在价值的分析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作出一定的贡献，得出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这样的结论；但是，不可能自觉地去研究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价值、劳动量为什么表现为价值量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不可能去认真研究使劳动和劳动时间表现为价值和价值量的特定的社会形式问题，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了“李嘉图说明问题的缺陷”，这就是，李嘉图只研究价值量，而不研究使劳动表现为价值、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说：“他完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就是说，研究造成商品价值量差别的这种抽象一般的、并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的量。”

“李嘉图说明问题的缺陷”，实际上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共同缺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根本缺点产生的原因，指出：“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从配第开始，都不懂得使劳动表现为价值、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特定社会形式，也就是说，都不懂得价值、交换价值、货币等都是劳动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所采取的形式。马克思在论及配第时说：“然而，他的例子显然证明，认识了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排斥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配第、斯密、李嘉图等人的例子都证明，认识了劳动是财富，并且认识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和劳动时间表现为价值量，仍然不排斥、不了解那种使劳动表现为价值、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也就是不排斥、不了解使劳动表现为价值、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特定社会形式。“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实：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