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趋势分析

从中期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较多，但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受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将有明显回落。

(一)从需求方面看中期经济增长趋势

从需求方面看，今后3年，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逐年放缓至17%左右，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释放的消费需求，将使消费需求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4.0个百分点，基本保持“十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和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再加上汇率、通胀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将使我国进口增速逐步放缓，贸易顺差逐步收缩，外贸进出口大约拉低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

1.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将有所放缓

21世纪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长，2001—2011年年均增速为22.9%。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了80%。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一揽子计划，使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大幅上升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33.2%，两年后迅速回落到2011年的17.3%。2009年投资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力来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际增速高达46.2%，拉动总投资增长11.1个百分点，远高于以往3个多百分点的水平。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逐步放缓，2011年基础设施投资实际增速大幅下降到9.3%，对总投资增长的贡献仅为4%。2010年和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降，但实际增速依然保持较高水平，这主要是房地产业投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回落。

从中期看，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将逐步减弱。一方面，经过“十一五”时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增4万亿元投资的大规模建设，沿海地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已接近饱和，而中西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短缺程度也有所减缓。另一方面，随着外需市场逐步收缩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各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继续大规模扩大产能，不仅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会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企业的投资意愿将逐步减弱。与此同时，在潜在增长水平趋于下降情况下，过度扩大投资规模，会引发资源要素供需矛盾和通货膨胀。总体判断，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需求将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由“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年均22.3%的增速逐年放缓至17%左右，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5个百分点，比“十一五”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

2.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消费需求将基本保持平稳

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黏性较大，内生波动性较小。21世纪以来，随着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1—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1%，特别是2003—2008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消费需求短期也受到出口和投资需求的影响，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口增幅大幅回落，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进而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影响到就业和收入增长，消费需求也明显回落，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5%。2010年后随着出口需求逐步恢复，企业投资趋于稳定，加之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和减免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等鼓励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促进了消费需求逐步恢复，2010年和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8.3%和17.1%。

从中期看，我国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随着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特别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进一步释放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总体上看，消费需求将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长率，大约拉动经济增长4.0个百分点，与“十一五”时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3.出口增幅趋于放缓，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二战以来的“黄金时期”，2003—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6%。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部需求大幅收缩，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9年出口出现21世纪以来首次负增长，为-15.9%，以后逐步恢复，到2010年和2011年，出口分别增长31.3%和20.3%。

从中期看，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和治理结构深刻调整，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增长期转入深度调整转型期，短期内难以重现危机前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市场扩张速度明显放慢，全球“再平衡”调整和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预计今后3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回落到5%～10%区间，进口增速回落到10%～15%。

(二)从供给方面看中期经济增长趋势

从供给方面看，今后3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储蓄率、劳动力供需等宏观经济变量逆向调整，将导致资本、劳动等基本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加之技术进步的贡献短期内难有明显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减弱，土地和能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剧，使支撑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各种条件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使潜在增长率回落到8%左右的区间。

1.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

2011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8%，比1978年提高13.9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2个百分点。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和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0.8个百分点，见图1—2。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人口抚养比将趋于上升，而且随着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支出将持续增长。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图1—2 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的关系(1982—2011年)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由图1—3可知，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但随着“80后”、“90后”等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劳动年龄和他们的父母进入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拐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93 727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上年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劳动力供需形势开始发生逆向变化，“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劳动力供给增速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不可逆上升，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来驱动。

图1—3 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1995—2011年)

3.劳动力再配置和技术引进的效应减弱使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下降

随着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放缓，要维系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我国过去这些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通常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5～6倍，只要这种转移过程持续进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近尾声，今后一个时期转移规模和速度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体制变革又受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4.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将持续强化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明显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2年达到36.2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12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8亿吨标煤，即使今后8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控制在1亿吨以内，到2020年也将突破4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必然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

综上所述，无论从需求方面，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速将明显回落，这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收缩的背景，但主要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而且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潜在增长水平正趋于下降，已经难以保持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