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上的斗争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占有泰国三分之二广播电台资源的军用广播网在每天早上6：45和下午6：00播出两套节目，号召民众保持秩序和团结，并鼓舞民族主义和民族安全意识，以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威胁。广播涵盖了不同的话题，从对抨击民选政府等等社会事件的政治评论，到信件和讣告，应有尽有。但是主题是明确的：对于泰国人民来说，什么是好或坏，他们应该如何行事，应该如何看待每一个事件。这种广播试图给民众强行灌输社会的以及思想的准则，这是一个公然的洗脑计划，每天两次，不厌其烦地渗透到每一间屋子和每一辆汽车中。通常，这种标准观念的合法性仅仅是“根据泰国的……［文化、价值、传统、历史］”。从积极方面来看，评论常常引用历史、国王的讲话、现任军队首脑的言论以作为泰国性各方面的权威。而从消极方面来看，这些广播通常会提到别的国家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印度支那，广播会把它们作为邪恶、堕落的例子，泰国必须免受这种价值观的荼毒。更确切地说，邪恶和堕落常常被宣称正在那些“其他”国家发生。除了动员民众支持军队之外，广播显然也是用以制造某种泰国性标准的官方产业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力图以标准化为目的对泰国性进行的不容争辩的解释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所有情况下，它们之所以挑战官方视角，仅仅是为了提出另一种泰国性的标准。完全消解泰国性的概念可能难以想象。就算是泰国近期历史中最为激进的反对派泰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它强大的民族主义情感，而这也成为了反西方主义的开始。这种趋势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它颇具清教徒意味的提倡传统和民粹的文化计划，它反对堕落的西方文化与虚伪的政府的合流，并认为这样无法防止泰国文化的退化。一位一度入党的学生领袖评论说：“就传统价值而言，共产党比观察者所见的更多地继承了泰国的遗产。”迄今为止，泰国在对泰共的评论上，对这一点仍避而不谈。但是，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泰国共产党的这种保守主义特征，还是因为这些评论也持有同样的倾向呢？

对于泰国性的另一种有争议的解释则更为晚近，并且仍具有影响力，作为一种舆论取向，它以其保守的激进主义吸引了不少拥趸。从根本上说，它以泰国传统佛教的眼光来抨击现代泰国社会的失败，认为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消费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泰国人基于泰国文明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现代文明以及泰国社会中的道德和佛教都将一起退化。转而，它号召回归泰国性，认为这是泰国文明的根本和基础的价值观，也是泰国知识分子所一再主张的，而这一切都以佛教为基础。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军人干政和军政府，因为军人干政对泰国社会的退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跟过去的君主制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目前持有这种主张的一些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泰国性深深根植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特别是在农民那里。照这种观点来看，泰国性和泰国的思想就根植于乡野，在精英的对立面生根发芽。然而，与泰国精英所倡导的泰国性一样，它也反对西方文明。一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宣传者在一本诗歌集中宣称：

［这些诗歌］拥有超越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上的优势……［这些诗歌］使我们得以感受乡野之美，并发展出一个生气勃勃、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些诗歌的］作者是一位运用泰国的才智挑战西方的艺术家和思想者……在许多艺术家丢失了他们的泰国认同，并转向从其他国家获取新认同的时代。

对于军方来说，尽管左派的威胁不断，但泰国性还是生机勃勃。对于佛教激进分子来说，它是处于危机之中的，因为西方文化占据了优势；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恢复这种泰国性，并使之成为未来的唯一选择。就像一位佛教激进分子评论的：“现在泰国整整一代人都与泰国性分离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亲近之情并失去了自豪感，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泰国社会的精英在对西方的亦步亦趋中迷失了，没有运用他们的才智来探究我们的认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道德衰败的关注同样被最近另一起影响深远的佛教运动提及：法身寺（Dhammakaya）运动。其支持者是一些皇室成员和军方首领，而佛教激进分子反对这场运动。这场运动表达了对西方知识和文明的不信任以及其对佛教的影响。然而，著名的反共僧侣吉滴乌笃（Kittiwuttho）并不持这种看法。他虽然同意商业的贪婪和高等教育在西方国家引起了道德和信仰的衰败，但是他确信，在泰国，佛教是引路的明灯，科学和技术将对佛教信仰起到促进作用。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泰国性的哪一种解释应该被视为正确和合法的，而在于这些所谓归属的、天然的亲缘感虽然被确信可以使泰国人民熟知或者从直觉上认知泰国性，但无法保证能有一个清楚的关于泰国性的概念。泰国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与东方学家书写东方的渴望相比，所用的暴力、压迫和霸权一点都不少。对共产主义、破坏活动、反叛和冒犯（lèse-majesté）之举的指控屡见不鲜。

这些例子同样指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无论哪种关于泰国性的解释占据支配地位，或者，无论形成怎样一种折中主义，泰国性的支配地位都不会改变。虽然各种解释在很多方面尖锐对立，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关心泰国性中的佛教以及西方文明对泰国性的威胁。尽管它们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各派都宣称他们通过遵守泰国性而获取合法性。这是政治思想中没有人敢违背的范式。如果有人被指责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他的理论就丧失了可信性和权威。这正是右翼分子在1973至1976年间反对左翼运动时曾经采用的一种策略，这也是导致泰国共产党分崩离析的部分原因所在。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阅读，可以知道，泰共曾经不加思考地试图在泰国革命中模仿中国模式，甚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那些在1976年后加入泰共的青年激进分子深感幻灭。对于这些年轻学生来说，正是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泰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和泰国社会方面的权威和力量几乎消失殆尽了。

但是泰国性，或者说泰国的国家感，泰国民众所理解和感觉到的“我们自身”、合法性、准则、标准、情感、灵感以及敌意的来源、参照与理由，从未被认真质疑过。它从哪里来？以何种方式形成？泰国民众所宣称的对于它的归属关系是真正自然而然的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泰国性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