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人西方观念的演变

探讨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后，应该再探讨一下东方人的西方观念（当然这二者是不能对等的）。可惜个人无力研究这一问题，只能说一下中国人的西方观念。当然，我们知道，西方形成的东方主义，起初是不包括中国的，因为中国远居远东，西方人还不大了解，所以他们说的东方往往是指阿拉伯、土耳其、印度等，是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中国成为“东方”要到19世纪了。我要说明的是中国如何从原来的自我中心转变为对西方的“崇拜”，因为东方人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制造出来的。即东方人接受了西方制造出来的东方不能发展，东方落后，东方缺乏理性等一系列观念，然后又认为西方是先进、发展、理性等的代表。我们陷入西方的话语霸权控制下而不能自拔，所以中国人的西方观，也就是西方人给制造出来的。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可以用来作为中国人的西方观的一个总结性概括。他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无意识，其中心表现为：一，西方比东方强，东方事事不如人家，有时虽然感情上不愿意承认这点，可是理性上却不得不承认；二是西方人说的都是对的，他们是对与错的仲裁者；三是西方的文化、历史都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仍然处于低级阶段，西方的今天就是东方的明天，东方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中国古代的对外观念

在古代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种族），考古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广大的东北地区，都存在着许多先民，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那时没有人能说自己是中心。当然这些文化的发展有的比较先进，有的比较落后，有的快，有的慢。其中，考古学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比较先进，构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

大约从周代起，天下成为我国政治文化上的世界观念。殷人尊神，周人敬天，周王被称为天子，《诗·大雅·荡》中说“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易·系辞下》中说“昔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把天下视为古代圣王统治的世界。当时天下的地理观念是东渐于海，西及流沙，南、北大约也是海，所以“声教迄于四海”（《史记·夏本纪》）。天下之中，有许多国家，但是周天子的国是中心，曰中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尚书·梓材》]，“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曰王畿，外面为甸、侯、男、要、荒五服，各五百里，其中就有蛮夷之地（参见《禹贡》，《史记·夏本纪》），各服要按所在地的不同位置向周王纳贡。最初华夏与夷狄、蛮夷并无后来的夷夏之辨的意思，只是族群不同，文化有差别。他们互相杂居，互相通婚，《左传》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37]流行的观念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像舜和文王这样的大圣人都是夷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履行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中国的圣人。[38]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居越而越，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即在一个地方居住，自然会变成当地的人，华夏民族与楚越之人并无天性之不同，而是客观环境所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是当时鲁国的君臣讨论是否可以背晋而联楚时所说，在晋人杜预的解释中族是“与鲁异姓”，就是说鲁与晋是同姓之国，而和楚不是，所以不能背晋而联楚。即这里的族并没有民族、种族的意思，而是指姓氏的族，有血缘关系的族。[39]

但是，因为夷戎文化比较落后，和中部的周朝不断发生冲突。周代重大的威胁是西北方的戎狄，周幽王（公元前781—771在位）被犬戎攻杀，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戎狄的袭扰还在，五霸之业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閟宫》），政治军事行动加剧了种族之间的隔阂。用夏变夷是受到赞成的，而用夷变夏就受到责备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管仲对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睲，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孔子也称赞管仲攘夷的行动，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华夏为中心，夏、商、周三代，秦汉等王朝为正统，而周边民族、国家被称为四夷，只能是边缘了。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也就成为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了。

事实上，历史上的中华大地，除了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外，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产、文化落后，但是军事上有时会给中原王朝形成很大威胁。当时的中华帝国，军事上有时处于劣势，政治上也被迫平等甚或受制于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政治上、外交上，中华帝国和周边某些国家是平等的，有时甚至是低人家一等的，可是观念上，却是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统，而别国、别族则为蛮夷。所以形成了中国古代外交上的双重认同，双重标准。即一方面，有一种所谓朝贡体系，四夷对中华应当以臣事君，以小事大，中华则是天子，君临天下，对四夷也应该保护、教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和强大的敌国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是向人家称臣。

汉代匈奴长期为患，高祖被围于平城，吕后受辱而不敢征伐，许多皇帝给匈奴的文书，都写有“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有时反而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言词倨骜（参看《汉书·匈奴传》）。汉朝还得向匈奴送上各种礼品，用公主和亲，直到汉武帝时击败匈奴，情况才有好转。不过匈奴终两汉之时总是汉朝的大敌，与汉朝分庭抗礼，被杨雄称为“真中国之坚敌也”，可是班固所修《汉书》，对匈奴的评价却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以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汉书·匈奴传》）。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开拓边疆直至里海。可是也时常受到突厥、吐蕃的侵犯。突厥颉利可汗部队攻到离长安城只有四十里的地方，唐太宗隔渭水与之见面，给以金帛，方才使颉利退兵。后来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被唐朝消灭。但吐蕃又崛起于西方，和唐朝争夺西域，逼使唐朝与之和亲，8世纪末，安史乱后的唐帝国势力不振，终于退出西域。[40]唐代在和吐蕃的交往中，已经发展出了当时外交、国际关系上的许多平等的惯例和制度。玄宗时，吐蕃自恃兵强，每通表疏，言词悖慢无礼，玄宗十分恼怒。后来吐蕃方面说因为其赞普年幼，是边将造假，才没有再引起麻烦（当然也可能是一种说辞）。可见双方的文件文书往来要有一定格式，起码是平等的。后来清水会盟，吐蕃提出唐朝来敕中称他们的礼物不能称为“贡献物”，唐给的礼物不能称为“赐”，于是改成“进物”和“寄”，理由是吐蕃和唐是甥舅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汉代的原则是不与夷狄结盟，而唐代就和吐蕃三次结盟，有正式的盟书，“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而吐蕃方面提出来的盟书内容是“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仇，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这也都写在盟书内，没有添改（《旧唐书·吐蕃传下》）。同时还立有界碑，表示这是两国正式的边界。不过这界碑也累次被推倒，双方是边盟边打，一切看力量对比决定。可是唐太宗还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递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杜佑在《通典》中，仍然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个方面，描述周边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组成的国家。虽然承认“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但说中华是中心，礼仪之邦，而四夷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贤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通典·边防一》），就是说四夷不可与同中国。

宋代积贫积弱，先是和辽订立澶渊之盟，向辽进贡银、绢来求得和平；后来又被金人打得大败，两个皇帝都被掠去。南宋被迫向金称臣，偏安长江以南，最后被元灭亡。两宋历时二百余年，中国的地图上并非一国独尊，而是数国并立，这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可是程颢却说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其中之一是：“至诚以待夷狄”，[41]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也。另一方面，朝鲜、越南、东南亚诸国，却又向宋朝朝贡，宋朝仍然以中华大国自居，仍然认为四夷诸国应该以臣事君那样尊重宋朝。

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一方面，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应该向之称臣纳贡，服从领导；另一方面，中国和许多国家又是一种平等关系，甚至要受到别国的威胁，向人家称臣。这样一种双重的体系，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简单地把我国古代对外关系说成是朝贡体系，也许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表现。朝贡体系可以说相当长时间迷惑了中国人的视线。特别是历代统治者由于朝贡体系而迷信自己，是中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局势的根源之一。

因为长期以来，和中国本土王朝敌对的国家，在文化上十分落后，所以中原王朝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向它们学习的地方，而且为了和这些国家对抗，越来越巩固了本身的华夷观念。由于华夏文明具有极强的同化力量，许多和汉、唐、宋对立的王朝，也都采用华夏的制度、文化，像辽、西夏、金、元诸朝都是。所以华夷观念不断加强。我们往往说唐太宗对夷狄“爱之如一”，但是他是要他们都“依朕如父母”，即他们必须归附为唐朝的子民。因为中国一向有文化认同的思想，认为夷狄是可以教化的，而经过教化，变其夷习，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

明代虽然驱逐了蒙元，但是北虏南倭，一直是其大患。朱元璋起初还奋力向北发动战争，因为战绩不理想，转而固守“内地”，不许向外。宣称对15个国家永不征伐；倭寇来犯，令沿海居民后撤以避之，不许出海。[42]后来虽然有雄才大略的朱棣，也没能推翻这一祖宗之法，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极好的向外发展、了解、学习的机会，最后因为遭到激烈反对而作罢，连所有资料都遭毁坏。清代以满人入主中原，主要是向文化高的汉人学习，建立了中央王朝君临天下宾服四夷的观念，而且因为清朝初年一度平定边疆有所成就，自认为不仅统一了中原，还统一了塞外，“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于是更加强了故步自封，自我中心的思想。另外，清朝为防范汉人，继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别加强了文化管制，大兴文字狱，查禁各种著述，诱导文人从事脱离现实的考据。这样明清两代统治的结果，整个中国，包括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下及普通民众，都以天朝大国自居，不知道外部有何世界，陷入保守落后，无法自拔的处境。其实，明清时期，西方人的东来势头已经十分强劲，虽然有人说这时的中国经济、政治诸方面并不亚于西欧，可是西方的侵略者恃其坚船利炮，已经不断打到中国的门口。葡萄牙人窃据澳门，荷兰人侵占台湾。另外，耶稣会士也深入各地传教，并把西方的许多先进知识介绍进了中国。但是，介绍者的本意是要宣传基督教，并不完全着力于宣传科学知识；而中国的士大夫除少数先知先觉者外，大都把这些当作海外奇谈，统治者则更是把它当作“奇技淫巧”看待，有所喜好也是快意一时而已。当时中国的传统中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不能承认世界地理的位置。而耶稣会士也有意混淆他们的国别，遂使中国人以为西洋乃是一国，于是有了泰西、大西洋国、大西国等名称，我国的“西洋”之名就是这么来的。而康熙也只知道有西洋人，不知道有法兰西和葡萄牙两个国家。[43]

中国人的西方观

鸦片战争起，西方人的大炮打破了中国统治者天朝大国的美梦，从此中国开始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一些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看见了东洋和西洋。第一批看西洋的人是林则徐、魏源等，他们看见的西洋还残缺不全，而且严重扭曲，所以这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天朝大国的自尊心态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第二批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他们在西方留学若干年，不但有书本上的对西方的认识，而且有亲身体验，所以他们对西方的认识要深刻、正确的多。他们认为西欧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科学与民主，胡适在其著名的文章《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指出，西洋文明的精神是科学，而其新道德、新宗教的内容是理智化（即理性）、人化（即个人主义）和社会化的道德。[44]陈序经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文化，已不是某一国的文化，而是希腊、罗马、希伯来三种联合的文化。希腊文化的特色是偏于伦理方面，希伯来是宗教方面，而罗马是统治世界的帝国。欧洲时常和外界接触，加上其内部的特殊环境，时换新局面。它的文化里，所含的各种特性较多，改变也易。二三百年前的欧洲所占的位置，已比我们好得多。[45]可以看出，先贤们对欧洲文化的了解，是从西欧人学习得来的，这时中国人的西方观、西洋观，也就是西方人自己总结出来的，我们只能从西方人了解西方，当然也就是西方人自己总结的谱系。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民国，可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仍然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而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在这样大的反差之下，诸先贤们对于西方，悠然产生尊敬之情，而以为自己万事不如人家。陈序经认为，从物质生活，工、农、商业、政治、教育、科学、交通等等方面来比较，我们都不如人家，而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这西洋文化，也就是世界文化，你如不适应这一趋势，只能坐而待毙。[46]胡适则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不如人”。[47]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汉学主义的来源之一，即中国人也接受了汉学主义，用以观察自己，并形成了汉学主义的一部分之实例。

又过了差不多一百年，或者说不到一百年，八十年吧，即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西方观是怎样的呢？这倒值得我们再端详一下。我选了陈乐民的《欧洲文明十五讲》这本书为代表。这本书是北京大学的名家通识讲座系列，据说还多次再版，所以具有代表性。这个欧洲文明的谱系，和前面引的沃尔夫所指责的欧洲人自造的谱系是完全一样的。即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法革命等。欧洲的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古典的文化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高潮，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近代民主思想，形成了大西洋文化体系（248页）。欧洲的自由主义，就是包括人的自由，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自由需要法律来保护，自由与平等是终极一致的；自由与民主，没有自由的民主，只是一种没有精神的空壳（249页）。从世界看发展问题，只能是从欧洲看世界，而不能从中国看世界（240页）。“客观地说，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才一百多年。”（2页）这本书和胡适诸先贤西方观的比较，实在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对西方认识的进步的话，就是知道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了。[48]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最近译出的西方人写的《什么是西方》，[49]那就知道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人的西方观和西方人的差不多。尼摩的西方文明序列只是加上了基督教，主张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在位）所开创的“革命”为整个欧洲社会带来了知识、价值、法律和制度的重组。[50]

不同的是该书作者号召组织一个西方联盟，即欧美联盟，以避免内部矛盾，协调一致共同对付西方外部的国家，“以外交和防务的观点看，使用武力，或者至少中止合作，或者一般的单边政策，及其产生的一切后果，都不能被绝对排除在考虑之外”。[51]当然，历史发展到了现在，使尼摩之流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前面提到的老殖民主义分子想要征服、奴役非西方国家相比。他虽然主张世界“没有一个包含一定程度西方化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生存，但是也承认其他独特文化不可能消失，所以他反对多元文化和文化杂交，赞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52]

我们不想详细讨论尼摩的观点，想指出的是，中国现代许多人（当然应该不是全部）的西方观，之所以呈现东方主义的表象，是有其必然性的。广大的亚、非、拉美国家，在18世纪，甚至更早，已经落后于西方，我们要想进步，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的过程，也必然在思想上、在方法论上，受到西方的影响和控制。这就是所谓的掌握话语权，西方是主流意识，我们不知不觉就跟着跑了，所以逐渐落到以人家之是非为是非的地步，而不能自拔。这就是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即自己变成了东方主义者。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汉学主义的表现。现在，是我们应该自觉起来，脱却东方主义的羁绊，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认识体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