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唐弢的赠书
我读了中信出版社新出的汪晖随笔集《颠倒》，其中收有记其师唐弢的文章《火湖在前》和记其师石承的随笔《明暗之间》，均堪称难得的佳作。有趣的是，唐弢研究新文学，一生追随鲁迅；石承则研究古典诗词，师从龙榆生。而此两文，则恰恰显示了汪晖学术脉络的驳杂与深远。学生时代的汪晖，曾在扬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师从章石承；随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师从唐弢，并以研究鲁迅而在学界闻名。这两篇纪念文章，对于理解汪晖的学术脉络是很有价值的。尽管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汪晖早已被称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对此称谓甚不赞同，以为按学术规则，他或可被称为“新左翼”，而所谓的“自由主义”，则应为“新右翼”才对。汪晖的诸多观点我未必赞同，但他学问之余所写的随笔，我还是喜欢的，且认为并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而论”。
编选花城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的中国随笔年选时，我曾选汪晖新作《墓园·颠倒》，而此年选，也收了作为自由主义旗手的朱学勤的随笔《三十年师恩难忘》。有网友买了此册年选，留言表示不满，以为编选者立场混乱。其实，我自己编年选，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看重的是文章本身的气息，而并非某种外在的思想标签。汪晖也是善写文章的，《墓园·颠倒》在我看来堪称佳篇。在此册文集的序言中，汪晖便如此阐述随笔之写作：“学术生活大多沉闷乏味，即便自觉有趣，要想感染别人实在是很难的；沉浸其中，往往被问题牵着走，下笔枯燥，不能顾及文辞。我偶尔写点随笔性质的东西，多半因事而起。一是纪念逝者，感怀旧事；一是完成新作，草成序跋；一是行旅之中，记下一点痕迹。笔端忽而有了感情，文字有所灵动，多半与此有关。”《颠倒》一书中收录有这篇《墓园·颠倒》。
巧合的是，读了《颠倒》一书之后，我又从孔夫子网购得唐弢的一册签赠本。此书名为“劳歌行”，软精装，系唐弢的新旧诗选集，书名取自庾子山《哀江南赋》句“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收入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版的“花城文库”，仅印刷一千二百五十册，并由著名书籍装帧家曹辛之设计。我手中所藏的这册签赠本，是唐弢赠送给扬州大学中文系章石承和夏云璧夫妇的，扉页有蓝色墨水钢笔所写赠语：“石承/云璧同志指正 唐弢敬赠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里的“同志”“指正”等字眼，显得比较客气和生疏；而“敬赠”二字，则又显得十分郑重。书内一百四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五等页码有唐弢校正的错字，也很能见出赠者的认真。令人感慨的是，章石承虽然藏书甚丰，但离世后其藏品多流落书肆，而唐弢的藏书则全部归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购买此册签名本，是因为喜欢唐弢先生所写的书话，意欲购一册先生的签赠本作留念，后来在孔网上发现了此册，真有大喜过望之感。原因是我恰巧读过学者汪晖记其师章石承的文章《明暗之间》，对他笔下的这位曾师从龙榆生的词学教授印象很深，而汪晖师从章先生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恰恰是唐弢先生。汪晖记其导师唐弢的文章《火湖在前》，也是文质并美的佳作。恰恰是这册签赠本，让我更加关注这种特别的学术交集，从而也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这两位处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人的精神底色，并由此再来返身审视作为他们学生的汪晖，则对这位在当代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更增许多的理解。这本《劳歌行》的签赠本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启发，于是我又重读了《颠倒》中的这两篇相关文章。
先来说说《明暗之间》，此文写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汪晖说他在异国的天空下，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白天还在北欧的夜空挣扎，不肯退入黑暗。我知道很快又是黎明。斯德哥尔摩的夏日，昼长夜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夜，不过是明暗之间。”对此，他说自己想起了鲁迅的文字，也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在这样的天气之下，汪晖说他还想起了一个人，“那些曾经在‘明暗之间’彷徨的老人，那些早已退入黑暗的影子的故事”。随后他才写他硕士研究生导师章石承先生。如此铺垫为文，显得有些冗余，却暗含着一番特别的用心，这正是汪晖作文的厉害之处。
《明暗之间》这篇追忆导师章石承的文章，重点写了一件事情，便是汪晖受其导师的委托，在前往北京鲁迅博物馆查阅资料之余，顺便为龙榆生先生扫墓。汪晖在查阅资料之余，辗转打听到龙榆生的女儿龙顺宜的住址。“我已经记不得在哪一条街了，反正是一处北京寻常巷子里的大杂院，周围有许多人家，室内昏暗，那时已是年底，屋子里烧着炉子，仍觉得冷。”龙顺宜对于其父的学生的学生来访，显得有些意外，又对研究古典文学的章石承担任汪晖的现代文学研究指导，也感到惊讶。随后，她询问了汪晖一个问题：“你对周作人怎么看？”尽管当时学界已经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有所评价，但对他的“汉奸”一节依然未能有新的看法，汪晖自然因循其辞。龙顺宜听后，非常感慨，长叹一声：“老一代快死完了，年轻的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
汪晖说他后来才了解到周作人与龙榆生两家的交谊，周作人在南京入狱后，龙顺宜曾给予他特别的生活照顾。而周作人和龙榆生，都是在“汉奸”问题上有污点的争议人物，龙榆生与汪精卫是至交师友，时有唱和；而周作人则是下水成为汉奸，担任伪政府的职务。龙榆生与周作人有着密切的交往，而周作人又恰恰是汪晖研究和心仪的鲁迅先生的二弟。拜访龙顺宜之后，汪晖去北京万安公墓为龙榆生扫墓，但到了天色渐晚之际，才发现一个很小的墓碑上写着：“江西九江龙七之墓。”再无别的标记。对此，汪晖写道：“不写出墓主的名字，大概是因了某种历史因由，‘文革’时代这类事情很多，我也见怪不怪。暮色中，北风里，我站直了，面对凄清的墓碑，向我从未谋面，也不知究里的墓中人，鞠躬凡三次。其时衰草瑟瑟，坟场无边，一片沉寂。”
《火湖在前》是唐弢的一篇悼文。唐弢是鲁迅精神的传承者，也是知名的藏书家、散文家，晚年从事文学研究，但我读了汪晖的这篇文章，才发现唐弢在表面的风光之外，还掩藏着一份与主流疏离的痛苦。在这篇文章中，他评价其师唐弢是一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虽然他的心底荡漾着浪漫的诗意”。“火湖”这个意象，源于唐弢的一句话：“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深跳下去，而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汪晖抓住了“火湖”这个意象，试图进入恩师的精神世界，颇显深邃和另类。“火湖”一词来自于《圣经》上的一句话，英文为：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一九二六年，唐弢在课堂上被他的英语老师勃朗夫人叫起来分析这个句子，当时学校外面正响着紧密的枪声。唐弢站起来分析说，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则”。
在纪念导师唐弢的这篇文章中，汪晖自然多多提到鲁迅，并在文章最末处，感慨：“先生，您终于是鲁迅的弟子呵！”其中也谈及鲁迅的二弟周作人，特别是对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学界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争议，唐弢多从生活小事的角度予以批驳，“如谈周作人在处理家庭事务中的那一面，他失望于周作人自私却又欲加以掩饰的阴暗心理，因为他不能忘怀当年谈妇女问题，介绍卡本特、蔼理斯的周作人”。显然，周作人所谈所做在唐弢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但他议论及鲁迅，却是另外一种精神风采：“至于‘大义’，先生也是从日常生活之中体会的，他几次谈到鲁迅在救国宣言上找寻周作人的名字的细节，他的心阵阵作痛，禁不住泪下潸然。”谈论历史人物，唐弢与龙顺宜都是亲历者，但不同的身份和视角，使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也是决然不同的。作为学生的汪晖，则又是几乎同时完成了这两篇深情而又感情复杂的追怀文章。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载《法治周末》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