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党项李氏反叛北宋而折氏却忠贞不渝

在北宋初朝，党项李氏与中央政府关系也很友好，甚至派兵配合宋军攻打北汉。但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开始，李氏党项中的一支——李继迁部转而倡导反宋。此后的一百多年，双方经常兵戎相见，战争不断。即使在双方停战、和平相处时期，西夏也仅仅是维持对北宋的表面“臣属”关系，实是一个独立王国。

李继迁举兵反宋，导火索是宋太宗企图把李继迁及其族属迁到京城开封，剥夺党项李氏对西北的世袭统治，改由中央命官取而代之，直接统治。这一影响深远、后果严重的反宋事件的爆发，是宋代统一与分裂、流官制与世袭制诸多矛盾冲突的一种特殊表现。李继迁之所以要冒险反宋，根本原因是“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

先探讨“李氏世有西土”。据《宋史》记载：

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初为行军司马，（后唐）清泰二年，彝超卒，遂加定难军节度使。晋初，加同平章事……汉初，加兼侍中。周初，加中书令，显德初，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尉……乾德五年，卒，太祖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子克睿立……自权知州事，（宋朝）授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克睿卒，（子继筠）自权知州事，（宋朝）授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太平兴国五年，卒，弟继捧立。

可知，李氏居住、经营、统治夏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一带已经数百年，是当地望族。并且“自权知州事”，世世代代都是当地长官；从唐末崛起，世受中央政府恩封，是一有所汉化的少数民族为主的特殊“藩镇”。

再看“今一旦绝之”。据《宋史》记载：“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朝觐者，继捧至，太宗甚嘉之……继捧陈其诸父、昆弟多相怨，愿留京师。（宋太宗）乃遣使夏州护缌麻已上亲赴阙……（李继捧族弟李继迁）时年二十，留居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及使至，召缌麻亲赴阙，（继迁）乃诈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地斤泽”,走上反宋之路，成为宋朝西北大患。宋太宗要把李氏及其族人连根拔起，统统迁移到两千里外，这是李继迁等人绝对不能接受的。

李继迁之所以抗命不从，拒绝内迁，大致有两大原因。从李继迁自身内因来看，“李氏世居西土”，家业、祖坟、亲朋都在本地，根基深厚，安土重迁自然是人之常情。李继迁之弟李继冲反对内迁时就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宋朝官员也认为：李继迁抗命“只是怀恋父祖旧地”。五代时，契丹曾强令西北党项迁至东北，遭到激烈反抗，双方大战而决裂。五代后唐时，唐明宗曾强令夏州李氏迁镇延州，也遭拒绝，唐军围攻多日而失利退却。“自是夏州轻朝廷。”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即使中原是一片王道乐土、小康社会，西北党项李氏也不一定都愿意迁居过去，更何况此后中原仍然战乱不息，朝政不良，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并无根本改观。从外因看，党项内部并不统一，矛盾重重，李继捧愿意归宋并不能代表全体党项人都同心同德。“太宗尝宴群臣苑中，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对曰：‘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北宋官员宋琪也指出：党项诸部“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宋太宗对西北党项内部情况及其特点显然并不真正了解，严重低估了他们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他误以为李继捧愿意归宋，其他李氏党项也会无条件服从追随，向风而化。

当然，李继迁率数十人逃离后，宋朝如果能够因俗施政，妥善应对，双方也不一定恶化崩盘，大打出手。但宋朝一错再错，该硬的不硬，该软的不软。一方面，宋朝严重低估了李继迁的巨大潜力和雄心壮志，没有派出足够军力追回李继迁，反而连吃败仗。另一方面，宋朝没有开展全方位的安抚、联络、团结工作。李继捧本已归宋，但宋太宗却在宋军失利后派他回去招抚、同族操戈。继捧变心、失败后，宋军把他执送京城，“诘责数四，”封侮辱性的“宥罪侯”，他本人“常怏怏不自得”，也彻底断绝了李继迁等人回心转意的可能，进一步加深了宋夏之间的矛盾与仇怨。而李继迁却“连娶豪族”，又娶契丹义成公主，建立反宋联盟，以兴复祖业相号召，西人“往往多归之”；纵横驰骋，“渐以强大”。从此，宋朝不仅永失统一西北的良机，而且陷入长期苦战的泥潭和一百多年的窘境。西北地区的广大民众，也陷入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苦难深渊。

与党项李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府州折氏从不反北宋，而且世代忠于北宋，为北宋统一和边防做出积极贡献。要因有三：

第一，特殊的历史和方位。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府州北面，是强大的契丹国。因契丹长期侵犯、掠夺、凌虐党项等族，府州折氏在五代时就非常仇视契丹。北宋前期，契丹与府州折氏数度血战，双方成为世仇。西面是李氏党项，双方关系在五代时就很不和睦。后周显德元年（954）任命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引起李彝兴强烈不满。史载：“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耻之，塞路不通周使。癸未，上（周世宗）谋于宰相……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彝兴惶恐谢罪。”可知，李氏、折氏此前早有仇隙；这一事件，李氏因折氏而受到周世宗斥责，双方仇隙扩大。显德五年（958），折德扆不远千里到开封陈留县迎谒周世宗，请求内迁，估计是与李氏党项矛盾加剧，受到李氏党项挤压。李继迁反宋后，曾大举进攻麟府地区，折家将遭受很大损失，双方铸成世仇且日益加深而不曾缓解。北面、西面都是世仇死敌，府州折氏只能向东、向南寻盟结好。

第二，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对府州折氏政策特殊而得当。对此，戴应新（1989年）、周群华（1990年）、李裕民（1998年）、陈君恺（2000年）和高建国（2014年）等先生已经先后做出很多精确论述。这里只在前贤基础上再强调、深究宋太祖的决策及其长期的积极影响。熙宁八年（1075）正月，张方平回答宋神宗询问时说：“太祖不勤远略，如夏州李彝兴、灵武冯晖、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故边圉无事。”至于宋太祖“许以世袭”的具体内容，今难详知。但有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允许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此朝野共知的政策。除世袭知州这一最大特权外，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给予府州折氏的特殊政策，还有如下三种：（1）允许折氏家族成员在府州担任文武要职。如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八月之前，折谏担任府州都孔目官、勾当府谷县。“折氏许多族人参与了州政。”在折家将军队中，折氏族人更多。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八月，李继迁部大举进攻麟州。“知府州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战。”“折家将”战斗力强，与亲族统兵有直接关系。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折继闵逝世时，“部曲、姻戚、门生、故吏哭于辕门者以千数”。折氏军队和府州官吏的家族化颇为突出，但从宋太宗朝开始，中央派入流动性“正官”，其家族化有所削弱。（2）赋予特殊的刑罚和行政权。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太宗已于三月去世，真宗继位）十一月，知府州折惟昌等奏：臣父（折御卿）尝奉诏：“归投蕃部中，有怀二者，便令剪除。”未敢遵奉施行。“诏如有蕃部委实违背者，依蕃法例行遣。”折御卿在开宝九年（976）宋太祖逝世前接任府州知州，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十二月去世，他接到的诏令可能来自太祖，更可能来自太宗。按此诏令，只要怀疑蕃族投归者有二心，不必核实、上报，就可剿除。而宋真宗赋予折惟昌的刑罚特权是，按照“蕃法例”处理，不必按照内地法例。在内部行政中，府州折氏也有特权。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九月，“遣中使赍诏抚谕知府州、如京使、廉州刺史折继祖。初，继祖欲解去州事，下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梁适体量，适言：‘折氏累世承袭知府州，本族仅三百余口，其所部沿边蕃族甚众。凡犒劳以俸钱，而所用不给，素于蕃族借牛耕莳闲田、以收获之利岁赡公费。且朝廷俾之承袭，即与内地知州不同。比年监司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乞慰存之。’故遣是诏”。可知折氏治下的府州的租税、经费等政策，原先就与内地迥然不同。“比年监司一以条约绳之”，使知州折继祖难以忍受，便以辞职表达不满。梁适调查情况后，宋仁宗派中使“赍诏”抚慰挽留，才了结此事。中使所携诏书内容不详，估计当有承认府州特殊施政之令，所以此后未再出现辞职等事端。（3）特殊礼遇。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三月十日，太原府路都监、知府州折可大奏：“伏覩皇太子受册礼成。伏闻凡宫闱大庆，虽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臣家亦尝贡方物，或遣母妻入觐。盖祖宗眷遇特厚。今欲乞将己俸进马二十匹，庶效臣子之恭。臣已将马价钱赴州军资库送纳讫。切恐有司不知有此体例，不为收接。伏望许令投进。”诏依所乞。折可大上奏之时，已是北宋末期，距北宋建国已有155年，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之职已超10人。折可大对皇帝的“特厚”眷遇、赋予的特殊“体例”，非常熟悉。他在奏文中提到的特殊礼遇和体例主要有两条：一是凡遇宫闱大庆，“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而府州知州折氏允许。二是一般文官武将不许派母妻入宫朝觐，府州知州折氏却准许。从北宋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也确实长期赋予府州知州折氏一系列特殊礼遇，并且把一些特殊礼遇法规化。《宋史·职官志·吏部·司封郎中·员外郎》记载：“凡庶姓孔氏、柴氏、折氏之后应承袭者，辨其嫡庶。”与孔氏、柴氏并列，折氏享受特殊礼遇规格之高确是异乎寻常。

第三，府州折氏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李氏更密切。研究论述党项李氏和折氏的专家学者，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他们与内地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但都忽略了二者的程度差异。这种程度差异，与其地理位置、便利条件之差异密不可分。府州紧邻黄河，一过黄河就与内地中原连为一体，经贸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是内地中原主要的良马来源地之一。因此，府州对内地中原的依赖性更强一些。而李氏统治中心先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后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与中原内地的距离比府州更远一些。更值得注意的是，陕北地区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封闭性强，与中原内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比府州地区更加困难，更易于养成独立意识。很显然，这是造成李氏反宋自立而折氏亲宋忠诚的深层次基础性原因。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党项李氏叛宋自立与折氏亲宋忠诚，都非偶然，既有历史、地理原因，也有政策调整原因。对北宋中央政府来说，历史背景、地理条件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而政策调整是随时可变的。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却有正确与错误、得计与失计之分。北宋时期的官员，认为中央政府对党项李氏“失计”而对折氏“得策”者不乏其人。其得其失，均成历史遗产。内含之教训与经验，常闻常新，永远值得后人警醒借鉴。