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官制变迁：南渡后内侍省、翰林院、翰林子局命运各变

第一节　内侍省：南渡后三省六部大肆裁并，内侍省1160年遭致罢撤

半壁江山的临安朝廷系政权颠危的应急产物。“皇城九里”[274]的凤凰山皇宫使禁中仅剩“御书院（1146年建）”“天章阁（1154年建）”[275]等数十处宫内诸司或殿阁斋堂。所谓“南宋宫廷十二大殿”殆半随事易名、“权更其号而已”[276]。如帝王常朝之地“文德殿”一殿五用，轮流披挂五种殿名：“凡上寿则曰紫宸殿，朝贺则曰大庆殿，宗祀则曰明堂殿，策士则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随事揭名。”[277]另如1142年肇建的“垂拱殿”[278]即一殿三名，轮番权挂了垂拱殿（前殿视朝之地）、崇政殿（后殿视朝之地）、延和殿（旬假日视朝之地）等三种殿名。[279]

任职理宗朝东宫掌书的陈随应《南渡行宫记》直指这些殿阁“随事更名”[280]。南宋李心传深刻记录下宋室南渡，高宗如何批阅奏章：“御殿旁一小合，前设一素木桌子，上置笔砚，盖阅四方奏章于此合内，惟二小珰侍侧。凡巨珰若内夫人奏事，上悉出阁外视之。御膳惟面、饭、煎肉、炊饼而已。”[281]1131年“髙宗自越复还临安，命有司裁为行宫百楹……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282]，驻跸临安之初，高宗“服御惟务简省，宫殿尤朴”[283]，“草韧禁苑为行在，适造一殿，无瓦而值雨，临安府与漕司皆忧之”[284]，连宫殿修造均向民居“赁借楼屋腰檐若干”[285]。1145年临安皇宫“时无大庆殿，遂权于崇政殿行之，以殿狭，辇出房，不鸣鞭”[286]，连1182年孝宗与三省宰辅议会的处所，亦权借“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十二月二日挂牌”[287]。当1236年《朝野类要》揭露南宋诸多殿阁“临期设牌”[288]，我们注意到凤凰山皇宫狭隘的空间场域，迫使垂拱、崇政等殿“虽曰大殿，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淳熙再修，止循其旧”[289]，署廨面积不及北宋三分之一的窘迫时局。

在北宋，中央官制署廨各自独立，“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诸阁一殿一地。在南宋，殿阁斋堂则一殿多用。战争频繁、国用耗黩、财政窘迫，凤凰山狭隘的皇城禁垣，使南渡后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暨下辖机构，遭大刀阔斧地裁并。由于无法维续庞大的机构开销，首当其冲的中书省、门下省于1129年归并为“中书门下省”。[290]1130年因朝廷战败，遂暂“罢中书门下省”[291]等机构实体。“尚书省”下辖的六部二十八司、九寺五监、司级机构亦大加并省，如少府监并入“将作监”，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并入“工部”；“吏部”减罢一司；“刑部”四司撤去二司，礼、兵、工三部裁剩二部。

省、部、寺、监、司遭裁减或萎缩，存留机构不及北宋之半，原挂于北宋内侍省“翰林院”下的翰林诸子局，入南宋亦随势起伏更迭。这是因应临安皇城街道狭窄、战争频繁、国库空虚，而导致的一连串省钱之计。

在此场满目疮痍、机构省并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南渡后“内侍省”势力遭受压制的现象，而它是北宋翰林四艺局的上级机构。在北宋，汴京皇城的宣祐门内，翰林四艺局的前方廨舍为“皇城司”，背靠掌管帝王衣食住行的“殿中省六尚局”，右侧邻近太子东宫，东宫后方为“内侍省”。翰林书艺局、图画院在太子东宫附近，监控层级为内侍省，勾当官由内侍充任，显然北宋书院、画院均系帝王娱乐私生活的一部分，机构属性亦纳归入狎近帝王的内廷范畴（图2.1）。

由于宋徽宗“别无他好，惟好画耳”[292]，宦官童贯（1054—1126）、梁揆（ca.1101—1126）、冯觐、罗存、贾祥、任源、李正臣、乐士宣[293]、刘瑗、梁师成（ca.1063—1126）等膺藉书画狎近徽宗，投其所好，“丧君陨国，适足为翰墨之辱”。在内侍权势鼎盛的阶段，“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时专其事，长、贰皆取决焉”[294][295]。内臣童贯、梁师成典机密、掌兵权，行宰相事，“权势烽焰，震灼中外，毒留于民，怨归于国”，间接导致王朝覆灭。[296]画院、内侍省成为南渡前夕，时人对徽宗亡国残存的记忆。

建炎年间宦官康履（d.1129）怙恩窃威，再度激化高宗朝臣对宦官干政的嫉恨。1127年5月2日，高宗即位第二天，旋即诏令“不以内侍典兵权”[297]，五个月后，再诏严禁内侍私见武将。1129年苗刘之变，铲除内侍康履后，内侍省门屏声敛气。先是此年3月武将苗傅、刘正彦兵变，诛“王渊及内侍康履等百余人，迫上（高宗）逊位于皇长子”[298]，同年4月高宗复政[299]，下诏一系列的压制内侍令（表2.1）。

表2.1　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降诏显示，南渡后朝廷降压宦官或内侍省势力

[1]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24，“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七日高宗诏”条，第3083页。

[2]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21，“建炎三年四月丁巳”条，第517页。

[3]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22，“绍兴三年四月辛亥”条，第546页。

[4]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23，“绍兴六年七月丁丑”条，第564页。

[5]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25，“绍兴三十年九月庚子”条，第616页。

[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0，“内侍两省”条，第210页。

[7]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25，“绍兴三十年十月丙午”条，第616页。

[8]脱脱等，《宋史》，卷166，“职官六，内侍省、入内内侍省”条，第3941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0，“内侍两省”条，第211页。

[10]脱脱等，《宋史》，卷166，“职官六，光宗绍熙三年诏”条，第3941页。

[11]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4，第27页。

此后自“中兴以来，深惩内侍用事之弊，严前后省使臣与兵将官往来之禁，着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之令”[300]。1160年以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徒有冗费”为由“遂废之”。1181年、1192年、1200年几道诏敕，以律法降压内侍权柄，防止内廷勾结外廷，违法者充军“流两千里”。

在高、孝、光、宁四朝，南宋国势尚稳、尚有余力复置画院的时间内，“内侍省”“入内内侍省”无权承揽技艺部门，权力架空的内侍省于1160年9月以“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徒有冗费，可废并归入内内侍省”[301]为由遭罢废，“入内内侍省”仅存的五门与书画创作亦不相干。

上级机构名存实亡，覆巢之下几无完卵。于是内侍省下辖机构南渡后各自变换跑道，尤其是“翰林院”下挂之翰林诸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