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常识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诗经》

《诗经》出现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韩诗外传》)


像这种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地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威权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从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环,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305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6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300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现在据《毛诗》的本子,将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续表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卫宏《诗序》)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关于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郑樵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正月》《十月》《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至于风、雅、颂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很无聊、很勉强的举动。就现在的《诗经》看来,此种分别早已混乱而不能分别,“雅”为朝廷之歌,而其中却杂有不少的民歌在内,如《小雅》的《杕杜》与《魏风》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华》,及《隰桑》诸诗,与国风中的《草虫》《采葛》《风雨》《晨风》诸诗置之一处,直是毫无差别!如《白华》《谷风》,也都是极好的民歌;“颂”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无将所有的颂神诗都归入“颂”内,而不料许多的颂神诗,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凫鹥》却又不列于“颂”中而列于“雅”中。似此混杂无序的地方,全部《诗经》中不知有多少,现在不过略举几个例而已。这种混杂无序的编集,不是因为编定《诗经》的无识,便是因为汉儒的窜乱。我以为“汉儒窜乱”的假定,似更为可信,因编定《诗经》者,当他分别风、雅、颂时,必定有个标准在,绝不至于以应归于“颂”的诗而归之于“雅”,或把应归于“雅”的诗而归之于“风”。汉儒之窜乱古书,与他们之误解古书,是最昭显的事实。所以一部《诗经》如非经过他们的窜乱,其次序断不至于纷乱无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来许多说《诗经》的人,怎么都只知辩解诗义或释明“风”“雅”“颂”之意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注意到这一层。

现在,我们研究《诗经》却非冲破这层迷障不可了!我们应该勇敢地从诗篇的本身,区分它们的性质。我们必要知道《诗经》的内容原是极复杂的,“风”“雅”“颂”的三个大别,本不足以区分全部《诗经》的诗篇。所以我们不仅以打破现在的《诗经》的次序而把它们整齐地归之于“风”“雅”“颂”三大类之中,且更应进一步而把“风”“雅”“颂”三类大别打破,而另定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次序来。

我现在依我个人的臆见,姑把全部《诗经》中的诗,归纳到下列的几个范围之内: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中并不多,卫宏的《诗序》所叙的某诗为某人所作的话,几乎完全靠不住。在我们所认为诗人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大概都是无名的诗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从他们的诗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节南山》言“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诵”之类。此外我们从《尚书》《左传》以及汉人所著的书里,也可以知道几个诗人的姓名,但这种记载,却都是不甚可靠的。不过在许多诗篇中,哪一篇是诗人的创作,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而已。在这些创作中,有几篇是极好的诗,如: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鳢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小雅·何人斯》)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豳·鸱鸮》)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恳情绪。

民间歌谣都是流传于大多数孺妇农工之口中,而无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数的是恋歌;这些恋歌真是词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它们可占到极高的地位。例如: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陈风·东门之杨》)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郑风·子衿》)


自伯之东,首如飞篷。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卫风·伯兮》)


随意举几首出来,我们已觉得它们都是不易见的最好的恋歌了。“结婚歌”在《诗经》中也有好多首,如《关雎》《鹊巢》《桃夭》之类,我们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


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时乐工唱的祝颂歌,后者是娶亲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辟《诗序》释《关雎》之错误,以为《关雎》本是“恋歌”,其实也错了,《关雎》明明是一首结婚歌。

“挽歌”《诗经》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数首。《葛生》为悼亡而作,如: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诸句,读之使人凄然泪下;《蓼莪》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诸句,亦至情流溢。

“颂贺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关于“农事”的歌,《诗经》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极好的,如《七月》,是叙农工的时序的;如《楚茨》《信南山》,是农家于收获时祭祖之歌;如《甫田》《大田》,是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如《行苇》《既醉》,似都是祭事既毕之后,聚亲朋邻里宴饮之歌;如《无羊》,则为最好的牧歌: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


其他不属于上列范围的民歌亦甚多。

贵族乐歌,大部分都是用于宗庙,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祷歌或颂神歌。其他一部分则为宴会之歌,为田猎之歌,为战事之歌。这种乐歌,我们都觉得不大愿意读,因为它们里面没有什么真挚的诗的情绪。(正如当我们翻开《乐府诗集》时,不愿读前半部的《汉郊祀歌》《齐明堂歌》之类,而愿意读后半部之《横吹曲》《相和歌》之类的情形一样。

《诗经》的时代之难于稽考,也与它的诗篇的许多作者姓名之难于稽考一样。我们现在仅知道,除了《商颂》中的5篇,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后,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产物以外,其余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前后)的产物。在这301篇诗歌中,多数诗篇都是带着消极的、悲苦的辞调,对于人生的价值起了怀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则攻击执政者的贪暴,有的则因此遁于极端的享乐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小雅·小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小雅·采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诸诗,都足以表现出丧乱时代的情形与思想。而这个丧乱时代,大约是在周东迁的时代前后,(《小雅》中的《正月》且明显地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所以那些诗篇,大约都是东迁前后的作品。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仅能如此大略地说。至于如卫宏的《诗序》,何楷的《诗世本古义》所指的某诗为某王时的产品,则其不可信,也与他们之妄指某诗、某诗为某人所作一样。

《诗经》的编定者是谁呢?《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删定为305篇,这是说,《诗经》为孔子所删定的,汉人都主此说。其后渐渐有人怀疑,以为孔子不会把古诗删去了十分之九。郑樵则以为孔子取古诗之有谱可歌300篇,其余则置之,谓之“逸诗”。有一部分人则以为古诗不过三百,孔子本不曾删。崔述也赞成孔子未删诗之说,以为:“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逢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失传耳。”(《读风偶识》)其意盖以《诗经》之流传,为有人爱好诵习之故,并没有什么人去删定。但以上诸说,都有可疑之处。古诗三千余首之说,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诗不止《诗经》中的三百,则为显然的事实。在《国语》《礼记》《左传》《论语》诸书中,我们曾看到好几首零片的逸诗,故古诗不过三百之说全不足信;郑樵以300篇俱是有谱可歌的诗,也不足信(上面已提过);崔述之说,理由甚足;但口头流传的东西,绝不能久远,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绝难完整地流传至汉。(如当时没有一个编定者,恐《诗经》的诗,至汉时至多不过存十分之一。观古诗除《诗经》中之诗外,流传下来的极少,即可知。)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绝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大约在辗转传习之时,其次序必有被窜乱的,也必有几篇诗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诗》,恐就是有其题名而逸其辞的,并不是什么“有其义而亡其辞”,也不是郑樵所猜度的什么本是“有谱无辞”。

古代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虽仅有《诗经》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极少),然在《诗经》中的这305篇诗歌,却有好些首是重复的,因地域的歧异,与应用之时不同,而一诗被演变为二、为三的。有一部分的诗,虽不能截然断定它们是由一诗而演变的,但至少却可以看出它们的一部分的诗意或辞句的相同。现在且举几个例:

在第一及第三组的这10首诗里,显然地可以看出每组里的几首诗,都是由一首诗演变出来的。这种演变的原因有二:

一、因为地域的不同,使它们在辞句上不免有增减歧异之处,如现在流行的几种民歌《孟姜女》与《五更转》之类,各地所唱的词句便都有不同。(此种例太多,看近人所编的各省歌谣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为应用的所在不同,使它们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饰的所在,如民间所用的这个歌是朴质的,贵族用的便增出了许多浮文美词了。(第一组的《樛木》《南山有台》及《采菽》即是一个好例。第二组的二首诗,则仅开始的辞句相同,这个例最多。

古诗的辞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书经·皋陶谟》所载的舜与皋陶的赓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


之类,即为一例。《诗经》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数的诗都是四言的;间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诜诜兮。”),五言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以及杂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诗篇,四言是其正体。

《诗经》在文学上给了我们以不少的抒情诗的瑰宝。同时,在中国的史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把它的时代完完全全地再现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的生活、那时代的思想、那时代的政治状况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兽、鱼类、虫类(植物有70种左右,树木有30种左右,兽类有30种左右,鸟类有30种左右,鱼类有10种左右,虫类有20种左右),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所用的乐器、兵器之类。这种极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书中所最不易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