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稳增长的中期应对策略

在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并转入新常态的情况下，迫切要求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核心就是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创新活力叠加起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并适度加强经济波动的风险防范。

(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科技进步和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求将经济工作的中心转向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从宏观层面讲，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长上，还体现在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加上。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提高质量和效益就无从谈起，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民生就缺乏物质基础。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的是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是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的速度。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去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减小、速度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速率减缓，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又受到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变化的制约。因此，必须下决心加大科技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科技进步对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作用，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单位产出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仍然较重，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仍然过大。必须下决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

(二)深化改革开放释放改革红利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释放改革红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决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激活经济增长动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就是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渐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功能，另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由创新驱动发展和提高效率为主的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行相应调整。过去在成熟产业领域，技术路线明确，市场前景较为明朗，政府通过组织资源进行大规模投入，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但在新兴产业领域、技术路线不明确，市场前景也不明朗，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就会造成资源低效配置，甚至浪费和错配。这就要求政府从直接抓发展转变为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应该由市场承担的功能交给市场。

第一，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明晰产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我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

第二，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环境。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产权保护，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第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公共财政建设，较大幅度提高对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支出比重，提高节能环保支出比重，降低“三公”经费支出比重。建立全口径财政预算，由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包括一般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内的公共预算。改革资源环境税费制度，提高矿产品资源税率，开征环境保护税。简化进口环节税种，降低税率，以培植税源并平衡国际收支。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机制，提高基层政府财力。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步建立以SHIBOR为基准的政策利率。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减少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放松对个人和企业外汇管制，扩大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跨境流动，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基本可兑换。放宽金融业准入，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第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稳定起征点，从高收入人群开始试点包括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在内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建立政府高级公务员公布财产制度并纳入综合个人所得税。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政府持有的上市国企股份到社保体系。形成更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六，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有步骤地推进各个领域的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激发服务企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加快形成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培育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安排，引导企业由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

(三)推进城镇化挖掘内需潜力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挖掘内需潜力。城镇化可以创造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特别是可以扩大消费需求，来消纳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使中国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并由过去过多地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2011年城镇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标志着我国从以传统农村为主体向以现代城镇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但我国城镇化仍然面临“三个滞后”的问题。一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011年我国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为89.9%，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65.2%，但城镇化率仅为51.3%。二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1996—2011年，我国城镇面积由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3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1倍，同期城镇人口从3亿人增加到6.9亿人，仅增长1.1倍，两者的弹性系数为2.8，而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合理的系数为1.12。三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滞后于城镇化发展要求。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城镇化的要求，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交通业配套设施不完善，很多城市面临交通拥堵问题。

城镇化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所在。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6%，全国城镇人口约为7.1亿人，其中约有2.6亿农村转移人口没有完全市民化，享受不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据有关调查显示，一个农村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所需成本，全国平均大约为18万元左右。考虑到未来中国还有3亿人口要进入城镇，全国累计约5.6亿农村转移人口要实现市民化，以此推算，总计需要100多万亿元，相当于我国两年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多，这将创造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推进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就要加快城镇化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向以提升质量为主的阶段转换，由以城市建设为主向以人为本、城乡融合、绿色低碳的模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第一，把推进城镇化与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结合起来。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 161元，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为4 734元，城乡居民消费绝对差距是10 427元，两者的比值是3.2∶1。而1990年这一比值是2.85∶1，两者之间的消费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将显著提高购买能力，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此，要把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点，加快土地、户籍制度改革，激活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房屋等资产，增强农民进城谋生的经济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改善其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逐步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逐步改变农村转移人口的生活方式。

第二，积极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进一步优化发展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促进形成以上海、北京、广州等一批国际大都市为核心的开放型国际化城市体系，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城市群，增强这些城市群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使越来越多有能力和符合条件的转移人口就地落户，逐步融入迁入地并实现市民化。

第三，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加快小城镇发展的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功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和转化为城镇人口。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的政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益。

第四，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合理规划城镇人口规模，从严控制对耕地的占用，建立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资源的体制机制，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镇。城市规模与布局，要与当地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地质构造等自然承载力相适应。城市发展要改变重规划、轻管理的状况，强化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管，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四)加强科技创新增强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投入大幅增长，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开始显现。但总体上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还存在一些深层次制约因素。一是企业创新能力薄弱。据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有不到10%有研发活动，换言之90%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长期以来形成的代工和加工贸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发能力的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仅为0.71%，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研发人员平均仅有89人，而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规模庞大的研发中心，人员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二是技术转移和转化水平低。我国技术研发活动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许多技术成果的研发没有以市场为导向，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没有成为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而大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缺乏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条件和动力。据调查，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部分科研院所、重点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高达40%～50%。三是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长期以来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要素供给压力没有转化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动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不适应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必须加快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对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供给，从而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培育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一，推进企业主导的市场导向型科技创新。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我国正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市场潜力非常大。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力求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第四，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础。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深化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宽进严出”的教育体制，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五)改善宏观管理提升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以提高要素生产和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该看到，一方面，虽然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空间，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一个时期积累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将逐步暴露出来，进一步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政策空间。另一方面，在潜在增长率水平趋于下降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的情况下，再像以往那样，过度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不仅难以提升经济增速，还可能引发通胀或资产泡沫，从而使经济运行陷入滞涨风险。

因此，在继续稳健审慎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必须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更加注重加强供给管理，从体制变革和创新入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通过放松管制、激活市场等制度创新，促进平等竞争，强化市场功能，化解制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改变供给低效和刚性，提高供给效率和弹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大规模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轨道上来。

1.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

激活市场需要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加以推进，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税率。继续实施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着力优化财政支撑结构，进一步向民生和薄弱环节倾斜，加强对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支持。在保证教育和民生领域政府开支前提下，减少财政的建设性和一般性支出。加强对财政风险的防控，适当增加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

2.保持货币政策审慎稳健

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供给水平趋于下降，但投资需求增长仍具有较大的惯性，往往会加剧通胀压力，加之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增大输入性通胀压力。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投放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规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定期对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提高金融系统风险防范意识，尽早阻断风险扩散，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3.推进产业兼并重组

这一轮经济放缓，供给面下降幅度要比需求面大，反映了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然而，产能过剩也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4.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重点突破制约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增强国际产业竞争的主动权。

5.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

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吸纳国际服务外包，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吸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生产性服务企业就业，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作用。

6.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

支持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逐步将直接进口资源转变为进口原材料，推进我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转变。鼓励企业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